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的评奖并不是与当代文学的生产传播并行的，评奖实践的操作乃至评奖制度的确立要滞后于当代文学起始年份的几十年。从1949年到1978年，行政方式、评论方式而非评奖方式是文学评价的主要参考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创作心态成为大多数作家的生存原则，“惯性写作”“听命写作”使文学创作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回旋。1978年，中国作协委托其主办的《人民文学》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具有开拓意义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评奖工作，这一评奖持续了8年（不间断），并且带动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选）及后来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还有如今诸多的官方的或民间的文学奖项——冰心文学奖、曹雪芹文学奖、大家·红河文学奖等等评选。无论从文学史评价的角度、文学大众接受的角度，还是文学现代性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这一时期都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和示范意义。它结束了以“批判”“论争”“定罪”来评判文学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以“评奖”来鼓励、引导作家创作的新纪元。尽管那时的评奖也存有某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与今天的评奖相比，它的懵懂、偏执、青涩，都是它的魅力。从现有的对当代文学评奖的研究成果看，论者的眼光过多地集中在对文学评奖制度本身的质询，对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的评说，对《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文艺报》等刊物的考察方面，却忽略了对1978～1986年这段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的“史前期”的深入理解。那么，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评奖研究要弄清楚哪几个问题呢？第一，为什么是在1978年，这是评奖的历史背景问题；第二，为什么是短篇小说的评奖，这是文学的文体问题；第三，为什么是中国作协主办的，这是官方话语、权威认定的问题；第四，为什么是这些作品获奖，这涉及写作的当时价值和历时价值问题。

一，1978：是结束，也是开始

1978年是结束或也是开始的年份。茅盾先生在《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确是空前的，过去没有做过的。这工作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搞起来。”茅公的话很温和，在整篇发言快结束的时候才说出来，并且是为了褒扬这次评奖是在群众投票的基础上进行的，才说出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可能有这样的激励机制。我们无须赘言“文革”乃至“十七年”对文艺创作的牵制，我们只以《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品为例来看看1976～1978年的文艺创作情况。《人民文学》1966年5月停刊，1976年1月复刊。1976年第9期，杂志的开篇是《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华国锋主席的重要讲话》。粗略统计一下，在本刊物的目录中，“毛主席”出现了2次，“四人帮”出现了4次。这不过是目录，还不包括内容也是写这些而题目并没直接点出来的。1977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毛泽东选集》”出现6次，“周总理”出现1次，“大庆”“油田”各出现4次。姚雪垠的《谈〈李自成〉的创作》也发表在这一期上。单从题目上看，这一期的文章只有《风筝飘飘》《风雪路上》几篇文学类的作品。1978年的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文章的文学样态已露出端倪，《父女赶墟》《打喷嚏的黑甲虫》《理发师的手艺》等作品的文学味道已可以嗅出，王蒙写基层人民公社干部的《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也饶有趣味。从该杂志发表作品渐变的潜流中可以看出，文学期刊的复刊并不代表文学本身的复苏，作家要从创作思维到创作心理上恢复元气、回归创作是需要时间的，以评奖的方式指引创作方向也是必需的，好在这一时期的作家群体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

首先，一批优秀的老作家、评论家还健在。他们经历了“五四”“左翼”“文协”，从现代文学走向当代文学。茅盾、巴金、张光年等老先生，他们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生，以及文学本身的创作方法、形式结构都有着独到的感悟和评价。他们关于文学评奖的一些言论、关于文学未来的展望都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不可多得的财富。

其次，“重放的鲜花”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陆文夫、宗璞、王蒙等从20世纪50年代走出的作家创作的作品既有人性的深度又有时代的担当。他们虽然不再是“青年人”，不是“探索者”，但他们依然是“精神贵族”，是人类心灵世界的守望者与看护者，他们总要思考一些“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着？”这样博大终极的问题。政治摧残没能消弭作家的激情，他们反而能从“清醒的堕落”中升华出来，怀揣着“尽管祖国的大地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春天仍然是祖国的春天”的希望之辞。

