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我国近代小说创作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侠义公案小说，第二次是谴责小说，第三次是“鸳鸯蝴蝶派”（以下也称“鸳蝴派”）小说。这三次创作高潮，每一次都创作出大量的小说作品，每一次都在下层社会引起大的轰动。这三次高潮所展示的近代小说的发展走向，不仅和近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密切相关，也和西学东渐有一定的联系。这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中西双方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方面的较量，其次是西方社会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最后是体现着社会成员的生活追求、价值尺度的各种观念形态的输入。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鸳蝴派”小说，分别反映了这三个历史阶段民众的生活感受和理想追求。其中，“鸳蝴派”小说热始于辛亥革命前夕，1913年徐枕亚推出其代表作《玉梨魂》，把这类小说的创作推向高潮。先是言情热，继而是侦探热、武侠热，这种热度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

“鸳蝴派”小说兴盛的原因与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都不相同。首先，从西学东渐对文学的影响来看，前两次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西学的输入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又影响到文学。而这一次则是西方小说直接对我国近代小说产生了影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了宣传政体改良，号召人们译介西方的政治小说。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所翻译的政治小说很少有人问津，人们根据自己的心理期待和价值取向，选择了《茶花女》《福尔摩斯探案》，选择了在英国本来算不上大家的哈葛德的通俗小说。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的翻译家引进了洋故事，但实际上，它不仅使中国人看到了新的文学样式、审美情趣，也带来了与我们数千年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伦理准则和人生格调，引起了人们对传统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反思。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历史准备不足，晚明那种贵己重身、崇尚情欲的人文主义思潮死灰复燃。这两种力量的交叉，使得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叛离了封建观念和伦理规范，人性开始了朦胧的觉醒。直接反映市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理想的“鸳蝴派”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当时的市民小说代表，这一小说流派兴盛于民初五年（1912～1917），是典型的市民通俗小说，其内容形式、代表作家、精华糟粕错综复杂，题材包括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这类文学的流布传播都受到西方文学和西方思潮的影响，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变化。

与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流派不一样，“鸳鸯蝴蝶派”并没有什么创作宣言，也不是什么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它只是以文学杂志为纽带，文学趣味相近的中国传统文人们活动于清末民初松散的文学社团流派。自1892年到1917年，中国文坛上只有通俗文学。1917年以后中国文坛上是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双流并进。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开始合流。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导致许多读者渴求关于战争和爱国的文学。自此，“鸳鸯蝴蝶派小说”逐渐失去了原先的繁盛地位。

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各式各样的消闲文学。为此提出文学主张，亮出公开而完备的旗号，以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旗帜，集合起一批作家，写出大量作品，形成庞大的流派，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却是这个名声不佳的“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中心的报纸和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大量出现，它们适应了读者逃避现实、追逐乐趣以及了解西方文化的需要，同时也保留了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也由于固执于传统，这类小说在接触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时，缺乏一种敏锐的眼光和道德的力量，不能够像鲁迅那样在作品中暴露传统社会。

鸳蝴派的名称可谓多种多样，如“礼拜六派”“民国旧派”等。其对应的范围界定也是众说纷纭、标准不一，目前学界主要的界定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将之视为一个文学流派，该流派的文艺目的在于消闲和娱乐，作品具有趣味性。题材惯用言情、社会、黑幕、历史、宫闱、武侠、侦探、滑稽等。体裁是长篇小说，主要采用章回体，短篇不少承袭传奇文学即笔记小说的体例，还有花样翻新的“集锦小说”。阵地有报纸副刊和大量杂志、小报。团体主要是星社和青社。另外一种是将之视为一个文学现象，或带批判眼光以“封建余孽”的鸳蝴派文人创作的反现实主义“逆流”来概括它，或客观地勾勒出它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有研究者注意到鸳蝴派在文本方面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前除了“新文学阵营”外的所有。鸳蝴派这一概念的形成其实是新文学阵营长期批判指认的结果，炮口所及对象逐渐增多，这一名称下所涵盖的内容也在扩大。对于这个“非新文学”的庞然大物，文学史对其定位变化很大，从“逆流”“封建文学”代表，到“文革”后的市民文学、通俗小说。有些文学史开始肯定如张恨水这样的鸳蝴派作家，开始了具体丰富的相关资料整理工作。迄今为止，海外也开始有学者加入，较早研究鸳蝴派的论著有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与夏志清的《〈 玉梨魂 〉新论》。

