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年）記載：“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另《新唐書·百官志》記載：“開元二年，又置内教坊於蓬萊宫側，有音聲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技。”而《教坊記》又記載：“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成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綜合以上記載可知，唐玄宗開元年間設立了“五教坊”以掌管“俗樂”，包括内教坊、西京左右教坊、東京左右教坊。這並不是唐教坊的全部，因爲在“京中”的“平康里”還居住着一批“飲妓”，她們也“籍屬教坊”（語見孫棨《北里志序》），却不居於上述五教坊中，而且才藝也不限於“俗樂”，其生計更與五教坊樂伎頗爲不同。考察這批飲妓的居所、身份、來歷、組織、管理、等級、歸宿、服務對象、交易方式、經濟收入、才華伎藝等方面問題，無疑是唐代藝術史、文化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作。以下試以孫棨《北里志》作爲基本史料，對這些問題稍做考述。

一

第一，讓我們考察一下這批“飲妓”所居住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環境。孫棨《北里志·海論三曲中事》記載：“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墻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曲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遊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静，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由此可見，諸妓聚居於長安城北部的平康里，“北里”之名或本於此。楊鴻年先生指出：“平康坊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因此，北里諸妓的居處與唐代“五教坊”均不同，所以她們是有别於五教坊樂伎的一個群體。從環境來看，諸妓的房屋主要分布於平康坊内靠東的中曲、南曲和循墻一曲，屋内堂宇寬敞，擺設幽雅。

第二，讓我們考察一下這批飲妓的身份。《北里志》載：

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士設筵，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常數。（《北里志序》，第22頁）

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筯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駐其去耳。（《海論三曲中事》，第25～26頁）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爲假母，有女數人。……次曰福娘，字宜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王團兒》，第32～34頁）

從第一條史料的記載來看，這批飲妓的“户籍”由“教坊”管理，朝士聚宴欲聘諸妓於他處，必須教坊曹署“行牒”纔能辦到，但新進士則不在此限，只是收費比較高而已；從“飲妓、宴聚、設筵”等詞可知，北里諸妓的主要職能是侍宴，所以她們又被稱爲“飲妓”。從第二條史料的記載來看，東都洛陽和諸州也有類似飲妓；由於東都曾設左右教坊，所以東都飲妓可能也“籍屬教坊”。而唐代諸州設有樂營，所以諸州飲妓或隸於此，而與兩者略有不同。至於“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駐其去耳”一句則説明，北里飲妓專受命於教坊，貴爲京兆尹亦難以定其去留。從第三條史料的記載來看，北里諸妓中偶有“未系教坊籍”者，當是“假母”私自經營性質，恐不合法；故福娘之類，若有人肯出資，是可以私下買去而不經教坊批准的。

第三，讓我們考察一下這批飲妓的來歷。《北里志》記載：

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育，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脱。……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海論三曲中事》，第25頁）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爲假母，有女數人。……次曰福娘，字宜之。……常［嘗］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綫，誦詩歌。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王團兒》，第32～34頁）

從第一條史料的記載來看，諸妓主要是“假母”從小“丐育”的養女，她們往往出身於“貧家”，被“不調之徒”拐賣給假母，其後則從假母之姓，諸養女之間互爲女弟兄；另有一些飲妓則出身於“良家”，由於各種原因誤陷北里，無法脱身；當然，還有一些飲妓屬於雇傭性質，並不是假母從小丐育的，即史料中説的“或傭”。從第二條史料的記載來看，王團兒是假母，其次女福娘就是“總角”（童年時期）以後被“過客”騙到京城，誤陷王團兒家中而成爲北里飲妓的；這些飲妓有時也會被富貴人家聘“娶”，實際上是“包養”性質，並非真有婚約，這在下文尚有提及，不贅。

第四，讓我們考察一下北里飲妓的“家庭”組織。前引《王團兒》條載：“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爲假母，有女數人。”可知飲妓一般是以“家”爲單位進行營業的。另《海論三曲中事》條（第25～26頁）載：“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又（第25～26頁）載：“多有遊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豢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謂。”據此可知，假母是每“家”的主要經營者，一般操控幾個假女以充飲妓，假母一般没有丈夫，有時會依靠“諸邸將輩”充當一家之“主”。再《王蓮蓮》條（第36頁）載：“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仙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盖無圖者矣。”這裏提到的“假父”，就是權充“一家之主”者。