最后，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张承志、贾平凹、张洁等，他们经过十年灾难的洗礼变得倔强、固执而独立，以现实主义的崇高和古典主义的诗情探讨人的生存、情感和尊严。“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多有未竟的事业和爱恋，不忍离去的背后隐藏着人生苦短的感叹，以他们的苦难记录了悲剧时代给予中国人的精神刻痕。茅盾说他们当中“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后来的文学史证明，这些当时的“青年作家”的确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力军。

“春之声”拨开云雾，作家在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奉行“好作品主义”的困惑。“刊物的编者和作者所受‘四人帮’思想的毒害，也还需要时间在揭批中加以清除。”所以，主流话语、文艺评论对这相对繁荣的言论空间加以引导和建构是可能的、必需的——发现和鼓励有才能的新作者、发展和壮大文学创作队伍。拥有几代同堂的且激情勃发的作家群体是1978年独特的景观。从其后的文学事实可以看出：年度评奖不仅是对本年度优秀创作的肯定，更是为下一年度的创作确立了风向标。1978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作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为促进短篇小说的发展与提高，使它更好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人民文学》杂志社决定从今年起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这也许是文学评奖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吧。正如孟繁华所言，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设立，“其意义也许不在于评选了多少作品，更重要的是，它首次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文学奖项”。

二， 短篇小说：报春花开

短篇小说开了新时期评奖风气之先，成为时代的宠儿。这固然是由它的文体特点决定的。短篇小说情节精巧、结构紧凑，由片段而典型、由一斑而见全豹，往往被称为文学战线上的“轻骑兵”“侦察兵”“突击队”，创作周期、发表周期、评论周期都相对较短，能够迅速、敏锐地反映生活、挖掘生活，并且与读者见面，满足读者的心理预期。

这也跟短篇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和现实的创作实绩分不开。即便在“十七年”也不乏优秀的短篇小说，像《红豆》《小巷深处》《百合花》等禁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情人性之作。可是长篇小说、诗歌等艺术样式，则在“十七年”“文革”时期遭遇了发展的断裂，未能延续现代文学时期的辉煌。另外，从1976年10月（结束“四人帮”）到1978年10月，仅仅两年的时间，能够创作出优秀的长篇是不容易的。逐渐复刊的各国家级和省级期刊则为短篇小说的重拾传统提供了平台，为新时期的短篇小说评奖提供了丰富的备选答案。首届评奖，仅由读者推荐出的作品就达1285篇之多。从后来的获奖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另外一个常常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就是，相对于其他文体形式，短篇小说有着较为广泛的接受群体。“拨乱反正”之初，纸媒体（报纸、杂志）几乎是读者获得文学审美的唯一途径。他们对文学的认识、教育、审美等传统功能的要求在“伤痕”“反思”时期并不苛刻，文学是他们宣泄愤怒、倾吐郁结的有效途径。如今我们回望当年的获奖作品，会发现它们大都过于直白，作者和读者都要呼出心中的一口恶气，因此文学的诗意功能与实践功能的区别并不明显。文学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转而成为大众情感的出气筒和为民请愿的申请书。而“翻身道情”的定向审美期待，短篇小说自有它的优势。因为它的写作、发表、阅读周期短，能够迅速地唤起读者强烈的认同、亲历、参与意识。“创作者通过假设或事实，同作为自己对话者的读者（即使有时这位读者就是创作者本人）所进行的，是一种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对话，是一种想要使读者感动、信服、获得信息、得到安慰或解脱，甚至是感到失望的对话，是一种有所希冀的对话。”这一时期的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写作目的，使创作凌驾于以欣赏为目的的纯粹需要之上。作为评奖首届首篇的《班主任》中，当老师看到团支书谢慧敏坚定地认为《牛虻》是“黄书”时，有这样一段议论：

在谢慧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慧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

