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贝京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在1947年，当时我正走在曼彻斯特犹太人区的一条大街上。街边的犹太教堂的墙上，血红色的涂鸦狂放刺眼：“绞死犹太恐怖分子贝京。”

即便我是个没出校门、临近毕业的毛头小子，也知道梅纳赫姆·贝京是谁。在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眼里，他是个恶魔。有人悬赏他的脑袋，不论他的死活都要抓住他。三年来，他的秘密组织——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意为“国家军事组织”，通常被称作Etzel或Irgun——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一直在进行着激烈反抗。这是一场殊死的地下战斗，贝京称之为自由之战，英国人认为它是恐怖主义。

20世纪20年代初，国际联盟批准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目的是依据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但实际上，巴勒斯坦已经被大英帝国据为己有，而且从一开始阿拉伯人的敌意就随着犹太移民的拥入而日益加深。冲突的种子不断膨胀壮大，伦敦方面为了摆平各冲突方和利益相关方忙得焦头烂额。

我出生在曼彻斯特的斯特兰韦斯（Strangeways），也就在那里的犹太教堂的墙上我目睹了可怕的反贝京标语。当时的斯特兰韦斯是个看上去不可救药的贫民窟，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就连杂草都是一副脏兮兮半死不活的样子。各家工厂的车间里烧的是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煤块，纺织厂的每根烟囱都冒着饱含煤灰的滚滚黑烟。在死气沉沉的溅着雨的鹅卵石街道上，家家户户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一排排地挤在一起——卧室贴着卧室，厨房挨着厨房，户外的盥洗室也都紧挨着——砖砌的房子永远黑乎乎的。我出生于1928年，在家里排行老七，母亲来自罗马尼亚，父亲是加利西亚人。他们俩靠经营一家小小的布料店勉强维持生活。商店后面是厨房，全家人都住在楼上的狭小空间里。

我童年时最初的记忆是一个个周五的夜晚。那简直是充满魔力的时刻。母亲头上裹着白色丝巾，点亮安息日蜡烛，手指盖着双眼安静地祈祷，这时简陋的厨房奇迹般地变样了：破破烂烂的家具不见了，烛光下的每一样东西都看起来富丽堂皇。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神圣的香味。当我们从犹太教堂回来踏进家门，父亲会穿上他最好的安息日服装站在餐桌的上首背诵祈福，他看上去十分庄严。那时我还无法理解什么是安息日，但在周五的夜里，全家人在一片安宁中挤在一起睡下，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我们盼来盼去，终于在1939年离开了斯特兰韦斯。父母买下一间专做围裙和睡衣的小工厂，全家搬到了一座周围绿树成荫、自带花园的房子里。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但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我一开始并没有遭受什么特别的伤害。硕大的防空气球高高地飘在天上，我在防空洞外玩耍，找弹片，用各种各样的防毒面具搞恶作剧。晚上，警报拉响后，我常和哥哥伊扎克（Yitzhak）和摩西（Moshe）偷偷溜出父亲加固过的地下室，去看那些在云层中扫来扫去刺探敌机的探照灯，直到枪声和爆炸声真的响起来，后背上挨一掌，或者被扯着耳朵拖回地下室。

之后战事愈演愈烈，男孩变成了少年，少年长成了青年。数不清的犹太人遗体、成堆的火化尸骨，以及目光呆滞、虚弱得快要死去的集中营幸存者，那一幕幕场景让我体会到一种钻心的无助感。对大屠杀的恐惧、焦虑和困惑一起撕扯着我的内心。希特勒残害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尚未罢手，焚尸炉里的火苗尚未熄灭，新闻短片里就出现了英国海军在巴勒斯坦附近海域拦截犹太幸存者的破船，逼迫他们掉头或扣留他们的镜头。许多不幸的船在徒劳地寻找安全港湾的过程中，连带着船上那一点点可怜的行李永远地沉入了大海。

毫无疑问，在曼彻斯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圈子里，人们心中深藏的怒火被点燃了。梅纳赫姆·贝京在无以言表的愤怒的驱使下，尽管缺少装备，却凭借胆量率领小而精悍的伊尔贡地下武装展开了对驻巴勒斯坦英国人的冒险反抗。