从文学继承关系看，“鸳鸯蝴蝶派”孕育并脱胎于晚清文学，与晚清小说有着不可分解的血缘关系。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分析清代小说四派（拟古、讽刺、人情、侠义）及其末流时，即将“鸳鸯蝴蝶派”发端时期清末文坛上的小说，概括为这四派的末流，其中便包含了这一派的早期作品。这一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中的有些小说，特别是哀情小说，也反映了新时代市民的思想意识。其代表作家有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等。徐枕亚的《玉梨魂》（1912）是哀情小说的典范之作，它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引导读者服从于封建礼教，但作者对何梦霞与白梨娘爱情的生动描写，客观上也提出了爱情婚姻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社会问题。此类作品都表现出这一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思想新旧杂陈的状况。

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在晚清社会动荡、各种文化互相冲突的背景下产生的，以情感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类型。它的诞生同其他小说流派一样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主要表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需要，反映旧民主主义要求的晚清进步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并非偶然。鸳鸯蝴蝶派小说“紧贴在上海这一现代大都市的形成与发展上似乎是自然而生自然而长，表现的是上海广义市民社会的观念状况与新奇的生活内容，而其本身又是上海都市现代化内容的一个部分”。它看重文艺的欣赏价值和娱乐性质这一功能，从市民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正统文艺观加以否定，这正是中国社会由长期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这个历史特征的反映，也是商品经济社会开始出现的一种标志。上海这个自开埠以来经济与文化发展最迅猛，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最鲜明的大都市的社会生活，既为这派文学的准备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也为它的发展和繁衍提供了合适土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也是过渡时代不同文化在冲突与交融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文学选择。当时的社会，读者阶层中有大量的“遗老遗少”，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有闲阶级、迅速增加的拥有阅读自由的妇女读者等生力军，强调弘扬传统道德，期待吟风弄月、缠绵悱恻的情感故事是这类读者的阅读取向。鸳鸯蝴蝶派文学之所以能在新旧文学激烈斗争的洪流之中获得顽强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契合了接受者的审美心理。

时代对文学的选择有多种方式，但在通常情况下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以历史与社会“合力”方式发挥作用的外部的总体干预，这种干预决定文学发展的方向；另一种是内部的决定文学构建的文化特质与发展形态的自我变异。到“五四”前夜，“鸳鸯蝴蝶派”由发展而日渐繁荣。由于这派文学承袭着我国传统小说中志怪、传奇、讲史、神魔、人情、狭邪、讽刺、谴责、侠义和公案小说的遗风流绪，一些作品继续采取文言及白话章回体形式写作，其中有的作品，曾肆意宣扬封建节烈观、道德观，因而在“五四”之后，受到高举反传统旗号的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批评。而这一流派最有名的作者当数杰出的“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笑天、周瘦鹃、张恨水。其作品中最有名的是所谓“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抗日战争前，“鸳鸯蝴蝶派”的繁盛，不只证明了通俗文学的内在价值不容轻视，更主要的是它的流行趋势，总是提醒文学批评家绝不可忽视文学作品与读者、与文化消费市场、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鸳鸯蝴蝶派”之所以走向繁盛，正是由于这派作者懂得，他们是在为文化商品市场，即为都市市民读者的欣赏兴趣写作。城市商业的发展需要记录展示商业生活的文学，为顺应潮流，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们的小说取材十分广泛，尤其注重题材的传奇性、秘闻性。在故事情节架构与审美信息传导上，这派作者大多采取读者的传统形式，偏重于用强化故事悬念的办法，来拓展读者的审美期待心理，并且注重在轻松、热闹、伤感的场面与氛围中，表达读者所关切、所能接受的、不离不违世俗人情与人伦常态的思想感情。这部分通俗小说的共同特点是：在继承鸳鸯蝴蝶风格“重趣味”“重娱乐”的基础上，注意吸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某些技巧，多以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纷繁多姿的婚恋故事为创作的题材，在哀情、艳情、苦情、悲情或婚姻家庭的情爱故事里，驰才情、弄文采。同时，这类小说中有的也增加了哲理的渗透和人性的解剖、文化的反思的因素，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往往打破了单纯注重以情节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刻意讲究小说技法。因而这一时期不少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

