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78年考上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算起，我“读史阅世”快三十年了。多年读史下来，似乎也读出了一些门道，发现最无趣的史书就是那些毫无生气、面面俱到的教科书了，其次是充斥着“成者王侯败者寇”王朝史观的官方正史，最后则是一些政治大人物“看上去很美”的回忆录和传记。相比较而言，一些非政治人物的日记、家书和回忆录，虽然没有什么宏大的主题、全面的叙事、激动人心的情节、英雄主义的气概、历史规律的探讨，但却更符合生活的常识，更贴近读者的人生体验，自然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受到读者的欢迎，尽管这些私人叙事或许只记载了历史的某个片段、某个侧面，远不及宏大叙事“全面、深刻”。以我自己曾经关注过的抗日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为例，1948年出版的由美国名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编辑的《史迪威笔记》（The Stilwell Papers），1978年白修德自己出版的回忆录《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要比一些正史更加生动有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我对那个时期历史的感性认识。

不过，史迪威毕竟是美国驻华的军事大员（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官），其日记更多记载的是他在中印缅战区与中国、英国高官的合作与龃龉，其内容可以说仍然属于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历史；白修德虽然是位记者，其笔下不乏中国民众底层的生活（尤以他对当年河南饥荒惨状的报道和记叙最为突出），但重点依然是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还有就是战时陪都重庆的精英生活。可以这样说，他的记载在“帝王将相”之外，增加了一些“才子佳人”的传奇和故事，与底层老百姓的历史还是有一段距离。真正属于普通人历史的私人叙事很少见到，因此可以说，这本美国大兵从中国战场写给妻子的情书多少填补了底层故事的空白。

《我最亲爱的洛蒂：一个美国大兵写自60年前的中国战区》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以一个美国大兵的眼光，记载了那个时代的国人生活。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本情书集，但其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两个日夜相思的年轻夫妇的卿卿我我，而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兵对一个异国文化和社会的细致观察。就此而言，我更喜欢英文原名《没有审查过的中国邮包》（China Mailbag Uncensored）。

本书作者卢·格里斯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位年轻的美国军械师。1944年圣诞节前夕，他离别了新婚4个月的妻子，由东向西穿过北美大陆，横渡太平洋，绕道澳洲南部，进入印度洋，从孟加拉湾的印度加尔各答登陆，再坐火车到北部的阿萨姆邦，然后通过著名的“驼峰航线”（喜马拉雅山），飞抵中国的昆明。这个历时月余、行程2万多英里的漫长征程，是当时数万美军士兵前往中印缅战区以及数百万吨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必经路线。在中国的日子里（1945年3月～1946年4月），格里斯特先后驻扎在昆明、贵阳、柳州和上海，开始的工作主要是作为军械师帮助中国军队（94军）分发、使用和保养美国“租借”援助下的武器，日本投降后则在上海的美军总部从事人事工作，负责上海外侨和日本战俘的疏散和遣返。在格里斯特来华期间，他的妻子洛蒂，一位纽约工作的文员，把对丈夫的思念化为源源不断的情书。像众多的美国军人妻子一样，洛蒂一面积极参与募集战争债券、劳军演出，一面不断写信鼓励丈夫。在《一个战时新娘回忆60年前和丈夫往来中国的通信》中，她深情地回忆道：“我喜欢利用每个空暇时间给他写信，无论是在乘地铁的上下班路上，还是在作午休或在家的时候，总是信纸不离手。我要用我的心灵和精神安慰他，提醒他我们有共同经历的昨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我不知道，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是否还有比这样的家书、情书更能鼓励士兵的东西了。

同样，格里斯特也从不忘记与妻子分享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这位年仅23岁的美国小伙有绘画的天赋，在文字描述的同时，他用天才的画笔，画了许多反映其在华生活的漫画和速写（全书共有一百多幅图），津津有味地描绘了所到之处的世间百态：农民用扁担挑担子、穿开裆裤的孩子、母亲在街上给小孩把尿、田里耕地的水牛、赶着猪去赶集的农夫、农村里的水车和磨坊、土地庙供奉的神位、村镇里上演的地方戏、路边的卖糖人小贩、成为一片废墟的战后柳州、恶性的通货膨胀。

除了世间百态外，格里斯特还在情书中尽可能地向妻子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这些颇为准确的介绍中，流露出一个心地善良的美国大兵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尊重和同情。在昆明时，春城的众多花卉给格里斯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感叹道：“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花卉，世界上的花园就会大为逊色。”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向爱妻指出，中国古人对植物栽培和分类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西方，并预言：“在神秘的东方，中国人为人类的生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如果他们能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和生活，他们将成为伟大的世界伙伴”（第113页）。显然，他所说的“压迫”就是他看到的那些落后甚至是丑恶的现象，诸如抓壮丁、克扣军饷、乞讨、漠视生命、恶性通货膨胀。在两封信中，他都谈到了一个残酷的现象，就是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关注事故中的伤病员，因为“帮助临死或受伤的人有一些潜规则：谁救人，谁就得负责今后养活他”。他分析说，生活的艰难，社会的动荡，导致了这样的“残酷无情”，想“要活下去，就只能负责家里人”（第87、138页）。