我母亲支持并深深地同情贝京，我在一次陪同她参加贝京支持者的集会中，第一次了解了贝京的思想。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场的有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演讲者名叫伊凡·格林伯格（Ivan Greenberg），是英国犹太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周刊《犹太纪事报》的资深编辑。他主持编辑的《犹太纪事报》挑起了对英国政策的批判，人们渐渐地开始同情贝京和伊尔贡，以至于有些议员要求以煽动诽谤罪起诉该报；最后，《犹太纪事报》的主管只能让格林伯格走人。

在我的记忆中，他中等身材、思维活跃、极具魅力，说一口流利的维多利亚式英语，他的演讲风格丝毫不逊于舞台上的演员。当年，支持贝京的印刷传单上还引用了他那天晚上说的话：

自由不会像吗哪一样从天而降。它必须靠打击敌人，挣脱以往的束缚，向着未来的祝福前进才能赢到手。梅纳赫姆·贝京正领导人们努力地跋涉在这条险象丛生的道路上，越来越远离放逐之地。他正在引领这个民族穿过暴风雨。也许层层乌云令人生畏，但他凭着巨大的决心、钢铁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正朝着犹太历史的发源地，犹太人荣耀、自由、公正的光辉高地进发。

这番演讲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即便像我这样几乎听不明白的人也在热烈鼓掌。接着，格林伯格继续讲起了被贝京奉为“大师”的泽埃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他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作家、散文家、诗人、哲学家，以及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的创立者。

“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格林伯格说，“它简单、直接、率真，然而实践起来很复杂。它号召立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的思想源自愤怒和醒悟，因为现在由社会党人主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层执行的是主张放弃、妥协的优柔寡断的懦弱政策，而且还过分依赖英国。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和戴维·本-古里安博士曾经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干过这种事，现在到了四十年代，他们开始故伎重演。”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理解并逐渐参与了巴勒斯坦的斗争，理解了梅纳赫姆·贝京对戴维·本-古里安——有名无实的候任巴勒斯坦犹太政府首脑、主流地下抵抗力量哈加纳的军师——赤裸裸的蔑视。在动荡不安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政局中，贝京和本-古里安这两位极具胆量的领导者一直是思想上的对手，一个左翼，一个右翼，在时代的交叉点上，二人除了在政治哲学上存在分歧之外，还在许多方面展开了斗争。在何时向英国人摊牌，将其赶出巴勒斯坦并宣布独立这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二者进行了激烈争吵。

本-古里安非常务实。他绝不会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被他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圣战上。他坚持认为，只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出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长期利益考虑，他就可以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直至盟军最终完全战胜纳粹。而在贝京看来，这种自我约束的政策存在致命缺陷。他认为，1944年德国已经不可逆转地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盟军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而随着胜利日的临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却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因此他坚决反对本-古里安的主张，并发布了反抗宣言，其中写道：

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面临的是历史性的决定和几代人的命运……犹太民族和英国托管政府之间不再休战——这个政府把犹太同胞交给了希特勒。我们要与这个政府交战——直到胜利……我们的年轻战士不会被牺牲、折磨、鲜血和痛苦吓倒。他们永远不会投降，绝不会休息，直到我们恢复过去的生活，直到我们保护了祖国、自由、生计和公正……我们的要求是：立即把权力移交给犹太临时政府。我们会战斗；民族家园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将投入战斗。以色列的神，万军之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绝不会退却。不自由毋宁死！

数十年后，梅纳赫姆·贝京已经是以色列总理，我试图从他身上找到当年他遭受通缉时亡命天涯的感觉，但丝毫没有。我也无法在当年不屈不挠的伊尔贡地下司令和眼前这位政治家之间找到任何相似之处。我很快发现，总体来说，他的那些伊尔贡老战友也和蔼可亲了许多，他们意气风发，热心公益，完全不像其对手刻画出的那些恐怖分子。梅纳赫姆·贝京非常健谈，后来我听过他给老战士们讲述，当年自己如何花费大量时间与英国人斗智斗勇。其间他提到，伊尔贡的年轻人曾经想尽办法违抗英国人的禁令，在赎罪日当天到西墙吹响羊角号。

实际上这个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赎罪日，西墙前立起了一道把男女祷告者隔开的临时屏障（mechitza）。对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种挑衅，他们被激怒了。