作者将“召唤结构”的“空白”自行填补，要对方（或者是小说中的人或者是潜在的读者）知道作者的心理态度并加强对方的心理态度，这在全民阅读的时期非常受用。据查，“1978年的评选，收到读者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件，评选意见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份”；1979年，“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五张，比上次增长十二倍以上”；1980年，“共有四十万零三百五十三张，比七九年增长近六成，为七八年推荐票数的二十倍，真是盛况空前”；1981年，“收到三十六万九千一百八十六张”，比上一年度稍有减少；1982年，“收到推荐票三十七万一千九百一十一张，略高于去年”；1983年的评选，没有印发专门的推荐表，但仍收到了两千多件推荐信函，八千多篇次的推荐作品。所有这些读者的热情反响，在今天这个期刊和小说一起被读者遗忘了的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大受欢迎，并且得了奖，短篇小说的创作还存有许多不足，这也是正常的。唐弢先生有理有据地指出了一部分获奖作品（如《神圣的使命》《窗口》等）的弱点：“生活不够扎实和丰厚：故事相当曲折，细节却不真实”；在如何面对传统和创新上，“从什么角度取材——取哪些材？怎样选择？怎样剪裁？怎样调整？一句话，有一个艺术作品的布局和结构的问题”，恰当而中肯。茅盾、巴金等人的讲话都提到了“向外国文学借鉴”“博览群书”“向书本学习”的建议，这恰恰是当时文学界所缺乏的。能够在文坛的老泰斗健在之际得到他们的教诲，毕竟是件幸事。但一簇报春花还构不成春天的全部，它只是给我们带来了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短篇小说的评奖为后来的中篇、诗歌、报告文学评奖提供了有益的前期实践，在此意义上，它的“涉渡”一目了然。

三 中国作协：评奖机制的执行者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隶属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自从中国作家协会从中国文联独立出来，并与其并列为部级机构之后，其一言九鼎的政治地位便不容置疑，它见证、参与、策划、执行了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它成为拥有话语权力（或者至少明晰话语权力）的政治资源，既能引领文学走向，又能团结作家的大多数；在文学功能的发挥实现上，它既能“承上”又能“启下”。中国作协“是国家、执政党管理、控制文艺界的机构”，也是作家的文学权力机构，它毕竟是作家申请、机构批复双向选择的专业性人民团体。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文艺与政治、文艺和人民以及继承和革新这三方面的关系。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说，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作协无疑是当代领导文艺工作的执行者，执行文学评奖的任务在新时期之初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中国作协的身上。

1978年以来的全国性文学评奖都是在中国作协的框架内进行的——承办短篇小说评奖的《人民文学》（1978～1982年承办）和《小说选刊》（专因评奖而创刊，1983～1986年承办）；承办中篇小说评奖的《文艺报》；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也是由中国作协确定和批准的，几届评选中，评委的人员更替并不明显；评选章程也是由其颁布的。当时的评奖组织者既想将这次活动公开、公正地进行，又想尊重主流话语的文艺准则，于是采取了“民主”与“集中”相呼应的办法，先是“群众推选”“专家投票”，最后由“有关部门”平衡的选拔过程。最终确定的获奖篇目是多方、多维博弈的结果，想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效益的最大化——“并不直接言说”而确立权威。

评选活动力图尽可能多地听到各方声音，发放了大量“推荐表”，如上所述，也的确大比例地收回了有效选票。在茅盾、巴金、张光年等人的讲话中，“群众投票”都数次被提及并且成为得奖作品最有力度的“颁奖词”。但我们能否冷静地想想：读者是不是被主流审美形态规训出来的呢？“读者来信”是不是经过编辑“为我所用”来筛选和刊登的呢？从现有的资料看，读者的审美需求和编辑的审美态度应该是大体相当的。或者更极端地说，二者是在并行不悖的一元空间中回旋，比如对现实主义的方法、紧贴现实的题材、“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等的要求。我们仅以“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读者来信摘编”来说明，其中有一篇署名为“广东省南澳县云澳下势山　张六”的《动人的英雄形象》写《秋雪湖之恋》中的严樟明“是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的，是我们光荣的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好战士”；署名为“一读者”的《阅读断想》里提到《阵痛》的“写法灵，人物活。在目前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可谓上乘之作”；署名为“湖北黄冈回龙山粮食所　邱风”的《可贵的责任感》提到小说《抢劫即将发生……》，说“正当整党运动开始时，作者把余维汉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是非常及时的”。读者的每一句话都与评奖刊物、中国作协社会诉求的期待效果是一致的，可见主流话语不仅深入读者的私人领域，而且以读者反馈的有效方式强化了机构、制度的思想表达。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就是，1978年的获奖作品中，首发自《人民文学》的就有12篇之多，几乎占了得奖总数25部作品的一半。直到1984年，首发自《人民文学》的就有12篇之多，几乎占了得奖总数25部作品的一半。直到1984年，首发自《人民文学》上的获奖作品有7篇（获奖作品共18篇），情况虽然没有彻底改观，但评奖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吸纳进了部队、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我们固然可以说，本来能上《人民文学》就代表着作品的质量，获奖作品的比例大也不足为奇，但这种自己评自己的现象却不乏议论之声。即便今天，上海举办的评奖评上海作家，北京举办的评奖评北京作家，也会惹来争议。