作为美军总部的人事官员，格里斯特在战后的上海度过了其在中国的最后半年。这部分信函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各色人等特别是刚刚从日本集中营出来的外国人（主要是犹太人）打交道的经历。他参加虹口犹太人难民营里的礼拜，带难民营的孩子参观游览，为嫁给美国大兵的“战时新娘”办理出境手续，观察在沪外国人的生活和心态，这些记述让我们了解了战后在上海的美国大兵的生活和外国人社区的状态，而这些是在通常的史书上很少看到的。在这样华洋杂居的社会中，种族往往是一个敏感的因素，作者的一些信函透露出鲜为人知的信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五六万美国士兵在中国，但几乎看不到黑人士兵。作者开始也很奇怪，因为在缅甸和印度都有很多黑人士兵，而且，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从印度的雷多起始，进入缅甸后与原来滇缅公路相接，至昆明）就有近万名黑人工程兵在筑路。那么，缘何没有黑人士兵在中国呢？原来，“蒋介石是因为害怕种族通婚而拒绝他们进入中国的，他说过白人士兵就已经够令中国人兴奋的了。他说这话，完全忽略了有色人种部队在修建乐都（通译雷多）—滇缅公路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他们重新打通了外界唯一通向中国的大路，这是传奇般的壮举”（第213页）。人类的种族优越感和等级观念似乎难免，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蒋介石是如此，就是格里斯特这个充满爱心的小人物也是如此。在看到上海贫困交加的白俄人不得不卖淫、乞讨时，作者写到“他们给欧洲人丢尽了脸”。“看见人乞讨心里会很难过，看到一个欧洲人干那种事情，我更会难受到浑身打激灵”（第228页）。

通常，人们对美国大兵在二战战场上的英勇赞不绝口，对他们平时的表现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常给人留下没有文化、缺少教养、举止粗鲁、寻欢作乐、追求刺激的印象。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时在上海的美国陆海军举行了一场橄榄球赛，为了活跃气氛，不知谁想出了一个损招，在比赛正式开始前，让一些拉黄包车的苦力进行比赛，每个车上还坐着一个从美军不同单位选出的美女。比赛是从外滩跑到充作橄榄球比赛的跑狗场，优胜者获得30美元的奖金。1万美国大兵观看了苦力的竞赛，“胜出的女郎举起银质奖杯，笑得很甜；而赢得胜利的黄包车夫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别人把花环挂在他的脖子上，好像一匹在德比马赛上得胜的马”（第235页）。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文明准则，在这些大兵兴高采烈的狂欢中不复存在。

对于美国大兵的粗俗，就连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都有些担心，害怕这近千万的阿兵哥回国后能否很快适应正常的、文明的生活。不过，在看到美国大兵粗俗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整体的教育水准较高。比如，当时的美国青年，不论是干苦力的劳工，还是做办公室的白领，不论是小学毕业生，还是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要接到征兵通知，必须参军，无一例外，而当时的中国，大学生可以免服兵役。以那时的美国标准来看，格里斯特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当兵之前，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系的大三学生，不过，他的墨水还是很有限，语言表达也不够规范。他曾经非常得意地告诉妻子：“我学会了在正式场合使用正规语言。我在进修英语语法，再上几课，我也许真能讲一口正规的英语了”（第307页）。可就是这样一位自认为英语不规范的美国低级军官，却有着一种来自生活而非书本的聪颖。经过战争的考验，格里斯特形成了朴素的世界观：“我希望世界和平稳定持续下去，希望战争带来的痛苦与不幸不再降临地球。可惜，只要有仇恨存在，和平就无法持续。如果我们有能力排除仇恨，我们就有能力排除误解，也就是我所认为的战争根源。这就是我们传递这场战争的和平尾声的重要性。人们必须意识到，只有传播友谊才能让我们自由地和平共处。我知道这是理想主义，但是一旦应用，就能将梦想变为现实，因为世界行动靠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责任是属于我们大家的”（第294页）。就是怀着这样朴素的信念，格里斯特以自己的微笑结交朋友、平等待人，不管他是印度酒店里的堂倌，还是中国的厨子，不管是工作中的中国战友，还是战俘营中的日本战俘，不管是难民营里的犹太儿童，还是高尔夫球场上的中国球童。

战争不仅塑造了格里斯特的和平信念，同时也加深了他对爱情的理解。面对战时所有已婚和订婚军人的担忧问题：“我们远隔重洋，是否会变心？”他回答说：“我相信这事绝对要看具体的人，也要看是什么东西一直在刺激着他。那些变心的人肯定早有变心的理由了。也许他们跟爱人之间本来就不怎么亲近，也许，长久的分别造成了一系列错误的看法、观念和思想，譬如长期积攒心底的战争经历就可能导致一些人最终丧失对人的信心和信任。最后，那些基础不牢靠的婚姻，不能约束夫妻双方遵循生活的规则”（第319页）。当即将结束3年半军旅生活的时候，格里斯特对生活已经有了哲学家一样的思考：团圆就在眼前，“再也不用撕心裂肺地彼此思念。从分别中我们也学到不少东西，那就是我们爱情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段时间没有白白流失，因为，它为我们的爱情，为我们的未来的共同生活，打造了一把心灵的尺子”。显然，正是这把心灵尺子，让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一同走过了六十余年的人生。格里斯特的这些生活感言，也给美国年轻一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美国青年在亚马逊网站上，写下了自己对英文版原书的读后感，认为格里斯特不愧为“美国最伟大一代人中的一员”。可惜，格里斯特已经无法再看到和听到人们对他的赞扬了。2005年8月，老人偕夫人来华参加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出席了本书的中译本首发式。两个月后，格里斯特因病在美国去世。

本书翻译忠实原文，平白流畅。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在第158页上，一幅明显是格里斯特本人的素描像被误注为“日本战俘石黑喜一郎”。格里斯特曾在信中特别告诉妻子，他和一个日本战俘互画肖像。这幅素描中的“石黑喜一郎”几个汉字显然是给格里斯特画像的那个日本战俘，即肖像作者的签名，而非被画的格里斯特。另外，作者记述了自己在上海期间的两次去“海宜城”旅行的经历（第259、263页），根据作者的叙述，这个地方应该是杭州湾的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