李会富

作为先秦文献，《国语》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一样，本身也存在学界长期关注、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语》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及文献的性质和价值等问题。自汉代以来，学术史上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和论辩，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张著对《国语》学史上这些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梳理总结，做出了客观中肯的分析评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关于《国语》的作者，传统观点认为，《国语》与《左传》一样，都是春秋时期的鲁君子左丘明所作。这种观点最早由西汉司马迁提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表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东汉班固、三国韦昭等人亦持此种观点。然而，自西晋起，便有学者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西晋傅玄通过对比《国语》与《左传》的差异，而提出“《国语》非丘明所作”的主张。此后，关于《国语》作者是否为左丘明的争论时有发生，隋代刘炫、唐代赵匡、宋代叶梦得、清代赵翼等都曾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们有的称《国语》作者为“左氏”而非左丘明，有的称《左传》作者是“左氏”而《国语》作者为“左丘氏”，还有的则称《国语》为春秋时期各国史官所作而非左丘明作。现代学者钱穆、卫聚贤、郭沫若等人又对《国语》作者提出了其他观点。这些观点“因为没有坚实的论据来做最终判定，无论是支持旧说者，还是反对旧说者，似乎都无法说服对方”。张著则对两千多年来关于《国语》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分析，对相关论述进行了摘编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学术史上就《国语》作者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无定论的原因所在。该书认为：“这种争论的根本原因是局限于传统作者观念，没有意识到先秦古书成书的复杂性。”为此，该书深入分析研究了古书撰作流传的普遍模式，指出：“按照一般著作署名规则，作者即是作书之人，题某人所著即标示着其对其书拥有绝对的著作权。但是先秦古籍中所题撰人并不都是作者，其中有很多所谓撰人是后人所题。这种在作者问题上的理解差异，常常导致后人对古书作者产生误解。因此，著作与编纂的区分在先秦时期并不十分清晰。”换言之，先秦时期是一个“写本时代”，那个时代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大多经历了一个不断编辑修改的过程。由此断定，《国语》是一种“开放文本”，其作者或编纂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此前提下，张著又详细分析了《国语》文本的内容，依据《国语》中篇幅最多的是《晋语》，而推断出《国语》的最初编撰者是“三晋之人，至少是与三晋地域接近之人”。

与作者问题的争论密切相关，《国语》成书年代也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基于左丘明作《国语》的判断，大多将《国语》的成书时间确定为春秋末期。东汉班彪便持这种观点，认为“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班彪的表述既表达了《国语》成书的具体时间，即“定哀之间”，又表达了《左传》与《国语》的成书次序，即先撰《左传》后撰《国语》。北宋司马光则认为，《国语》是左丘明为编纂《左传》而事先采集的列国之史，《左传》是从这些事先采集的史料中取其菁英者编写而成。这实际上表达了先有《国语》后有《左传》的时间次序。清代赵翼、康有为等人也认为先有《国语》后有《左传》，《国语》是编纂《左传》的基础史料。张著则基于《国语》作为先秦“写本时代”的“开放文本”的定位，认为“《国语》的成书年代也并不一定限于一时”，而“是由若干编纂者在一段时期内完成的”。同时，该书依据《国语》文本内容，分析了《国语》最初编撰的大体时间，断定“《国语》最早有史记载是安釐王卒年，即公元前243年，而其主要编纂工作的完成则应在此之前”。

除了《国语》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张著还对国语的文体性质、思想主旨、结构布局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澄清了《国语》学史上围绕这些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经过总结梳理、辨析考证，张著指出，《国语》在文体性质方面属于先秦语书，它的列国记事布局、文本叙事结构都是有着统一规划、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着眼点就在于表达明德彰善的思想主旨。

张著对《国语》文献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在研究《国语》文献问题时实现了考察视角的转换。《国语》学史上很多学者在探寻其文献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解决思路时，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左传》《史记》《汉书》等相关文献所提供史料的梳理考证上，而忽视对《国语》文本本身所包含信息的研究和挖掘。张著则将考察视角从《国语》文本之外的其他“二手信息”转移到《国语》文本自身，重点研究《国语》文本自身所包含的丰富信息，找到了解决《国语》文献问题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文本依据。二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研究成果特别是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张著在考察《国语》文献问题的过程中，全面回顾总结了《国语》学史上的不同观点，有甄别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的利用，体现了当前学术界关于《国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观点。三是从大的历史视域中考察《国语》文献问题。张著虽然将《国语》文本作为研究《国语》文献问题的主要文本依据，但并没有将研究视域局限于《国语》文本本身，而是将问题研究视域放大到问题产生的整个历史场域中，从不同时代背景和经学史视域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历史还原，深入研究了问题发生的历史背景，深挖了争论背后的历史渊源，指出了各派论点背后的真实历史缘由，从根本上澄清了《国语》学史上诸多争论的真实意涵和真实面貌。