鸳鸯蝴蝶派是在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兴起的，带有商业文化的气息，消遣趣味性很浓；同时由于它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血缘关系以及时代背景，在反封建礼教方面，它比清代文学已有明显发展。没有鸳鸯蝴蝶派文学就不会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这样的说法所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将鸳鸯蝴蝶派定位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向上的重要标志并不为过。鸳鸯蝴蝶派文学单就其“文学”本身而言，也是中国（特别是“上海”）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转喻，同时构成了中国“市侩”式现代性的美学基础和伦理辩护。如果我们把近代、现代、当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鸳鸯蝴蝶派”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性建设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人文主义是在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它肯定人的权利，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以人的情欲抗拒封建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发展个性，主张婚姻自由。韩毓海在一篇讨论鸳鸯蝴蝶派的文章中指出，作为“言情”小说，它反对“爱情至上”的非理性，将爱情客观化为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和严厉的市民伦理（“发乎情，止乎礼”的现代转化，与中产阶级的趣味一脉相承）。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其情不是空泛的“情”，也不是传统的文人之情，而是与当时时代状况同步的社会情感与个人情感，它是现代性都市文明的情感投射，因此，它也才能够在当时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广受读者欢迎与追捧；此外，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自强意识，表现出反抗压迫的战斗性。如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为国牺牲》，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等。《礼拜六》的主编周瘦鹃回忆说：“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他认为《礼拜六》的作者，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这些话还是比较中肯的。“五四” 新文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封建社会发起猛烈攻击，它们和封建主义是彻底决裂的。相对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反封建没有“五四”新文学那么彻底、那么一步到位，它们和传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些作品或情节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即便如此，鸳鸯蝴蝶派的主流也显示着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这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他们是和时代潮流一同前进的“五四”新文学的同路人，方向是一致的。可以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经深深触动了封建婚姻本质问题。没有这些小说中的“殉情”“惨死”，就没有“五四”小说中的“出走”“私奔”。死代表毁灭之美，说明新旧不可调和，死亡才为后人开辟了道路。鸳鸯蝴蝶派作家还宣扬感情至上的现代爱情观，体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和先锋性。在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方面，鸳鸯蝴蝶派文学也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性征兆，它多以工具和形式主义立场对待艺术，注重故事的“讲法”（现代小说的许多技法在鸳鸯蝴蝶派文学中已初露端倪）；从它与新闻业的关系看，艺术也被纳入或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功能，由创造变成了职业。这些都正好提供了早期的社会合理化进程的想象和叙事样式。“鸳鸯蝴蝶派”对海派文学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文坛被视为“奇迹”出现的张爱玲，她的成功标志着“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的交汇。

鸳鸯蝴蝶派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光怪陆离的大都市生活从文学素材、读者培养、作家群建设到销售市场都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准备好了优良条件。在中国，上海作为近代城市化的代表，展示了一个鲜明的城市化过程。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急剧碰撞的背景下，近代上海体现出不同以往也有异于外国城邦制的城市发展景观，成为典型的中西近代城市社会的混合产物。如此背景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以市民大众为主要读者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

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发展，市民数量的扩大，市民意识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城市经济的繁荣都为该派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当时也赢得了众多读者。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创作者的心态、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文化风貌和文本特征都与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关系紧密相连，可以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基地——上海的特殊环境，为这派小说的产生乃至流行提供了温床。

明清以来，上海这个普通村镇在文化中心苏杭的比照之下，寂寂无名。而在开埠以后，西方现代文明极为充分又快速地晕染出较为开放的商贸文化，以上海英租界为中心，打造出一个繁荣的东方巴黎——十里洋场。西风东渐的影响旋即向周围发散，西方文明与吴文化不断碰撞、缠绕，经由清末科举制取缔后“多余的士子”文化人群体的合力发酵，终于缔造出民国时期最能表征现代性的复杂面貌的文化样态——海派文化。在这里面，应当既包括左翼文学与感觉派等“前卫”流派，也不应该忽略对民众文化生活影响极大的鸳蝴派文学。