四 获奖作品：这一个的天地未必更宽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拨开30年的云雾回望，得奖作品的踪迹何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好像票房代表不了电影的优劣，得奖也同样决定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为了搞清楚当年获奖作品的“寿命”如何，我们对1978～1986年获奖的短篇小说进行了简单的追踪，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有些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可后来，即使作者自己都认为那是“离奇的一幕”。《班主任》发表后，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老师、学生与作品中的人物感同身受，他们读过作品后写信控诉“四人帮”对人心造成的伤害。不仅是普通读者，连最初的专业评论界都对刘心武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毫无保留地肯定。但就像作者自己说的，他的作品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像《阵痛》《兵车行》《西线轶事》等作品，它们大都真切地反映了工人、军人群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与拼搏追求，以形象、鲜活的文字记载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所引发的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生存困惑和痛楚，却因过于贴近时势，这类作品虽留下了小说史上的光辉一页，却难以穿透岁月，给人以永恒的感动。对这类作家作品的肯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言论，“有利于及时反映工农兵群众抓纲治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火热斗争”。可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低估作品的意义，它们毕竟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段历史，留下了特定时代丰富多彩的画面，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有些作品因为被写入文学史（中学课本、考试习题集），成为某一写作流派的开山之作或代表之作而流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1979）之于改革文学，《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之于反思文学，《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之于知青文学，《烟壶》之于京派小说，《陈奂生上城》之于乡土小说，它们不断地被谈论，不断地被挖掘，作品本身的开放性导致了后来对它的多维解读与多元定性。当然，被写入文学史，特别是不同版本的文学史都提到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学认可。还有些作品是因影视改编而幸运地梅开二度，比如《女大学生宿舍》（1982年获奖）、《那山　那人　那狗》（1983年获奖）等，至今还会被提及。

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得奖作品并不是作家的代表作，比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铁凝的《六月的话题》等，都不是最能体现作家风格特色和文字功底的作品。张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8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9年《谁生活得更美好》，1983年《条件尚未成熟》），但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无论是在人性情感的深度上还是在书写文笔的优美程度上都要优于以上作品。因为《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表露出爱情与道德伦理的困惑而在当年引起诸般争议，与奖项无缘。有论者非常赞同小说中所宣扬的主人公对爱的坚持，“她在执拗地宣传一种似乎是‘傻里傻气’的执着的揪心的爱，这就是张洁在新生活中最新的思考”，并对人性正常发展表达了深层关怀：“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但同时，也有论者给出了极为强烈的批判：“难道这两位主人公所信守的道德标准，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感情生活上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缺陷’吗？”但今天，提到张洁，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人性复苏的角度，我们无法忽略的一页便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可见，即便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得奖与落选之间，这一个的天地未必更宽，那一个的天地也未必更窄。

不得不说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获奖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无人喝彩。如果不是要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恐怕连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也不会触碰到它们，在此恕不直言或赘言。

在《举办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希望短篇小说迅速繁荣起来，带动各种文学创作日益繁荣兴旺”，因此仅从“为天下先”的角度来说，关于这一时期的评奖研究，包括评奖标准的设立过程，编辑手记、作者感言、读者来信等史料整理，文本及潜文本细读、索引等的评说，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它为后来的文学评奖从作品题材到写作方法都定下了基调，并且付诸了值得遵循的实践，培养、指引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促成了80年代乃至整个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其实，任何评奖都是有若干因素参与其中的，或许我们能够向往的是向着臻于至善方向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