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By Peter Hujar，1966）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于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的妇女医院。她的父亲杰克·罗森布拉特（Jack Rosenblatt）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在中国天津经营皮毛贸易生意，母亲米尔德丽德（Mildred）则展现出殖民者家庭的传统气质。然而，桑塔格的童年却充满孤独。由于父母常年旅居中国，她与妹妹被托付给保姆罗茜（Rosie）。这种亲情的缺席使她的童年充满迷茫，但也成为她日后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1938年，父亲因肺结核去世，年仅5岁的桑塔格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深刻失落。

尽管生活充满艰难，但桑塔格自幼表现出惊人的求知欲。她通过书籍开拓自己的世界，高中时便以卓越的学术能力脱颖而出，16岁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随后转至芝加哥大学主修哲学和文学。她的学生时期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学科界限，而是在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游走，逐渐形成了交叉学科的研究兴趣。这种广泛的兴趣为她后来成为跨领域的文化批评家奠定了基础。

在巴黎的学习经历则为桑塔格的思想增添了国际视野。她受到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深刻理解了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现代人的内心挣扎。同时，她接触到了欧洲的先锋艺术和哲学流派，这些体验成为她文化批评的独特资源。她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实践者，将自己的经历与思考融入日后的创作中。

1960年代，桑塔格回到纽约，逐渐确立了自己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她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大胆的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婚姻生活短暂，但这段经历没有阻碍她在个人领域的探索。她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通过写作表达其对身份问题的独特思考。桑塔格的人生轨迹以其鲜明的独立性和思想深度为标志，成为20世纪不可忽视的文化符号。

桑塔格与儿子戴维·里夫在家中聊天（Everett Collection，1967）

桑塔格的思想和作品展现出强烈的多样性与前瞻性，涵盖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多个领域。她始终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寻找创新的平衡，试图通过新的视角重新定义艺术和文学的意义。她的散文集《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可谓其文化批评事业的奠基之作。在书中，她提出了“为形式而非内容”的艺术观，这种观点直接挑战了传统艺术批评将作品符号化的倾向。她主张艺术应通过感官体验而非符号解析来打动人心。正是这种颠覆性的观点，使她成为现代艺术理论的重要声音。

桑塔格1960年代的文集《反对阐释》的初版封面

除了散文，桑塔格的小说创作同样值得关注。从《恩主》（The Benefactor，1963）到《在美国》（In America，2000），她不断尝试通过小说的形式探索人性、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火山情人》（Volcano Lover，1992）是她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作品通过19世纪的收藏家与革命者的故事，将私人欲望与历史叙事巧妙融合，展现了对人类精神矛盾的深刻思考。桑塔格的小说风格深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但她并没有简单地模仿，而是注入了她对美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创造出一种介于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叙事方式。

在影像文化的探讨上，桑塔格展现了独到的见解。《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她以批评性视角分析了摄影作为现代媒介的伦理与美学意义。她指出，摄影不仅是记录现实的工具，更是塑造社会认知与伦理感受的重要媒介。她的观点在数字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影像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信息的极大丰富，但也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桑塔格通过她的研究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影像的权力结构。

桑塔格晚年的散文《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2003）延续了她对影像文化的反思。在文中，她探讨了战争影像如何影响公众对苦难的感知。她指出，过度依赖战争影像可能导致观众的情感麻木，而真正的同情应建立在理解而非视觉冲击之上。通过引用大量的历史案例，桑塔格质疑现代媒体在塑造道德叙事中的角色。这篇作品既是对媒体文化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现代人类伦理困境的警示。

总体而言，桑塔格的作品以其跨领域的思考方式和深刻的文化洞察力，重新定义了艺术与文学的批评传统。她的文字兼具哲学的深度与文学的感性，将个人经验与社会批评融合，为读者提供了超越单一视角的全新体验。

法国导演路易·马勒、英国歌手约翰·列侬与夫人小野洋子，以及苏珊·桑塔格和法国著名演员让娜·莫罗齐聚戛纳电影节（Farabola，1971）

此外，桑塔格还以多面且深刻的艺术批评于20世纪的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她在文学、电影与艺术领域的独特见解，为文化批评注入了新鲜活力。尤其在电影领域，桑塔格的贡献尤为突出，她以一种哲学化的方式解读电影，并赋予其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地位，这在当时的美国仍属少见。

桑塔格对于欧洲和日本电影的深厚了解，使她在影评领域独树一帜。她推崇戈达尔、安东尼奥尼等导演的先锋作品，认为这些电影通过感官的直接性突破了传统叙事的局限。她欣赏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和英格玛·伯格曼的《假面》，认为这些作品以视觉与情感的纯粹表达，重新定义了电影艺术的本质。

在创作实践中，桑塔格不仅是批评家，更是一名电影导演。她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没有向导的旅行》（Unguided Tour）改编成电影，并与著名编舞艺术家卢辛达·柴尔兹合作，尝试在视觉与叙事的交融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尽管她的电影作品未能获得商业成功，却在艺术表达上体现了对美学与思想深度的坚持。

桑塔格还以其散文形式记录了她对艺术的热爱与洞见。在她看来，电影不仅是感官的体验，更是一种扩展感受力的心灵教育。她将电影视为现代艺术的先锋形式，并在批评中强调电影对感官与观念的双重启发功能。

因此，通过将艺术的纯粹体验置于中心，桑塔格的艺术批评展现了她对美学、哲学与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多维度的批评方式，不仅丰富了艺术讨论的层次，也让她的名字成为20世纪艺术批评领域的象征。

1966年春，桑塔格前往好莱坞，与艺术家欧文·佩特林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军士长唐纳德·W. 邓肯一道为“艺术家抗议塔”落成仪式致辞，以抗议越南战争（Granger）

苏珊·桑塔格被誉为“最后的知识分子”——而就她个人而言，这个荣誉应该属于瓦尔特·本雅明——她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更扩展到文化、政治与社会批评等广泛领域。她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认为文化批评者应对社会不公保持高度敏感，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无论是反对越南战争，还是声援被围困的萨拉热窝，桑塔格始终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她的行动不仅是知识界的良知体现，也为后来的公共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

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桑塔格以其勇敢的自我表达打破了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她在私生活中直面同性恋身份，并在作品中探索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与抗争。她对女性书写与女性身份的讨论，不仅启发了无数女性艺术家与作家，也推动了性别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发展。她的存在与成就证明，女性不仅可以在男性主导的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更可以重新定义这一体系。

桑塔格的“坎普（Camp）”理论为艺术批评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她在《反对阐释》中提出的“新感受力”概念，重新定义了艺术的边界，推动了文化多样性的接受。这种开放性的艺术观使她成为现代艺术批评的重要引领者。她强调艺术应超越传统的高雅与低俗之分，通过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接触更广泛的受众。

晚年的桑塔格，摄于纽约（By Francesco Gattoni，1999）

此外，桑塔格对影像时代的预言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她在20世纪末指出，影像的泛滥可能导致人们对真实体验的疏离，而在数字时代，这种疏离感愈加明显。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崛起，正验证了她的洞察力。她的观点提醒我们，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保持对真实与伦理的批判性思考。

桑塔格的一生是对文学与思想的不懈追求，也是对社会正义与文化多样性的执着实践。她不仅通过写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更通过行动证明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正如她在《反对阐释》中所言：“艺术的责任不仅是呈现世界，而是揭示隐藏在其中的复杂性。”

桑塔格之墓位于法国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By Juliet Ferguson，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