学界对《国语》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些成果或者专注于对《国语》文本的注释，或者专注于对《国语》文献问题的考证，或者专注于对《国语》学的总体研究，然而在对《国语》学史的贯通性、整体性研究方面用力不足，一直缺少贯通古今的《国语》学史专著。张著的出版弥补了《国语》学史研究的此种不足。该书在广泛收集历代《国语》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为《国语》学史的演变发展划定不同阶段，并总结各阶段的特征，尤其关注《国语》与经学之间在各个阶段的关联，最终在梳理《国语》学史的同时，展现《国语》在经学史中的变动轨迹。

全书按照经学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两千多年的《国语》学史划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段，即经学奠基时代、典范经学时代、理学经学时代、考据经学时代。所谓经学奠基时代，即先秦时期，这是儒家经典编撰生成时期，也是《国语》经典文本的生成时期。张著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国语》编纂的时代背景，分析了诸子时代语书生成的过程及其特点，明确了《国语》的语书性质，阐述了《国语》在经学奠基时代的编纂流传历程及其作为先秦经典的生成演变的开放模式。该书认为：“先秦经典文本的编纂与流传过程有着极大的复杂性，这一点在《国语》一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国语》在先秦时期的编纂成书，与当时经学著作的成书过程有很多相似性。它与诸子著作不同，其编纂成书少了私人撰作的色彩，而与《尚书》《诗经》等经典一样，体现了鲜明的官书特征，其编纂成书得益于先秦发达的史官文化。据《礼记·玉藻》和《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这两种史官分别专门负责记事和记言，而史官所作的那些记言材料则为先秦语书的编纂提供了资料。《国语》正是在当时的记言史料、语类文献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语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古时语书的特征是记治国之嘉言善语，而“单纯记嘉言善语的古语书，至春秋以后的确发生了以事入语的变化，其代表者即是《国语》”。张著则从三个方面说明《国语》所具有的语书特性：一是《国语》具有明确的主旨思想，即明德；二是全书内容围绕先王之事展开，记述贵族阶层的嘉言善语；三是其叙述形式主要为对话问答，具有背景、言论、结果的三段式叙事结构。同时，对于《国语》中的记事成分，张著也有自己的分析，指出《国语》中的记事都是为言论服务的，“事仅是对言论背景或结果的叙述”，其目的在于说理，因而本质上仍是记言。这便对《国语》的语书特征做出了全面、深入的论证分析。张著对经学奠基时代《国语》学史的考察，综合使用了传世文献、出土简帛等各种资料，并借鉴了学界关于《国语》生成过程及文本性质研究的众多成果，既抓住了先秦《国语》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呈现了先秦《国语》学史的整体面貌。

所谓典范经学时代，是自两汉到初唐时期。这一时期是《国语》作为《春秋外传》列入经学序列的时期。张著主要从“《春秋外传》的崛起”和“汉魏注解的兴盛”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国语》学进行论述，重点探讨了《国语》研究在典范经学时代的开启和兴盛历程。该书指出，《国语》在两汉时期迎来了研究热潮，随着古文经学特别是《左传》的崛起，《国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先是在西汉末年被刘歆冠以《春秋外传》之名，开始其坎坷的经学历程，到东汉郑玄则引《国语》注经并称之为《春秋传》，《国语》被东汉经学家正式接纳而得入经学序列。随着《国语》地位的提升，对《国语》的研究注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东汉时期开始出现贾逵《国语解诂》、郑众《国语章句》等注解《国语》的专书，开启了《国语》注解史。到魏晋时期，出现了虞翻、唐固、王肃、孙炎、韦昭、孔晁等众多专门研习《国语》的学者，《国语》注解纷纷涌现，《国语》学研究达到高潮。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援引《国语》来解经或者参与经学讨论。这些都昭示着《国语》在典范经学时代的研究盛况。