十里洋场，是东方巴黎。其范围在英租界四周，包含旧上海的市中心区。开埠后的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开放的商贸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民众以及国际移民的到来。移民不仅带来了自己的本土文化，也吸纳了迁入地文化，使上海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都市文化。国外移民将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上海，使上海以“十里洋场”著称。

近代上海，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其土著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并与国内各地移民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上海都市文化。作为移民主体的江南移民是上海传统文化资源的承继者与传播者。上海作为当时最大的商埠，吸引了江南大部分人文资源向上海大规模流动，奠定了上海作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的地位。江南文化人才纷涌至上海谋生、发展，促进了上海文化市场的兴盛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上海在印刷、出版、报刊、建筑、园林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受到租界内西方文明的刺激和启示，江南一部分绅商面对西方制度和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大胆学习吸收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也间接影响到其他人群。江南移民积极出资推动新式教育，提供场所供艺术界人士演讲、集会等。

在上海充斥着“西方文明”的现代都市环境中，商业化的全面渗透和扩大，使原有的乡土传统观念在冲击之下发生转变，滋生出近代市民意识，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一定的“现代性”。与传统士大夫相比，江南移民中的文化人在上海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发展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凭借良好的西学素养和新式的知识结构服务于新式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上海优越的文化传播条件和文化生成环境也为这群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契机。社会整体地接受洋化的心态，有力地支撑了先进知识者对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传播和弘扬，这也是其他外来文人选择到上海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代表如李伯元、罗振玉、章太炎、李叔同等人站在传播西方文化的队伍前列，在上海从事各种文化活动，使西学在民间广泛地发散开来，从而形成了上海从上到下整体比较开放的文化心态。江南移民性格温和柔弱，对人包括国际移民都比较宽容随和，这种风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整体市民性格的铸造。江南地区历经战乱，逐渐形成因势趋变的精神。江南移民来到上海，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进，部分旧式商人大胆转向新式经营，民族工商业开始兴起。随之而起的是买办这种新式职业，他们头脑灵活、善于经营，从而引导了上海整个都市社会的创新精神，有人就把上海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2.中西结合的“海派文化”

上海在开埠之前，只是一个普通县城。本土文化的发展也没什么特色，一直处于江南文化圈的边缘。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中心是其邻居苏州。近代上海凭借商贸业的兴起，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取代了苏州、杭州、南京中心城市的地位。从审美情趣到价值取向上都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表现出西化的风貌。上海建立口岸后，西方的一套管理模式在租界内大力实施，使人耳目一新，华界与公界的反差，使那些有开放性、前瞻性的人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融合东西，贯通古今，形成了以吴文化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新态——海派文化。

一种新型的文化机制的产生和繁荣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才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其他城市起步要晚于上海。北京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不允许其他文化并存；天津、汉口等地开埠时间比上海晚得多；广州、香港虽然比上海更早接触到西方文化，但广州民风彪悍，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传统文化较为贫弱，所以两者都不具备中西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的条件。十里洋场的文化繁荣，是工业城市文化与农业乡村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三种矛盾同时交织在一起，构成近代上海立体式的文化环境。西风东渐下的上海，如果没有江南文化圈的精神支撑与人力资源，可能会被完全西化。江南移民不但提供了创作者，也提供了庞大的读者群。粗识文字者，男女都有，为数不少。