“圣战！圣战！”集市上喊声震天。“犹太人要重建圣殿，他们要毁掉我们的阿克萨清真寺。”

据目击者讲述，当时，一个身穿黑色上衣的白胡子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被一帮暴徒追赶着，穿过巷子向西墙跑去。追赶他的人挥舞着棍棒、刀剑和匕首怒吼道：“别让犹太人毁了我们的圣地！”“犹太狗去死吧！”“真主至大！”奔逃的哈西德派教徒脸色灰白，踉跄着穿过狭窄的巷道，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猛地打起精神，令人难以置信地转过身，向追赶自己的暴徒一头冲了过去，当他被暴徒砍倒在地时，嘴里还歇斯底里地喊着“听啊！以色列！”

随后的几个月里陆续有上百人遭到杀害，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希伯伦大屠杀。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遭到灭顶之灾——而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西墙前的那个屏障。

随着暴力活动升级，英国人成立了事件调查委员会。然而受敏感穆斯林的影响，委员会宣布阿拉伯人是西墙的唯一拥有者，甚至禁止犹太人从今以后在这一区域内吹响羊角号。犹太社区的民众坐不住了。我们算什么，虚构而来的吗？难道说圣殿山上从未有过圣殿吗？我们的圣书难道只是传说吗？难道这一切只是个神话？

有些勇敢的人违抗了禁令。每年，当赎罪日接近“结束祷文”（Ne’ilah）的仪式高潮时，就会有一名贝塔（Betar）——泽埃夫·亚博廷斯基的修正主义青年运动——成员秘密吹响羊角号，引得英国警察四面出击。

1943年赎罪日，梅纳赫姆·贝京目睹了此情此景。他看见成队的英国警察荷枪提棒，试图找出谁会是那个吹羊角号的人。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警察们穿过祷告人群挤到西墙附近架起武器，随时准备开火。

接着，他们听到了羊角号的声音。这声音简直让他们暴怒。

一个红脸的警察小队长，对这种傲慢无礼的行为非常恼火，他朝那个吹着羊角号的矮个子身影冲过去，重重地打在那个孩子脸上并咆哮道：“不许吹那玩意儿！”其余的警察纷纷操起棍棒，对试图保护吹号人的祷告者大打出手。小小年纪的吹号人踢跑了警察小队长，钻过拥挤的人群顺着楼梯直冲而上，想跑进西墙附近的一片漆黑杂乱的街区里。

“杀死他，拦住他！杀死他！拦住他！”阿拉伯人喊起来。

“接着跑！快跑！快跑！快跑！”犹太人也在喊。

男孩一路躲闪穿街过巷，直到被一名军官打倒按在地上。

梅纳赫姆·贝京在目睹这一幕后非常愤怒，决定让伊尔贡发起反击。敌人玷污了最神圣的地方，他要挫败敌人的卑劣行径。于是，在1944年的犹太新年哈桑纳节（Rosh Hashanah）——赎罪日的前十天，他指示伊尔贡的写手和海报张贴者配合，告知公众，凡是干扰西墙祷告仪式的英国警察“都将被当作罪犯处置”。

随着赎罪日临近，他的警告变得越来越尖锐，并且传出了可怕的谣言。人们纷纷猜测，贝京的伊尔贡成员到底会怎么对付英国警察。

“愚蠢的犯罪行为！”左翼的希伯来媒体担心此举会在西墙造成无辜伤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斋戒快要结束的时候吹响羊角号，这只是个习俗而已，不是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一个胆小的犹太法学博士说。英国情报部门则在推测，西墙的警察如果遭到来自不明方向的袭击，损失会有多大。

赎罪日的高潮和“结束祷文”仪式终于到了，穿着白衣的独唱者在渐渐黯淡的暮色中面对着古老的石墙，用高亢的声音唱道：“听啊，以色列……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整个集会以全心全意的专注和热情，肯定了歌声中传出的宣言。

接着，三次，他用颤音唱道：“赞美上帝的荣耀……称颂他光荣威严的名字直到永远”，全场三次予以热烈的回应。

这之后，七次，独唱者颤抖着激情吟诵道：“上帝我们的主。上帝我们的主。”集会者也七次响应了他的宣告。

当独唱者吟诵完仪式祷文的最后一个句——“那在他的至高处赐下平安的愿，他赐下平安，给我们，给以色列全家，现在请回应，阿门”，英国警察紧张极了，他们蜷伏着等待命令，只要羊角号的声音一响起就立刻猛扑过去。