中唐到宋明时期为理学经学时代。张著以“质疑之风的开启”“宋明境遇的衰微”两节，对理学经学时代《国语》地位的变迁史、《国语》学的发展史进行了深入分析，梳理了从中唐到宋明时期学界围绕《国语》开展的争论和研究，论述了《国语》学研究随着中唐以后社会思潮变革及理学思潮发展而逐步推进的历史进程。张著指出，《国语》在这一时期随着疑经思潮的出现和新经学的兴起而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日益面临着被审视、被重估的境遇。唐代中期《春秋》新学的出现，表明新的解经范式开始萌芽。这一时期以柳宗元《非〈国语〉》为代表，《国语》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到宋明时期，经学范式发生根本变革，《国语》在理学家们视野中的形象也面临着重估，《国语》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观点被否认，其《春秋外传》身份也遭到了剥离，“《国语》渐渐褪去附着在其上的经学光环，重回本初的历史叙述序列，并因其本身具有的文学价值而丰满了自身形象”。实际上，就经学地位而言，正如张著所说，《国语》在这一时期的境遇是逐步走向衰微的；但就《国语》学的发展而言，恰是在这种《国语》经学地位衰微的过程中，学界围绕《国语》进行了讨论辩难，也出现了许多研究《国语》的学者。换言之，理学经学时代的《国语》学史总体上是一个逐步剥离其经学身份的历史，这种经学身份的剥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时学界对《国语》的关注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国语》学仍然具有自己的研讨话题，沿着经学史及《国语》学史的自身逻辑而向前推进。《国语》在失去经学文献身份的同时，自然具有了新的身份定位，这也为在经学领域之外开启《国语》研究的新向度奠定了基础。

入清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起，经学史进入考据经学时代，《国语》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复兴和革新。张著重点分析了考据学对《国语》研究的影响。该书指出，在经历了理学时代的质疑与重估之后，《国语》研究在考据时代迎来了复兴。复兴的重要表征就是大量研究著作的涌现，而且在“汉人近古”的观念下，许多学者表现出对两汉时期《国语》研究观点的认同，一些学者也试图还原《国语》的历史原貌。到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得到复兴，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再起波澜。晚清今文学家提出《国语》早出而《左传》晚出的论点，使《国语》再次陷入纠缠不清的论点纷争中，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并一度成为争论核心。实际上，相对于以往各时代的《国语》研究，清代的《国语》研究文献最为宏富。无论是在文献辑佚、文献校勘方面，还是在文献注疏方面，《国语》学著作的数量都远超前代。正如梁启超所说：“昔人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而清儒整理之勤，实视《左传》有过之无不及也。”《国语》学研究在清代取得的这些成就，无疑得益于考据学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的运用。张著对考据学的定位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对考据学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密切联系给予充分重视。一般认为，实证精神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求真求实是现代学术的价值追求。这与考据学重视考证、去伪存真的学术取向相一致。故而张著认为，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精神使清代考据学具有某种现代性，成为现代学术的滥觞。有鉴于此，张著将民国时期的《国语》研究纳入考据经学时代的分期中，对20世纪初现代学术范式下的《国语》研究进行了辨析讨论。该书指出，随着20世纪初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新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辨析《国语》《左传》关系等问题上，终结了今古文经学之间的论争，使历代积滞的《国语》学的种种问题获得澄清解决的机会。在此学术革新的进程中，《国语》研究最先跳出传统注疏研究的窠臼，正式进入现代学术行列，展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特质，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初期的研究典范。

自经学奠基时代至考据经学时代，张著对两千多年的《国语》学史进行了系统挖掘梳理，并将20世纪以后现代学术规范下的《国语》研究作为考据学模式的延续进行了考察，最终呈现了自《国语》文本的最初生成至现代学术视域中的《国语》研究的整体面貌，形成了一部贯通古今的《国语》学通史。这部《国语》学通史，既对学术史上关于《国语》研究基本问题的本末源流进行了全面剖析，又对两千多年的《国语》注解史、《国语》与经学的融合史、《国语》地位变迁史做了总体阐述，是一部内容丰富、分析深入、问题意识很强、研究视角新颖的《国语》学史专著。另外，这部《国语》学通史强调“经学史也就是思想史”，认为“对于经学史研究来说，文本背后的时代思潮是经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而，该书在《国语》学史的研究中采用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将不同时代的《国语》学文本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使各个时代的《国语》学文本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相连接。这不仅呈现了《国语》学史的发展脉络，而且阐述了《国语》学史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所在，使这部《国语》学通史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善于从时代思潮中发现《国语》与经学史演变的内在动因，在内容上显得更加立体丰满，在思想上显得更加精辟深刻。

《国语》在汉代被定为《春秋外传》而列入经学序列，此后，它虽然被有的学者排除于经学序列之外，但《国语》与经学的纠葛一直是《国语》学史上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于整个《国语》学史的发展而言，经学史视角是不可或缺的。从经学史的视域中审视《国语》学的发展，又从《国语》学的视角探讨经学史的问题，是张著的主要研究路径，也是其最为鲜明的学术创见和学术特点。张著认为，通过对经学史的观照，《国语》学史才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而通过对《国语》历史定位变化、与经学时合时离的梳理，亦可窥见整个经学史演变发展的内在机理。因而，张著全书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国语》学史与经学史的交互审视推进自己的学术研究。

