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为心、守中治边，强调中心的守和边疆的治是中国古代王朝世代积累的陆权时代的边疆观，这与以边为心、以边固中，强调他者服从与自我统治的西方殖民国家的海权时代的边疆观形成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源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中总结的“大一统”天下观。因此从“大一统”天下观入手，挖掘其对边疆治理的影响，就成为今天我们解决诸多边疆问题时不得不思考的首要问题。本文拟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存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以求教于方家。

（一）“大一统”释义

“大一统”天下观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国家观念。有学者认为“大一统”由“大”与“一统”两个词组成。其中“‘大一统’之大，有两种含义：一是表彰、赞许；二是扩大、张大”。“大一统”的“统”字，其意如下：“统者，始也，总系之辞。”“依前者，‘大一统’当为‘表彰一统’、‘倡导一统’之意；依后者，则‘大一统’应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加完美的一统。”也就是说，“总持其本，以统万物”，“一统”为“大”。“后来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或规模。”但无论操汉语的人对“大一统”的理解有多少细微的区别，从宏观角度来说，“大一统”就是对国家一统的推崇。从“大一统”的内容上来说，台湾学者李新霖认为：“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统之表现。”大陆学者何星亮认为传统中国“大一统”观念包括：“‘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由此可见“大一统”天下观不仅包含一统思想，而且包含一统的地理范围和为达成一统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样的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和建立国家的过程与结果。

（二）起源、发展及定位

从中国汉文史籍记载来看，最早的有关“大一统”的记载不是在中国的统一时代，而是在走向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从诸子百家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出。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康有为解释道：“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此盖藉三统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因此孔子总结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道则主要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规范。孟子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以“定于一”的目标就是建立“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的仁和国家。荀子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统的内容，他说：“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因此“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法家认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阴阳五行则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万物之主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墨子则主张：“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也是为了“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韩非子则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实现“大一统”的障碍。以上话语充分反映了战乱时代士大夫阶层对“大一统”国家的期盼。但由于战乱丛生，民不聊生，他们的主张难以实现。当然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使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意识到“大一统”的和平国家才是民众幸福生活的保障。另外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大一统”学说也为秦汉时代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行动基础。

秦汉的统一，使“大一统”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而秦汉统一王朝从地理到文化上的一统实践，则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大一统”思想。如成书于此一时期的各经中，“《春秋》最显，《春秋》之中，《公羊》最显，《公羊》之中，‘大一统’”。此时的“大一统”天下观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更加完善和具体。如《公羊》的开篇即用“始”解释“统”，用“五始”解释“大一统”。“始”有“五始”，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中“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前两句讲天道，中间两句讲人事，最后一句则指居于天与人之间的王者的使命就是完成“大一统”。《春秋》中《公羊》篇正是因为对“大一统”天下观做出了贡献，因此成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朝统治阶层的“大一统”思想的根本。为此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王吉传》也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在“大一统”天下观的指导下，秦汉帝国开始了“大一统”王朝的治理实践。如在治国理念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制度上，“车同轨，书同文”，具体表现为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郡县制等；在国家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对待边疆不同族群方面，以屯田、和亲、质子、结盟等各种和平方式进行统治；在对外关系方面，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建立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关系。中国大一统国家雏形由此奠定。

然而，综观中国古代历史，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秦汉时期统一，中国人从理论到实践上意识到“大一统”的观念和实践对中国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利大于弊，因此“大一统”天下观逐渐深入人心。虽然从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大一统”天下观并没有保证中国一直处于“大一统”的国家状态，中国古代国家的实践也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态势。如“大一统”的王朝有秦汉帝国，隋唐帝国以及与它们并存的匈奴汗国和突厥汗国，后来兴起的元、明、清朝；分裂时期的政权和王朝则更多，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众多政权，五代十国时期的众多小国，两宋、辽、金、西夏等政权。但这绝不是简单的王朝更迭或分裂统一循环，而是中国不同政权和族群在冲突与和平相间的历史长河中认识到“大一统”是国民安居乐业的基础而通过不同手段化解冲突、相互融合，最终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空间中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用谷苞先生的话说：“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两千年当中，统一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一。所以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因此，尽管“大一统”天下观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和秦汉朝的统一实践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和推崇，但“大一统”国家内部不同生态区域的社会文化因素需要进一步融合的事实表明，“大一统”天下观通过分分合合及统一逐渐代替分裂的历史，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立国思想根源。

（三）“大一统”天下观根植中国的原因探析

纵观人类各国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希望在分裂和战乱中生存。但迄今为止地球上仍有许多国家处于分裂与战乱中。目前中东国家的战乱与分裂使得这一区域的难民向欧洲迁徙，并成为困扰欧盟各国的重要事件的事实表明，“大一统”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自古以来期许“大一统”国家与中国人所处东亚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有关。中国人最早兴起的地方是几大生态区域的交会地带。因此中国之名就源于“中”。从已知的考古和历史资源来看，中国最早的人类——北京山顶洞人、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辽宁红山人、内蒙古河套人都生活在长城沿线和藏彝走廊沿线，以后兴起的仰韶、龙山、马家窑、三星堆、金沙、鄯善洋海、苏贝希、楼兰、定日等地的文明也均分布在长城、藏彝走廊和丝绸之路沿线。由于长城、藏彝走廊和丝绸之路地带的生态环境易于古代中国人利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来维持生计，且多种生态环境的连接地带易于交流与合作，而这些地带又恰好处于中国海拔、纬度、气候的第二阶梯上，即温度、湿度宜于人类生存，山不太高，又有充足的水源。因此居于这些过渡地带的中国人自然就以“中”自居，并在技术和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向四面发展，最终使中国成为由四大生态文化区域构成的国家。这四大生态文化区域分别是：灌溉农业区域，包括珠江、长江、淮河、黄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等平原区域；高纬度低海拔游牧区域，包括内蒙古高原及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地区；低纬度高海拔畜牧区域，主要指青藏高原；绿洲农牧兼营区域，包括宁夏、甘肃、新疆戈壁沙漠地区。可以说中国人从源头上来看为同种，但随着起源地带人口越来越多且这些多种生态交会地带的地质条件易引发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逐渐向东南西北迁徙，形成历史上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居住格局。这种分类只是迁徙到不同生态区域的中国人适应自然环境而创造出的从生计到信仰的文化特征造成的，比如迁徙到内蒙古高原的人只能适应草原的地理环境发展游牧生计，东部从松花江到珠江流域的人依靠充足的水资源发展农业，因生态和生计不同，相应生产工具、技术、组织、语言、习俗和信仰就逐渐不同。但处于不同生态区域的中国人并不能真正互相分开，一是因为有共同的起源地；二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通过起源地带建立的从生计到信仰的互补生活使他们无法分开；三是因为他们在经历分裂与统一的反复实践后，从皇帝到平民都意识到“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人生存的重要性。鉴于以上中国人的生活实践，最终中国人选择“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并通过不断完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来维护这一国家形态。这便是中国“大一统”天下观能够深入人心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