第五，讓我們考察一下這批飲妓如何被“調教”和“管束”的問題。《海論三曲中事》條（第25頁）載：“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撲備至。”又（第26頁）載：“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遊，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牒，而納資於假母。”從第一條史料的記載來看，假母調教假女學藝時，要求非常嚴酷，稍有懈怠或學業退步，則皮鞭、棍棒交下，因爲這是假女營生之道，必須有過硬的本領。從第二條史料的記載來看，平日假母對於諸女的管束相當嚴格，基本不允許走出北里，有事要外出的話，則須“日納一緡”（一緡相當於一千文錢）於假母；如果教坊“下牒”令諸妓陪宴於他處，所得的資財亦須交納給假母。

第六，讓我們考察一下這批飲妓的等級問題。原來，雖則同爲北里飲妓，但亦有高下貴賤之分。《海論三曲中事》條（第25頁）云：“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墻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另《鄭舉舉》條（第31頁）載：“曲内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匀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由此可見，南曲、中曲的飲妓要較循墻一曲飲妓知名，其受雇的機會及所獲之資自然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曲内飲妓之“頭角”者，也就是最有名氣的飲妓往往會被同行推選爲“都知”，可以“分管諸妓”，分管的目的是“俾追召匀齊”，也就是令衆飲妓都有大致公平的被邀約機會。這種舉措，具有某些行會組織的性質。

最後，讓我們考察一下這批飲妓的人生歸宿問題。《楊妙兒》《王團兒》《俞洛真》《張住住》等條分别記載：

萊兒亂離前有闤闠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睹。（第32頁）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爲假母，有女數人。……次曰福娘，字宜之。……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鬱悲，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詢之，答曰：“此蹤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第32～34頁）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於公貴主許納别室。于公（琮）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棁）冒其季父，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户，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迹今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絶色。（第35頁）

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悦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第35頁）

從第一條史料的記載來看，有些女妓如果獲得“豪家”包養，可以免於接客，所以外人“不得復睹”。從第二條史料的記載來看，王福娘因未系籍教坊，所以孫棨若能交納一二百金，就可以把她娶走，但遭到孫棨婉拒，於是福娘也被“豪者主之，不復可見”。從第三條史料的記載來看，俞洛真本已嫁予豪者，却因公主之命被“出”；繼而嫁給一“胥吏”，但不到一年便復墮風塵，其歸宿是頗爲不幸的。從最後一條史料的記載來看，張住住的結局最佳，歷經坎坷之後嫁給了自小“悦慕”的龐佛奴。值得注意的是，《王團兒》條（第34頁）又記載：“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只接於客。”由此可見，曲中女妓雖然被豪家包養，但只是免於接客，並不能免於官府（特别是教坊）的差役。原來，《大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記載：“凡反逆相坐，没其家爲官奴婢。……一免爲番户，再免爲雜户，三免爲良人。”據此可知，唐代民衆一般分爲“番户、雜户、良人”三種。教坊飲妓雖非官奴婢，但因“籍屬教坊”，所以屬於番上服役的“番户”，或有固定役務的“雜户”性質，一旦教坊下牒，就不能免於“官使”了。

二

我們上一節對北里飲妓的居所、身份、來歷、組織、管理、等級、歸宿等問題做了考述，接下來擬對其服務對象、交易方式、經濟收入等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如前所述，諸妓要被假母“遣見賓客”，這些賓客都是些什麽人呢？《北里志序》（第22頁）記載：“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由此可見，諸妓的服務對象主要是“舉子，新及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都是一些身份比較清貴的文人士夫。另前引《海論三曲中事》稱：“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遊焉。”已直館殿者往往也違反朝廷規定，至此尋樂。另《顔令賓》（第22頁）記載：“其（顔令賓）鄰有喜羌竹劉駞駞，聰爽能爲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或詢駞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駞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恥，遞相掩覆。”由此可知，名妓顔令賓因與低賤的樂工劉駞駞（善吹羌笛）私通，被曲中其他飲妓及鄰里視爲可恥之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諸妓所交賓客的確比較清貴。

當然，“見賓客”的場合和方式會有所不同。一般是賓客到北里來，納資於假母，然後與假女相會，所以諸妓的房屋擺設十分幽雅，就是專門迎合文人士夫的品味。另外，也常有被點名“致於他處”者，如《楊妙兒》（第32頁）記載：“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據此可知，楊妙兒的次女楊永兒因受蕭司徒的眷愛，每當有人致酒宴約蕭氏時，蕭氏就指定主人要聘請楊永兒出席陪宴，永兒不免要出里見客了。如果北里外設宴的主人没有指定飲妓的話，很可能就由前文提到的“都知”負責分派，即所謂“俾追召匀齊”。至於前引《王團兒》提到的王福娘和孫棨相約“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這屬於私相授受性質；而顔令賓之“私於樂工”劉駞駞，也是私相授受的交易。