羊角号吹响了。

男孩踮着脚，臂膀都快僵硬了，他紧闭双眼，双手兴奋地颤抖着，再次吹响了羊角号。这个声音持久、强健，音质高亢纯正，简直到了完美的程度——警察们纹丝不动。

“原地解散，”红脸的警察小队长向手下吼道，“回营房。跑步前进——一，二，一，二，一……”

“明年耶路撒冷见，”人群欢呼起来，“明年重建耶路撒冷！”人们一路跳着胜利的舞步回到了各自位于犹太区的家。

第二天，贝京在他的伊尔贡地下报纸上写道：

我们古老的石墙不会沉默。它在述说曾经矗立于此的圣殿、跪倒于此祷告的国王、在此慷慨陈词的先知和预言家、在此倒地牺牲的英雄，以及启蒙的火焰是如何在此点燃的。圣殿、土地、先知、国王和战士们早已属于我们，那时候英国还称不上是个国家。

每当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梅纳赫姆·贝京都会笑着说：“我们根本不想在西墙制造冲突，因为我们担心会造成伤亡。我们在别的地方发动攻击——针对全国各地的英国警察要塞——而且每一桩都做到了。”

他的崇拜者着迷于这些“红花侠”式的故事，更不用说贝京在英国人的追捕下九死一生的经历了。那时候英国人布下天罗地网，贝京只得悄悄地转移，四处藏身。有时候，他会面带微笑地回忆起自己最初指挥伊尔贡时的往事。那时，他在特拉维夫海滨一家名叫“萨沃伊”的旅店租了个小房间，用父亲的名字本·泽伊夫（Ben Ze’ev）当假名。他推测，英国人绝对想不到自己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在一家公共旅店的17号房间。

他一度猜对了，但最终还是被英国人发现了踪迹，于是他只好搬到佩塔提科瓦（Petach Tikva）的也门人居住区旁边，马哈耐·耶胡达（Machaneh Yehuda）的一间孤零零的破败小屋里。后来，这里也遭到了监视，他只好带着妻子阿莉扎和年幼的儿子本尼搬到同样在佩塔提科瓦附近的哈斯多夫（Hassidoff）区，化名伊斯雷尔·阿尔佩兰（Yisrael Halperin），假扮成一个带着一大堆书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难民学生。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住在什特贝尔（shteibel）——家庭般温暖舒适的犹太小教堂的那些人，我经常在安息日等节日去那里祷告，”一次我听见贝京说。“第一个安息日他们很尊重我，就像对待新来的移民一样，让我诵读《摩西五经》。教堂主持按照通常惯例问我的希伯来名字。但信不信由你，”他调皮地一笑，“我回答得结结巴巴。他满腹狐疑地盯了我一眼。‘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了一遍。我想起来不能告诉他真名，只能告诉他我在伊尔贡的名字：不是梅纳赫姆，而是伊斯雷尔·本·泽伊夫·多夫（Yisrael ben Ze’ev Dov）。从此以后，我就以这个名字诵读经文。至今我还在乞求万能的上帝原谅我故意在圣所犯下的欺骗行为。但是我相信，上帝会理解我在那种情况下也是万不得已。”

1944年9月，贝京在哈斯多夫区经历了最惊险的一次死里逃生。当时，英国巡逻队封锁了整个佩塔提科瓦，并且实行宵禁，展开挨家挨户的搜索。也不知哪来的运气——有些人认为是上帝在护佑——搜查队竟然漏掉了贝京的小破屋。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贝京妻子的兄弟，同时也是他的挚友的阿诺德博士在听说有搜查行动后去世了。

“当时他在特拉维夫，”贝京伤感地说，“他知道我们躲在哪里，他一想到我们会被捕便难过不已，这个人就这样垮掉并去世了。”

“我和妻子甚至无法参加他的葬礼。英国人在墓地布下眼线，就等着我们露面。那些日子，我们难过极了。我的妻子特别伤心。我失去了一个朋友，但她失去的是亲人：他是她仅剩的一个亲人。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到我们的小教堂去吟诵祷文纪念他。”