“海派文化”以迎合市场需要为宗旨，受上海的重商主义思潮影响，具有浓厚商业化倾向。以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来看，迎合小市民的世俗心理，多出娱乐性、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至通俗小说盛况，为晚清以来的一大文化奇观。代表作家除张恨水是安徽人以外，其他均为江浙籍。他们作为江浙移民的一部分，亲身经历、目睹移民潮的悲欢离合，江南移民在大上海的生活逐渐成为通俗小说题材的一种来源。最早描述上海移民潮的是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十里洋场吸纳了一批有才华、肯付出的文人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有着上佳的作者群。鸳鸯蝴蝶派作家是伴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而出现的以卖文为生的文人。他们立足于市民社会，以满足市民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和编辑方针。民国初年，上海的文学市场得到进一步开拓，它所能容纳的文化人要比晚清时期多得多。另外，科举制度的废除让由士而仕的文人必须寻求官道之外的谋生之路。鸳鸯蝴蝶派作家正是在这一时期滑向市民社会，进入文学市场，以写作为谋生的职业。如周瘦鹃这样家贫的作者，全靠稿酬改善家计。中学毕业后，周瘦鹃看到上海的文艺刊物风起云涌，小说大受市民欢迎，就辞去教书职务，正式下海，干起了笔墨生涯，以卖文所得为母亲分担养家的重任。鸳鸯蝴蝶派作家虽然并非每个人都像周瘦鹃这样为了摆脱贫困而投入写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以创作小说和编辑报刊为主要的谋生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发达的文学市场给鸳鸯蝴蝶派作家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不少作家还依靠创作小说、编辑报刊过上了较好的生活。这种创作环境也让鸳鸯蝴蝶派作家努力调制广大市民读者所喜爱的口味，同时也繁荣了文学创作本身。在上海，相当数量的文人开始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走入文学市场，在市民社会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的人格独立，成为职业作家。他们全力投入到事业中，发表小说、翻译作品，传播新的观念，编剧本，参与大众娱乐事业。

上海的大都市氛围奠定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基调。经济的发展使近代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北京等市民层扩大，市民趣味的勾栏传统也延续了下来，个人主义在国家、民族主义的覆盖下悄然滋生并膨胀、发展。市民们对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尤为重视，吃、穿、玩在他们手中被调得津津有味，小说也被视为一种优雅的消闲。鸳鸯蝴蝶派初期，以恋爱婚姻为题材和中心内容，以徐枕亚的《玉梨魂》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这两部哀情小说的出现和风靡为标志。这种文学模式的流行与“十里洋场”的风气也不无关联。当时，上海的租界内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而租界当局是按照外国的伦理观念治理租界的，强奸无罪，有时且轻于略诱，积是各因，乃成恶果，而上海之风纪荡然。这一社会条件为男女自由恋爱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环境，造成上海的普通市民对男女自由恋爱持开明的态度。这种开明的态度与男女自由恋爱的风纪，不仅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提供了素材，而且也为其展开了“期待视野”。鸳鸯蝴蝶派的题材多突出新闻性和秘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这些都是典型的都市文化的特征，但在具体写作笔法上又独具古风。鸳鸯蝴蝶派文人多来自上海周边的江南城镇，脱不去的传统文人的底色让他们的书写并不那么“现代”。民初的上海，虽西风浩荡，却是以现代保存传统。上海人物长袍马甲，坐了新式的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从这类人物身上我们可窥见上海现代传统之一斑。“鸳鸯蝴蝶派”用传统小说的模式写自由恋爱的内容的小说，也就正中上海人的胃口了。

而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主体，处于世纪之交的文人转型期，纷纷来到商业发达的上海，是要以文为生、养家糊口的。所以这个群体特别注重作品的接受情况，注重迎合当时上海“市”的文化环境和市民心态。如此心态下呈现的作品更是发散出浓郁的“十里洋场”的“哀情但不滥情、奢靡而又细腻”的文风。由此，这个群体迅速壮大，据统计，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一地就有300种杂志、小报及大报副刊。作品，仅长篇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就有1074部，武侠小说683部。把该派的侦探、历史、黑幕小说全算在内，总数2000部以上。由上海而天津，进而波及全国。

工业发展与都市社会的形成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兴起并流行的时代背景。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把社会空间局限在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方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团体、报刊、评奖、交往等一个个小的网格。这一个个相对狭小的网格集合体被其定义为“场域”。一种文学思潮、现象、流派的形成总有它相对应的场域。“场域”由多个要素组成，相互交错，相互制约，任一因素的变化都可能连带其他变量，引发蝴蝶效应、溢出效应。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市民文化的兴盛带动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兴起。十里洋场是《海上花列传》等作品产生的时代大背景，作者韩邦庆目睹了西方商业文明对上海的深刻改变，包括城市风貌、家居饰物、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方面面。小说中展现了很多迥别于中国“乡下”的上海商业文明，展示了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画面。唯利是图的商业意识对人心的腐蚀也是小说着力之处，那些看似卿卿我我的情爱背后是金钱货币的流通与买卖。为了光鲜亮丽的都市身份，单纯干练的赵二宝进城不久就甘心出卖了自己；为了榨取更多金钱，黄翠凤、沈小红们演技高超，达到了高度的“职业化”。这部吴语小说也不再是传统的斗室创作、自己刻印、赠送亲友，而是借助杂志、报纸这样的大众媒体公开发表，标志着文学创作体系中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到来。