一方面，张著注重在经学史的视野中展开对《国语》学史的研究。张著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国语》学史上，《国语》与经学的关系一直是重要主题。”对于《国语》学研究而言，无论是赞同《国语》与左丘明及《左传》的关系，还是否定《国语》与二者的关系，都属于经学研究的范畴。因此，该书将经学史视角作为贯穿《国语》学史研究的主要参考系，把《国语》学与经学的互动作为其主要关注内容。全书按照《国语》学与经学的互动史，将《国语》学的发展史分为经学奠基时代、典范经学时代、理学经学时代和考据经学时代共四个阶段。这种分期实际上不是简单地对《国语》学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而是对《国语》学与经学互动史的变迁演化历程的真实反映。该书以经学今古文之争的嬗变说明《国语》学史上关于《国语》作者的不同观点产生的原因，从经学史的广阔视域和发展逻辑中探寻到了《国语》学发展的历史境遇和内在逻辑。例如，该书认为：“《国语》在两汉经学史上的升格，是应今古文经学之争形势发展的结果。在古文经学学者迫切需要扩大古文经学力量以对抗今文经学之时，《国语》这样一本既与《左传》记载内容相近又同为左丘明所作的文献正好成为重要支援力量。”至于魏晋两百年之所以出现众多《国语》注解，这也是有其经学史的时代背景和深层原因的。张著指出：“魏晋时期守旧开新的经学研究孕育了大批优秀的经学著作，而《国语》伴随着古文经学的流行特别是《左传》的崛起受到了较之以往更多的关注，于是新的《国语》注解纷纷涌现。而且，《国语》也深度参与到整体经学史之中，成为其他经学注解的重要参考。”中唐时期柳宗元《非〈国语〉》则受到了《春秋》新学今文经学的影响，“《非〈国语〉》及其背后经学思潮的出现是中唐时期经学演变发展的结果”。清代《国语》研究的兴盛则与清代经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密切相关，得益于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张著以经学史为视野观照《国语》学史，不仅是对《国语》在经学史应有地位的正视，更能察见《国语》学史中的研究盲点，找到《国语》学研究的肯綮所在。

另一方面，张著又以《国语》作为切入点分析经学史的演化发展。经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其间依不同历史时期而呈现不同阶段特征，可以说是与时偕行的庞大体系。而《国语》是否被列入经学序列，也呈现出变动不定的特色。《国语》的这种变动与经学史发展相始终，因此，张著将《国语》作为案例，通过分析《国语》学史的发展映射出整个经学史的演变脉络，并借此展现经学史发展变迁的内在机理。正如张著所说：“历代对《国语》认知的变迁牵涉的不仅仅是《国语》一书，还是整个经学史。”经学的变革会反映到《国语》的时代境遇中，而《国语》身份的变迁亦昭示着经学边界的变动。张著作为一部《国语》学通史，正是在分析《国语》学文献生成流衍史的过程中，以《国语》学文献为切入口，分析了整个经学史的生成衍化历程。就经学奠基时代的《国语》而言，该书指出：“《国语》正是经学奠基时代经典文本生成模式的典型。对《国语》成书过程的探寻，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经典文本的生成与流传。”张著通过对《国语》生成过程的研究，分析了儒家经学文本在生成过程中的开放性特征。就理学经学时代的《国语》而言，该书认为柳宗元《非〈国语〉》“是这一时期经学变革的时代表征”，“两宋时期对《国语》作者与性质的重估便是两宋经学变革的表征”，并通过对当时《国语》研究情况的分析而说明了中唐至两宋经学发展主题的转向趋势。考据经学时代《国语》学的兴盛也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经学发展特点。直至20世纪初，现代学术开启的《国语》研究的新发展，昭示了经学时代的终结。张著正是通过对《国语》学史的研究，分析了经学史自肇始至终结的全部发展历程。不过，相对于儒家的其他经学典籍，《国语》毕竟始终属于经学的边缘文献，具有“不主于经”的特点。以往的经学研究大都只注重对十三经之内的儒家核心经典文献的研究，而忽视对作为经学边缘文献的《国语》的研究。张著则独辟蹊径，突出了《国语》作为经学边缘文献的特殊意义，从边缘反观整体，通过对《国语》的研究而明晰经学的边界所在，以《国语》为表征呈现不同时期经学发展的时代主题、发展脉络及其内在逻辑，从而拓宽了经学研究的视野，也为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总之，《国语》是一部处于经学边缘、与经学长期纠葛的重要文献。《国语》学史与经学史的交互审视，无论对于《国语》学史研究，还是对于经学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张著正是通过研究《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国语》学史与经学史的内在交融性，既开拓了经学史研究的视野，也推进了《国语》学研究。当然，《国语》不仅是从事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具有经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更是一部重要的史学文献和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国语》价值的多维阐发，仍然需要学界给予更多关注、付出更大努力。

作者：李会富，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先秦哲学、宋明理学等。

本文刊发于《国学论衡》（第15辑/2024年第1辑）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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