过了一阵子，爱打听的左派邻居开始和英国人积极合作，展开所谓的“清算不同政见者”。贝京一家人只好再次搬家，离开哈斯多夫区。这次他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处——位于特拉维夫一条名叫“耶霍夏本修女”的小街上，周围垃圾满地，苍蝇乱飞散发着臭味的一间破烂小房子。那里之所有那么多苍蝇且臭气熏天是因为，屋子一边是屠宰场，另一边是养狗场。

贝京在耶霍夏本修女街又换了一次身份，成了伊斯雷尔·萨索弗先生（Reb Yisrael Sassover）。

从照片上看，伊斯雷尔·萨索弗先生在外表上没有一丝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地方。他睁着一双深邃而略带倦意的大眼睛，脸庞清瘦，留着胡子，充满智慧的脸上透出宗教学者的谦虚敏感，而不是军事领导人身上的那种冷酷无情。

说实话，当时熟悉贝京的人都说，贝京很容易躲避当局的搜捕，因为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出一丁点地下战斗者的痕迹，更不用说总司令的了。事实上，一份题为“犹太恐怖分子索引”的英国档案是这么描述他的：“长着一个长长的鹰钩鼻子，牙齿很糟，戴一副角质架眼镜。”英国警察一次又一次地和他擦肩而过，甚至都没有多看他一眼，只把他当作一个穷学生，或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学者。

住在耶霍夏本修女街时，这位伊尔贡领袖在附近的祈祷室里重启了经常性的集会活动。

1946年12月12日，化名伊斯雷尔·萨索弗的贝京和妻子、儿子在一起

“那是一个多棒的小教堂，”我曾听他回忆道，“在地下生活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我在那里找到了慰藉。小教堂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参加聚会的人都很出色：有勤劳的特拉维夫手艺人、小商店主、工人和工匠。他们是真正坚定的、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者。我经常参加他们的塔木德学习班，因为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能帮我伪装。”

说到这里，贝京长长地叹了口气但很快就笑了，补充道：“这些善良的人当时肯定在想，这位伊斯雷尔·萨索弗先生是个一无是处的空想家，是个没用的游手好闲者，没有工作全靠老婆养活，他肯定是想办法从女人那里得到了一大笔嫁妆。”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解释着当时的窘境，还不时加上些动作。小街上的教区执事西姆哈先生（Reb Simcha）是一个脾气温和的红胡子矮个儿，一次他找贝京去做个简单的戒律仪式。那天下午，贝京正准备踏进家门就听见西姆哈先生从街对面喊他，“伊斯雷尔先生，我们需要你来做个午祷”。西姆哈先生只能扯着嗓子喊，是因为旁边养狗场的狗正拴在链子上猛吠，另一边屠宰场里的牛也在哼着鼻子叫个不停。

伊斯雷尔·萨索弗先生也喊道：“我这就过去。先向我妻子汇报一声，我到家啦。”

他走进家门，等候多时的伊尔贡行动首领长松了一口气：“梅纳赫姆，感谢上帝你总算回来了。我们急坏了。两个小时后，我们有行动。”

“他们让我去教堂做午祷，”贝京告诉他，“我必须去。时间不会很长。”

做完午祷走出教堂时，西姆哈先生把贝京拉到一边，说：“伊斯雷尔先生，我还有个戒律仪式想叫你来做。”

“是什么？”

“我们的屠夫，道威德先生，他需要帮忙。”

“帮什么忙？”

“道威德先生要更新他的洁食认证书，需要有两个证人证实他在各方面都是个严守戒律的人。来教堂的人里面，其他人都整天忙着干活，看起来只有你有大把的时间，所以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大拉比的办公室，给道威德先生帮个忙。只是走个形式，花不了多长时间。你只需要回答法官的几个问题，就这些。”

贝京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被目光犀利的拉比们盘问起来，他说不定会彻底暴露身份。

“有问题吗？伊斯雷尔先生”西姆哈先生问。

“当然没有，”贝京一边回答，一边试图保持冷静，他知道行动首领还在焦急地等着他下命令，他们马上就要对一个英国人的警察局展开行动。于是他说：“我明白，道威德先生是个真正诚实的人，他的食品信誉没有丝毫问题，但是——”

“但是什么？你只需要告诉法官就行。他们会相信你的。”

“我知道他们会相信我。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你还得再问问别人。”