1902年发表的《海上花列传》，在文学观念、创作观念、创作体系方面都有别于古代小说，已可以被视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其一，内容上变化了。小说写的不再是过去的事，是“今社会”的人和事，更多了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不单纯是总结和感叹历史或人生，而是要对当今的读者如何处世做人提出指导与劝诫。其二，题材上不同了。上海自开埠以来，聚集了多地人口，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海上花列传》记录了当时上海特有的“移民文化”，是现代的“移民小说”。该小说全面展示出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画面：“在小说开头，当刚从乡下出来打算到上海找点生意做做的农村青年赵朴斋，冒冒失失撞上早晨刚刚醒来的花也怜侬的地点，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当时便有青布号衣的中国巡捕过来查询。租界、巡捕和外乡农民，这几个独特的意象，表明了上海的森严和另类。”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人物关系设置与氏族血统安排，翻开《海上花列传》小说，其记述的是海上妓女，不甚了解其出身背景籍贯。那是一座无根的真正的现代工商都会，是一座夹杂着各种口音、混杂着各色人等的移民城市。文学转变还表现在大量出现的新兴器物描写内容，在《海上花列传》中，从自来水、交通运输、通信到照明，处处显示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不同于农耕文明和乡村都会。中国传统中从未有新兴器物洋灯、洋镜台、煤气灯装点堂馆门面，黎篆鸿的老相识屠明珠的厢房内，“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装着高脚玻璃盆子，排列桌上”，“桌前一溜儿摆八只外国藤椅”，表现出浓浓的西洋韵味。《海上花列传》展示了从外国传入的电报、人力车、东洋车、马车与长江轮船，记录了新兴都会上海的工业性质与现代转型。

鸳蝴派以西方文学译介的斐然成绩位居文学翻译数量与影响最大的民国文学社团之列。在中国传统文学、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三者首次碰撞、交融的背景下，鸳蝴派的译作获得了特殊的历史价值，这种“历史价值”系指该派西方文学翻译出版在中国文学由传统到现代转变中所起到的承接作用。

鸳鸯蝴蝶派有一批中西合璧的作者，主动进行汇通中西的文学活动，主要是新小说创作及译介外国文艺作品，同时创办各类刊物辅以传播。这就从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整个链条中将文学新质赋予了中国近代文学。首先，从内容上对现代都市器物、生活方式、新生活观念等方面巨细无遗地加以呈现，堪称当时的中国都市生活猎奇与指南百科全书，开启了大批中国读者的海外视野，继而影响其世界观与价值观。其次，西方文学元素的本土化过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文学类型与结构及表现手法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提供了养料。鸳鸯蝴蝶派自创刊物，自产自销。在稿费改革与期刊娱乐性的探索上都有尝试，为了金钱利益，确实存有大量冗余文字，精品也不多，但在满足市民文化需求，普及新风尚、新观念等方面是有所贡献的。同时也摸索出一条较为符合现代化文化市场运行规律的制度。小说类型增多，美学标准与世界文学趋向一致。

鸳蝴派文人以翻译为桥梁、出版为纽带，积极译介西方作品，担负起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历史重任。这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贡献不可小觑，更颇具现代启蒙意义。有些后来成为知识精英作家的人最早是从鸳鸯蝴蝶派翻译家的译作中知道国门之外，有着一个广阔的世界。鸳蝴派的译介是民国文学社团中数量最多也是影响最大的。鸳蝴派作家群核心成员“五虎将”与“十八罗汉”均翻译过域外小说：周瘦鹃译作513种，程小青译作145种，包天笑译作141种，陈景韩译作77种。鸳蝴派文人数量庞大，活跃期近50年，西方小说汉译出版数量在3500种以上，影响力巨大。他们的译介小说类型极广，涵盖政治、侦探、言情、社会、伦理等主题，兼具文化消遣与文明启蒙的功用。

