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有着洋葱一般层叠式结构的国家。它的最外层是一个将支那、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统一起来的帝国，即大清帝国。其中新疆与西藏在国防战略上属于边境地区，即帝国的缓冲地带。接下来的第二层是由支那、满洲、蒙古所组成的联邦，沈阳时代的清朝即是其雏形期，在联邦中位居核心地位的是满洲。这个国家的第三层则由在满洲建立的后金国组成，而后金国又是一个由相互独立的八旗构成的联邦，在这个联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八旗制度则建立在努尔哈赤对明代女直国家结构改革的基础之上。所以，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清朝这个国家最核心的部分应是努尔哈赤赖以起家的建州卫。

制度对校长专业发展产生什么了影响？制度是约束了、使能了、还是支持了他们成长？我们通常说的制度能够规约到校长专业发展的主要方面吗？如果不能的话，有无更好的办法，是否可以通过优化制度，包括构建制度体系来有效地促进校长专业发展呢？《校长专业发展的制度体系研究》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翔实、系统和明确的阐述。

古典诗学发展至明代，一种反思与综合的气质已然愈来愈显。一方面，明人对诗歌体式的反思全面展开，并逐渐走向细化与深化，相关的辨体理论著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另一方面，在反思、辨析唐宋诗范型之争的基础上，明人最终确立了“尊唐抑宋”的诗学路向，而此一路向的形成，正依赖于“主情”观念的主导作用。“主情”，可以说是明代诗学的最关键之核心，明诗学内部的观点更替与发展，基本都是围绕着“情”的问题而展开的。因此，明诗学的背后，实际上关联着两个重要的诗学传统——形式层上的辨体传统与内容层上的抒情传统。但与此同时，明代诗学在秉承、拓展这两大传统的过程中，亦逐渐暴露出其弊端所在：对诗歌体式层面的过度重视，催生出一系列专门应对诗歌体式法则的琐碎僵化之作；对“诗”之“真情”的过度追求，则使诗中情感逐渐失去平和之风，流向放荡无度或幽僻孤诣。这两个层面上的诗学弊端，在明末已流于最烈。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生活在越来越广阔的层面上发生了深刻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们的选择方式正在由传统的感性选择向理性选择转变。然而，当我们说感性选择向理性选择转变时，仅仅说明人们的选择行为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并非说人们的选择行为实现了彻底转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关系。如何认识两种选择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关系，是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uinea-Bissau，República da Guiné-Bissau），简称几内亚比绍，曾是葡萄牙殖民地，1446年至1974年9月10日被称为葡属几内亚（Portuguese Guinea）。几内亚比绍人口总量为183.43万人，人口集中在首都比绍和其他大中型城市，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日本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这大概与日本封建制度中稳定的职业结构有关。在古代，亚洲国家大多有着严格的职业划分，日本承袭的是中国古代建构的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传统，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和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士农工商的家族职业传统基本上也就随之打破，商人和工匠并没有被稳定地作为职业而长期地在特定群体和家族中得以世代延续，通过功名（军功、科举以及经商）获取财富后，可以转向不同的职业和阶层，如成为士、官吏和土地所有者，而商人和工匠很少是一种世代传承的职业。而日本则有着长期稳定的封建制度，加上日本虚拟化的家族制度，商人和工匠基本上成为世代稳定的职业和传统，这无疑为商人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我第一次见到贝京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在1947年，当时我正走在曼彻斯特犹太人区的一条大街上。街边的犹太教堂的墙上，血红色的涂鸦狂放刺眼：“绞死犹太恐怖分子贝京。”

2011年，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长文，题为《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当时，还没有如今在国内外皆人气大旺的“一带一路”提法，笔者亦仅从历史上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了中国文明与中亚［其实也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及伊斯兰文明的内在关系。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是从西汉张骞（公元前164年～前114年）的故事说起，也是以某种意义上“呼唤”新时代的“张骞”（尤其是其精神）收尾的。本文的落脚点则意在阐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下，中国知识人需要思考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尤其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有关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理论和宏观意义上的初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