“问别人？你怎么了，伊斯雷尔先生——难道你突然之间忙起来了？”

“是的。”

“忙什么？”

“急事——必须我亲自做的事情。”

“什么样的急事？”

“重要的事情。”

“呸！”西姆哈先生生气了，厌恶地转身走了。

多年以后在一次政治集会上，兴奋的西姆哈先生走到贝京身边说起了往事。他说，在以色列独立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和两个平时一起上教堂的同伴，一个石匠，一个水管工，坐在一起为新国家致敬干杯。他们呷着杜松子酒把脑袋凑到收音机上，立刻认出了说话的那个人，只听这个声音宣布道：“以色列的国民们，压迫统治已经被赶下台了。以色列国崛起了……”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你，我们的伊斯雷尔·萨索弗先生居然就是梅纳赫姆·贝京，我们的伊尔贡司令，”西姆哈先生整了整肩膀，兴奋地说着，“当然，你知道，我也是伊尔贡的秘密成员。”

“我当然知道，”贝京说，“我们这个教堂里几乎一半的人都是。但你们都遵守誓言，绝对不会相互透露自己属于哪个秘密组织。”

事实上，到我初识贝京时，他通常不会提从前的秘密活动，除非和他信赖的老战友们在一起；且在谈起这些事时，他的语气中更多的不是愉悦和机智，而是渴望。他的地下工作轶事背后是充满焦虑和危机四伏的逃亡生活，以及肩负的为了反抗英国人压迫而下达生死命令的巨大责任。他一直在被追捕，除了直系亲属、一些伊尔贡高级领导人，以及少数几个信得过的送信人之外，他无法与人交往。然而他的军事、精神和思想权威在整个伊尔贡无可匹敌。追随者们对他崇拜至极。他凭借聪明才智和革命谋略，一次次地羞辱英国人，迫使当局在镇压和撤军之间做出选择，他让小小的伊尔贡在英国人的眼里变得无比强大。

据估计，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前夕抗争进行到最高潮阶段时，伊尔贡总共还不到一千人，而且其中只有几百个人具备随时行动的能力。组织里几乎没有全职成员，只有极少数人领过报酬。成员们都从事日常的社会工作，这为他们执行任务提供了理想的掩护，而他们执行的行动有的壮观惊人，有些则极具争议。其中一桩就是1946年7月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当时，著名的大卫王饭店是与开罗谢菲尔德酒店、新加坡莱佛士酒店齐名的豪华建筑。大卫王饭店早年曾经招待过一批王公贵族，例如波斯王太后、埃及王太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这位约旦国王来的时候还跟着骑着马和骆驼的随从。这家饭店还为三位遭流放的国家元首提供过庇护：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八世、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希腊国王乔治二世。

在1936年至1939年的阿拉伯暴乱中，英国军队租用了饭店顶层作为应急指挥部。1938年，饭店的200多个房间中有2/3被英国当局征用，用于安置军队司令部和政府秘书处。这些机构占据了饭店的整个南翼，使得大卫王饭店成为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当局的神经中枢。饭店周围用带刺的铁丝、捕虫网拦起警戒线以防有人朝里面扔手榴弹，手持布朗式轻机枪的阿盖尔和萨瑟兰哨兵在饭店四周竖起了路障。它简直成了一座堡垒。但是到1947年冬天，我见到大卫王饭店时，它已经在废墟中躺了一年。这一年中，巴勒斯坦局势日趋紧张，冲突一触即发。一支伊尔贡小分队装扮成送奶工，把装满炸药的搅拌机送进厨房，将饭店建筑炸成碎片，整个南翼成了乱石堆。总共有91人在这场爆炸中丧命：28名英国人、41名阿拉伯人、17名犹太人、2名美国人、1名俄罗斯人、1名希腊人和1名埃及人。行动中在放置爆炸物的伊尔贡成员中也有1人丧生。

这次行动得到了联合抵抗司令部——一个由主流的哈加纳领导，包含另一个名叫“莱希”（Lechi，即Israel Freedom Fighters，以色列自由战士）的地下组织在内的临时联盟——批准。爆炸案是对几周前英国人“阿加莎行动”的直接回应，当时1.7万名英国兵横扫犹太人定居点，没收大量藏匿的武器，逮捕2000多名激进分子，并且拘捕了多名犹太社区的知名领袖。