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在读者非常喜欢关于神秘的西方浪漫传奇的小说，如林纾1895年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一流派的作品，后来经张恨水将中西折中起来，以张恨水在1929～1930年发表的连载小说《啼笑因缘》为代表。一位美国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部与神秘、探险有关的“悲剧的浪漫传奇”。鸳蝴派作家群里多有通晓西语之人，他们较早地大量译介外国文艺作品以拓展读者视野，从封闭内向到具有世界性的广角全景。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有三四十人从事各类文艺作品的译述工作。从1901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翻译单行本小说有121部，发表单篇翻译小说有369篇，其中有77篇是用连载的方式，其篇幅也是相当长的。代表性的翻译家有周瘦鹃、包天笑等人。其中，周瘦鹃当时在翻译界的地位仅次于林纾，但林纾是不懂外语的早期翻译家，而周瘦鹃则是独立译作的。他在1917年3月结集出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为上中下三卷，内收46家的49篇小说，涉及14国。其中，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荷兰、塞尔维亚五国的作品是首次介绍到中国来，也有人说周瘦鹃是中国最早翻译高尔基作品的译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还与周作人共拟了一个嘉奖的评语，认为这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鸳蝴派文人还译述国外电影理念，传播欧美影片。1919年6月至1920年7月，《申报·自由谈》主编周瘦鹃连续发表16篇《影戏话》，这是中国电影史上较早探讨现代西方电影的论述。徐卓呆痴迷西方电影，不仅译介外国电影行业动态，还汉译西方电影理论。1924年，他编译的《影戏学》一书出版，是中国首部译自西方的电影学术著作。程小青翻译了美国影剧教授菲利普的《电影编剧谈》，以情节、动作、美术、悬疑、焦点等关键词，介绍了美国电影的编剧技法。

鸳蝴派专门开办电影杂志，着力译介评论西方电影。《电影月报》刊载了《美国电影发达外史》，《电影杂志》曾连载《实际的电影设施研究》（日本）。其他鸳蝴派报刊也常见关于西方电影的概括评述。《游戏世界》的《美国影戏界之百面观》《影戏丛话》《影戏偶谈》，详细介绍了英美等国的电影史及佳片“本事”。《心声》杂志刊登《美国影戏消息》，《紫罗兰》刊载《美国影戏学校中之生活》等文章。“改译”影戏小说延续了西方电影故事的“影像”生命力。鸳蝴派作家是西方影戏小说的开拓者。他们根据个人观影的感受，将西方电影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加以演绎，以文学语言进行改译，出版为小说作品。周瘦鹃翻译的影戏小说十数部曾连载，如《阿兄》《庞贝古城》等；陆澹安将侦探电影《毒手盗》译为小说《毒手》，由《大世界报》连载，并出版单行本，此后陆续推出《赖婚》《黑衣盗》等近十部影戏小说。翻译与出版息息相关，是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关键环节。集翻译出版于一身的鸳蝴派文人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传播了西方世界的新知识，使国人得以领略西方文学、社会及电影等新鲜事物。

除了文学艺术作品，鸳蝴派对西方文明文化的本土化工作是很全面的，对新的文学观念、生活理念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颇有贡献。作为一个人数众多、刊物众多的流派，鸳蝴派作家群的合力能量很大，鸳蝴派肩负起中西文化媒介的责任有良好基础。

鸳鸯蝴蝶派有一批中西合璧的作者，主动进行汇通中西的文学活动，主要是新小说创作及译介外国文艺作品，同时创办各类刊物辅以传播。这个作家群体，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有三四十人从事各类文艺作品的译述工作。从晚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鸳蝴派对西方的译介异常丰富，在他们的杂志报纸上，呈现了一个多元鲜活的域外形象。除了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之外，鸳蝴派的译介活动还包括对域外科技、文化的引介，以及图片摄影的直观展示。域外为鸳蝴派作家群提供了一个新世界的样本，在他们创作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知识的想象”（李欧梵）的作用。因此，鸳蝴派对于西方的呈现是全面的，不仅包括对域外各类新知的介绍，还包括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逐。