毫無疑問，飲妓接待賓客是要收取費用的，而這種費用因時、因地不同而有多少之别。《北里志》中不少材料涉及這個問題，兹舉數例如次：

《鄭舉舉》：曲中常價，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第29頁）

《北里志序》：惟新進士設筵，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常數。（第22頁）

《海論三曲中事》：有一嫗號袁州婆，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鍰，繼燭即倍之。（第26頁）

《天水仙哥》：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寜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時有户部府吏李全者，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經［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搴簾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第26～27頁）

《北里志序》：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第22頁）

《王團兒》：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只接於客。（第34頁）

《楊妙兒》：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泣訴於他賓。（第32頁）

從第一和第二條史料的記載來看，飲妓陪宴的常價是“一席四鐶”；如果飲宴至夜間點燭時分，則“一席八鐶”；如果是“新郎君”（新進士）致宴，收費是常價的一倍。從第三條史料的記載來看，飲妓陪宴也有“一席三鍰”“繼燭六鍰”的（“鍰”與“鐶”同，參見《正字通·金部》），這是“袁州婆”自恃有財、壓價競争所致。當然，也有少數富豪並不在乎錢物多少，如第四條史料提到的劉覃，爲了能見天水仙哥一面，“所費已百餘金矣”；另如第五條史料提到的一些人，“不恡所費”，故其待遇也不同於常人，“下車水陸備矣”。再從第六條史料的記載來看，“買斷”飲妓使不接客的費用是“每日一緡”。另外還有一些角妓（角妓即諸妓中峥嶸而露頭角者）、名妓，收費又“倍於諸妓”，如上引最後一條史料提到的楊萊兒即是。

此外，諸州樂營飲妓陪宴時受賞的數目，也可作爲上述問題的補充。《楊汝士尚書》（第41頁）提道：“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由此可見，東川樂營飲妓在一次陪宴中曾各受“紅綾一匹”，這個賞價應是比較高的。王昆吾先生曾指出：“軍中編制以25人爲‘兩’，一‘兩’之長稱‘兩頭’，故營妓又有‘兩頭娘子’之稱。”這是“兩頭娘子謝夫人”一句詩的極好注脚。王氏又指出：“坊妓同營妓有一個區别，即營妓服務於各地行政長官，而坊妓所交往的則多是舉子和新進士。兩者又有一個共同處：她們都以飲筵爲活動場所，均屬‘酒妓’或‘飲妓’”，並可作爲參考。

三

接下來值得關注的是這批北里飲妓的才華伎藝等問題。如前所述，她們所接待的賓客多是一些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物，爲了更好地爲這些賓客服務，她們須努力學習相關才藝，並成爲有一定修養的人。所以孫棨在《北里志序》（第22頁）中也稱讚她們説：“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可爲證。

若從《北里志》的具體記載來看，諸妓最擅長的伎藝主要有“酒令、詩歌、音律、嘲謔談諧”等幾種。我們先看幾條相關史料：

《天水仙哥》：天水仙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哥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藴藉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第26頁）

《鄭舉舉》：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文崇）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藴藉，天生不似鄭都知。”（第29頁）

《俞洛真》：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常與詩曰：“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横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第35頁）

上引提到的“能哥令，常爲席糾”“爲酒糾”“頗善章程”“巧制新章”等，均指宴會上的酒令。對此，王昆吾先生《唐代酒令藝術》一書所述頗值得參考：“從現有資料看，唐人行令承繼古俗，但其組織形式更加完備。參加者人數不拘，常法乃以20人爲組。每組立一人監令，觀察依令行飲的次序；按當時稱縣令爲‘明府’的習慣，此人被命名爲‘明府’。明府之下設二録事：‘律録事’和‘觥録事’。律録事司掌宣令和行酒，又稱‘席糾’‘酒糾’。觥録事司掌罰酒，又稱‘觥使’和‘主罰録事’。……其中最爲當時人樂道的是律録事（席糾）。他是酒令遊戲的具體組織者，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所以《醉鄉日月》説律録事須有‘飲材’，即第一要‘善令’：熟悉妙令，能够巧宣；第二要‘知音’：擅歌舞，能度曲；第三要‘大户’：有酒量，能豪飲。中唐以後，擔任律録事的人物往往是專門的‘飲妓’。”據此可知，《北里志》所説的“酒糾”“席糾”就是“律録事”，專司“宣令和行酒”，若想擔任此職，首先要善於酒令，熟悉筵會上的規矩章程，所謂“能哥令”“善章程”即指此。