“阿加莎行动”缴获了一部分哈加纳和伊尔贡的行动计划，暴露了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们参与的反英行动。据传，这些情报文件都存放在大卫王饭店的南翼。它们有可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令许多犹太人被判死刑。于是，联合抵抗司令部批准伊尔贡采取行动。

不仅英国媒体谴责这起饭店爆炸案，就连希伯来媒体也持同样的看法。《犹太卫报》（Hamishmar）将这次行动说成“叛国和谋杀”。《国土报》（Haaretz）称其“沉重地打击了犹太人的所有希望。”《达瓦尔报》（The Davar）的头条是“没有原因，无法赎罪”。哈加纳首领戴维·本-古里安为了和整个事件脱净干系，在接受一家法国报纸采访时说，“伊尔贡是犹太人的敌人”。

梅纳赫姆·贝京此后一直在为大卫王饭店行动辩护，称其是一个合法的军事打击目标，他声称事前他们为人们撤离饭店发出了应有的警示。饭店总机早在爆炸发生前半小时就被告知疏散大楼中的人员，《巴勒斯坦邮报》（《耶路撒冷邮报》的前身）以及附近法国领事馆的话务员也接到了相关电话，通知他们打开所有窗户以免被爆炸后飞溅的玻璃碎片打伤。贝京的人甚至还在饭店的车道前挂了一串鞭炮，以便让行人远离这个地方。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了，”1977年贝京对我这个总理办公室的新成员说道，“我们发出了警告，英国当局也及时收到了警告；我们留出的时间都够他们从饭店撤退两次了。是某些人出于阴暗的目的，或是丧失了理智，也有可能是出于维护所谓的威望，下令饭店中的人员不许撤退。”

英国人采取了严厉报复。掌控巴勒斯坦的伊夫林·贝克（Evelyn Barker）中将反复扫荡整个犹太人社区，发布了一道臭名昭著的反犹命令，要求自己的部队立刻中断与犹太人之间任何形式的友善交往：

我认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要让人们知道，我们对这种行为是多么蔑视和憎恶。我可以肯定，只要向部队说清楚，我的士兵们就会明白自己的职责，然后用犹太人最害怕的方式来惩罚犹太人：让他们受穷，以此表明我们的嫌恶。

1946年7月22日，爆炸后的大卫王饭店沦为一片废墟

铺天盖地的抗议之后，英国当局取消了这项命令，但严格的宵禁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伴随着大规模的围捕和搜捕行动。每个犹太人家庭都是怀疑对象。英国警察驻扎在贝京的藏身处——特拉维夫耶霍夏本修女街后面的空地上时，贝京只好躲进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应对此类事件的极小的房间，以防万一。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几乎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水和新鲜空气。三天过去，谁也不知道英国兵会驻扎多久。到了第三天晚上，贝京因为脱水加缺氧而变得十分虚弱。最后，到第四天早上，英国人终于走了，贝京爬到外面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然后一头扎进一大盆凉水中。

英国政府中出现了一些审慎的说法，有人感觉英国在巴勒斯坦的30年统治即将走到尽头，敦促政府放弃并撤离。然而，大多数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装聋作瞎。有些人甚至断言，英国对于这片圣地的统治是上帝的意志，因此是永恒不朽的。

伊尔贡的反抗日益坚决，英国人的镇压也越发残忍。当局开始以最野蛮的方式给被捕的伊尔贡战士判刑：轻者鞭打，重者绞刑。贝京立刻发出警告：

监狱里的犹太战士被非法的英国军事法庭判处了耻辱的鞭刑。我们警告英国政府，停止这种侮辱军人荣誉的惩罚。如果你们挥起鞭子，以色列土地上的每一个英国官员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每人18皮鞭。

贝京的警告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铤而走险兑现承诺，开始公然反抗强势的大英帝国。他命令手下绑架了两名英国军人并鞭打他们，以牙还牙。随着反抗的加剧，抓捕行动也愈演愈烈。监狱里人满为患。绞刑一桩接一桩，有些甚至没经过正常的程序，没通知家属，完全是秘密进行的。贝京同样毫不留情。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地下印刷所就会散发专门针对英国人的英语传单，上面写道：