民初（1912～1917）是鸳蝴派的兴盛期，在这一时段，新文化群体还没有大规模地对其口诛笔伐，文化空间的新旧区分尚未正式形成，鸳蝴派的译介活动上承晚清“灌输新理”、输入域外新知的传统，下启“五四”后注重“趣味”、“消闲”、立足日常生活言说的特色。通过《小说月报》《娱闲录》等杂志封面、插画栏目中的域外题材图片，精心编选，呈现与西方有关的图像。这些关乎西方的插画一般都是摄影作品，相对于晚清的画报与绣像，摄影给读者以更多的纪实感。这些域外图像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丰富，从风景名胜、科技文化、新闻时局、名人肖像、娱乐休闲到社会习俗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些图片热衷于新知新闻的传播，与鸳蝴派的世俗化旨趣是相一致的。就其题材内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域外景观的展示，包括风光图片和历史文化名胜摄影。如巴黎郊外风景、蜡人馆，瑞士湖光雪景，比利时王宫、戏院、万国博览会会馆，意大利古迹，伦敦剧场，等等。这些风景图片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资神游的材料，有点类似旅游明信片，成为当时中国读者了解域外自然风光、人文地理的绝佳资料。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国外现代都市的摄影，高楼大厦、电气设施、文化经济等，被逼真地再现于报纸杂志。这类图片想给中国读者展示一个现代的都市样本，其中不乏艳羡之情与追逐之意。比如《小说月报》刊载的纽约系列摄影，有纽约的总街、屋顶与地下轨道、纽约时报馆、梅品旅馆、纽约博物馆、纽约赫巴勒剧场、赫德森车站、哥伦布大学、华尔街等。

对西方文艺的译介，涉及绘画、文学、戏剧等多方面内容，如《娱闲录》介绍世界名画《几俄昆多之微笑》（即《蒙娜丽莎的微笑》），《小说月报》刊载泰西名画《绿野春耕》《战后》《威尔士公主之招待室》等；《小说月报》还在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风靡一时之际专门登载巴黎茶花女墓以及小仲马墓摄影。还有不少世界文豪的肖像，如雨果、拜伦、柯南·道尔等。其中，英国作家司各特为晚清民初翻译界所推重，其肖像也多次出现于《小说月报》插画栏目。19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小说月报》专辟纪念摄影专栏，刊载了莎士比亚肖像、莎士比亚铜像、莎士比亚诞生之室、莎士比亚演剧之戏院等图片。

鸳蝴派的译介还涉及对西方女性以及她们所代表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关注。晚清以来，女性图像在报刊媒体的封面插画中始终占据相当的比例，鸳蝴派杂志对西方女性形象的呈现，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充满风花雪月的脂粉气，而是相当多元。其中不乏对女子时尚装束、衣履更替的津津乐道，如西美人之时妆、法国妇女古履等；但更多的是西方各阶层女性的照片，其中既有著名女性，比如俄国皇后和公主、法国总统夫人等，也有看护妇、女工、女学生等普通人。这些图像多取西方女性工作、学习、骑马、参政时的样态，显然意在给中国女性走出闺阁、参与社会提供一个可资借鉴、模仿的榜样，比如英国女子英姿飒爽的骑马图、一战中德国看护妇照顾伤员、女子学习制作枪炮、兵工厂中工作的女工等。此外，在鸳蝴派杂志有关域外的插画中，有关婚恋的内容也颇为引人注目。《娱闲录》专门刊有“西洋夫妇的爱情”插画，展现西洋夫妇爱情的西方男女深情相拥的照片，可以看出时人向往的一种以西方为摹本的爱情婚姻理想。作为对照的是时人男着西服、女穿婚纱的照片。这些都曲折地表达了对一种新式的爱情婚姻关系的向往。插画栏目里还有类似新闻画报这样的图片，表现出对新闻时局、战争的极大关注。一战期间，鸳蝴派杂志大量搜集、刊发各种战争图片并配以文字说明，既有对士兵状态、武器装备、战场情形的展示，也有对战争破坏的反思。鸳蝴派杂志大举介绍西方文化、生活乃至游戏方法，并将之视为健康、样派，言下之意是认为中国固有的娱乐方式极不可取。尽管这里所提倡的“消闲”“娱乐”的文艺观受到“五四”新文化群体的诟病，但这种以西方为样本的时尚现代的生活方式是有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