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崛起，而有的国家却衰败了？

为什么有的国家越来越富，有的国家却越来越穷？

诸如此类国家兴衰的宏大历史命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社会科学工作者。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从早期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和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到发展型国家、新国家主义理论，变化的现实不仅不断挑战、颠覆着既有的理论，也不断贡献着新的经验事实和研究视角。

正如诺思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诸种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绩效特征，包括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在人类福利上的根本性差异，以及所生发出这种绩效差异的政治组织形式、信念和社会架构。

毫无疑问，国家兴衰是一个涉及众多因素、极为复杂的问题，地理、气候、移民、宗教、文化、殖民甚至生物物种等因素，均被纳入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尽管国家兴衰显然涉及众多相互关联的因素，但吊诡的是，最终具有长久影响力的研究，反而是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刺猬型学者”的观点，也即一元论者的观点，而非“狐狸型学者”即多元论者的观点。在以赛亚·伯林那里，刺猬型人格“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无论是韦伯的新教伦理，还是兰德斯所坚持的“西班牙殖民地和英国殖民地的区别，经常被视为带有种族歧视的新教和更具包容性的天主教的区别”，抑或自孟德斯鸠而起的“热带常专制，温带多自由”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戴蒙德的“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之论断，均是这种将单一、普遍原则贯彻到底的理论叙事。相反，当戴蒙德抛弃了《枪炮、钢铁和细菌》以及《崩溃》等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单一因素影响论，试图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用12个变量解释7个不同国家如何失败时，反而引来了更为广泛的批评。因为一旦理论试图面面俱到，而又无法分离诸多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反而失去了启发价值，对大历史的探讨，也就止步于述而不作，陷入了以赛亚·伯林笔下的狐狸型人格：“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

一元论之所以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仅因其更易于贯彻到底，也因其具有更强的比较分析意义。不过，基于历史比较与归纳分析的一元论的脆弱之处，并不在于出现偶尔违反一元论判断的“黑天鹅”，因为这仍然可以通过修正范围，在绝大多数样本上取得理论说服力。但是，当这种“黑天鹅”频繁出现之际，一元论的结论也就往往退无可退，从而大大降低了指导价值和解释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当历史重要（history matter）越来越具有“天注定”的意蕴时，也就完全否认了人的能动性，这是一切看似宏大的地理、气候、移民、宗教、文化、殖民甚至生物物种等因素之类解释最终的“阿喀琉斯之踵”。二战以来，世界多地的国家兴衰案例，尤其是亚洲地区以及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深刻挑战了传统现代化理论，而且也使宗教、地理、移民等解释黯然失色。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萨克斯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是到了该放弃‘地理环境决定论’这种假想的怪物的时候了，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地理不利因素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发展。而问题的关键仅仅是这些不利因素要求这些国家比那些地理上更为幸运的国家进行更多的投资。”

伴随着外生给定的、人们无能为力的历史重要因素的解释力的匮乏，更强调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解释开始兴起，而这种转向与东亚经济体的崛起密切相关。除了日本外，韩国、新加坡以及之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直至近年来的越南等国的发展，中心-外围假说即使不是脆弱的，也是不完整和需要修正的，至少在表达形式上需要更多地与全球价值链达成一致，而这些从出口导向、来料加工和产业转移中发展起来后发经济体，也并未按照依附理论的预期，陷入衰败、停滞。这些经济体不仅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并未完全沿袭西方的自由化和市场化道路，而是以统御市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和政权干预另辟蹊径，在政治上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典型如韩国、新加坡先部分开放经济权利，而后逐步放开政治权利的渐进式政治变革，这使得在解释“东亚崛起”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国家主义等理论，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国家能力这一更具能动性的角度上来。

关于国家能力、国家建构以及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相关研究的热门话题。易言之，与其讨论国家成功或失败、富裕或贫穷，不如首先讨论国家能否以及何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视角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强化，中国在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在较短时间内所实现的叠加式、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不仅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而且也是传统的国富国穷理论所难以解释的，无论是从地理、气候、移民还是宗教、文化等因素看，中国之崛起，在时代背景、历史沿袭上又完全不同于东亚发展型国家只有的冷战机遇、殖民因素等。中国现代化之显著独特性，莫过于国家：既有中央的统筹，又有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竞争；人口之众且疆域之广又大大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成功的富国，这更加激发了国家视角的研究。

摘自《国家发展的道路》

杨虎涛 著

2024年7月出版/99.00元

ISBN 978-7-5228-2787-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