以上所述使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北里諸妓”爲什麽會被專稱爲“飲妓”。不過，飲酒、善令並不是諸飲妓唯一的專長，她們還擅於詩歌、音律和嘲謔談諧等項，以下再看幾條相關史料：

《楚兒》：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同版使鄭光業，時爲補充，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只執嚇人傳鐵券，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第27～28頁）

《顔令賓》：顔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祗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别一樽酒，相邀無後期。”（第30頁）

《王團兒》：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爲假母，有女數人。……次曰福娘，字宜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第32～34頁）

《張住住》：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第37～39頁）

從上引來看，楚兒能寫七言律詩，令賓能寫五言絶句，福娘能寫七言絶句，均爲諸妓擅長詩歌之證；而楚兒“臨街窗下弄琵琶”，張住住“能辨音律”，則爲諸妓擅長音樂之證。另《楊妙兒》《王蘇蘇》記載：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逢仙，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天水（名光遠）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嘲答曰：“黄口小兒口没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碗鳴。”其敏捷皆此類也。（第31頁）

（王蘇蘇）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題窗曰：“春暮花株繞户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第36頁）

第一條史料提到小子弟輩“念詩以謔”楊萊兒，萊兒馬上還以顔色，“嘲”笑他們爲“黄口小兒”“街頭亂碗鳴”。這種“嘲”，又稱“嘲戲”，又稱“嘲調”，又稱“諧謔”，《文心雕龍·諧隱》稱：“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悦笑也。……於是東方（朔）、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説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席，而無益時用矣。……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由此可見，自漢魏以來“嘲戲”的形式一直比較流行，而且和“俳優”表演直接相關，後者還有大量唐宋文獻可佐證。鄭棨《開天傳信記》載：“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黄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黄幡綽，祈不言之。幡綽訊［許］而進嘲曰：‘可憐好［個］劉文樹，髭鬚共頦頤别任［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似文樹。’上知其賂遺，大笑之。”引文提到的“黄幡綽”，即盛唐時期著名的教坊俳優，最擅長表演參軍戲。另《洛陽紳舊聞記》載“譚歌”女藝人楊苧羅“善合坐雜嘲，辨慧有才思。……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著，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云：‘吃得肚鑍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蓋譏雲辨體肥而壯大故也”，也可爲證。回過頭看前引第二條史料，提到王蘇蘇“頗善諧謔”，弄得李標頭面通赤，這正是北里諸妓善嘲謔談諧之證。約而言之，北里諸妓最擅長飲酒行令，故獲得“飲妓”的專稱，此外則在詩歌、音律、嘲謔談諧等方面有過人之處，難怪能吸引一大批有文化的士子光顧了。

小結

以上對長安北里飲妓的居所、身份、來歷、組織、管理、等級、歸宿、服務對象、交易方式、經濟收入、才華伎藝等方面的問題做了考述，基本史料乃依據唐人孫棨所撰《北里志》。至此，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其人其書。《北里志序》（第22頁）稱：“自大中皇帝好儒術……故進士自此尤盛。……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崤函鯨鯢。……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無爲子序。”由此可見，此書所記主要是大中年間（847～859）北里飲妓的情况，其成書乃在中和四年（884）甲辰，“無爲子”即孫棨的號。晁氏《郡齋讀書志》著録此書時有云：“《北里志》一卷，右唐孫棨撰，記大中進士遊俠邪雜事。”由此可見，不但書《序》，而且全書亦孫棨所撰。從《北里志》的大部分内容來看，孫氏對於京中飲妓的態度以讚賞爲主，但也不無貶斥，如《北里志》（第41頁）最後有云：“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静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洲狎宴，常亦預之。……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後來。……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劍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床。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令狐博士滈，相君當權日，尚爲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綴一日，遂去之。滈於鄰舍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由此可見，在“大中以前”，北里實爲“不測之地”，甚至屢有命案發生。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况，可能是因爲當時對飲妓的管理不够完善，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大中以前京中飲妓的户籍或許尚未系於教坊，所以她們殺了人之後可以輕易地逃之夭夭；而“籍屬教坊”則可視爲飲妓管理制度的一次完善，自此以後大量士子流連其間，竟成“勝遊狎宴”之所。孫棨因常預其中，故留下《北里志》這部珍貴典籍，實爲唐教坊研究、藝術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