没有一边倒的战争。如果英国人决心要，走一条辅满绞刑架、站满我们哭泣的父母、妻子和恋人的路离开这个国家，那么我们保证，在这条路上不存在种族歧视。绞刑架不会只有一种……你们欠下的都要还清。

他下令绑架了一批英国士兵，将他们作为人质：以绞刑换绞刑。

第一个被绑架的英国人坚称抓错了人。他自称根本不是英国军人，而是刚从开罗到巴勒斯坦的伦敦商人，名叫科林斯。但行刑者根本不相信他。他们当然也不相信科林斯自称是犹太人这一点：怎么会有犹太人叫“科林斯”这样的名字呢？于是，他们在一处偏僻的橘园里把套索挂到已经半晕的科林斯的脖子上，此时，科林斯开始含含糊糊地念叨“Adon olamasher malach”——这是希伯来语“世界的主”祷文的开头。接着，他又以同样可怕的呜咽声，喃喃地背诵为死者哀悼的祷文——“Yisgadal v’yiskadash sh’mei rabba”。刽子手吓坏了，差点杀死一个犹太同胞，于是迅速把科林斯送回特拉维夫。科林斯很快从那里回到了伦敦。

于是，伊尔贡又抓了两名英国军士克里夫·马丁（Cliff Martin）和默文·佩斯（Mervyn Paice）代替科林斯。俩人夜里接到贝京的通知：“你们对我们的人做了什么，你们俩也一样要经受。”

英国人大多在阿卡（Acre）堡垒行刑，这是一座土耳其人重建的十字军堡垒，看上去很雄壮，据说无法攻破。1947年5月，伊尔贡采取最大胆的一次行动，破坏了这座要塞的一面墙，放走了许多人。但是，3名参与进攻的伊尔贡成员——阿夫沙洛姆·哈维夫（Avshalom Haviv）、雅各布·魏斯（Yaakov Weiss）和梅厄·纳卡（Meir Nakar）——被抓并被处以死刑。

在1947年7月29日行刑那天，一个名字很特别的叫作索恩·索恩（Thorne Thorne）的加利利地区委员在监狱专员哈克特（Hackett）的陪同下视察了阿卡监狱，确保监狱方面已经做好了和行刑相关的一切必要准备。

这些人并不见得心肠歹毒，他们只是几个履行公务的官僚。他们手上的文书不会涉及毁灭一个健康的、意识清醒的人有多么邪恶。他们的任务只是监督行刑的各项手续。所以，当阿卡监狱负责人在自己的房间明确告诉他们不打算执行死刑时，可以想象这些官员是何等吃惊。

地区委员索恩·索恩把三个人那天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记录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这份文件属于“最高机密”。以下是从索恩的证词中节选出来的部分内容：

查尔顿〔阿卡监狱负责人〕：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不打算执行这些死刑。

哈克特〔监狱专员〕：你是具体负责行刑的人。我这里有委任状。

查尔顿：我不能认同政府下令执行这些绞刑时所依据的政策。整件事情都糟透了。政府为什么不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行刑，像平时一样事先通知这些犯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不想参与这件事。整件事情都让我感到不快。请把我送回英国去吧。我已经受够了。

哈克特：你完全拒绝执行死刑？

查尔顿：是的。我在为这个国家服役期间，已经执行了44次死刑，以前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但这一次，我很坚决。之前的监狱专员布罗姆菲尔德（Bromfield）先生曾经向我保证过，今后再也不会有像绞死多夫·格鲁纳（一名年轻的伊尔贡指挥官）那样的秘密行刑了。我不会按照你们规定的来做。如果履行了必要的公开程序，我会在本周五（8月1日）或下周二（8月5日）行刑，也就是说，要提前宣布行刑日期，这样家属就有机会在行刑前见犯人们一面。

哈克特：但目前犯人和家属的律师会提前得到通知。

查尔顿：我觉得这不够。政府为什么不能以正常的方式行刑，就像平常一样事先通知犯人和家属？整个监狱会乱。如果秘密行刑，以后我就没法维持监狱的秩序。我不愿意执行死刑，不是出于害怕，我只是觉得这种做法违背了我的良心。如果按照我的建议推迟行刑，而且是以一种恰当、正常的方式，我当然愿意按照命令去做。

索恩〔加利利地区委员〕对哈克特：现在是下午4点15分，我们要在1小时45分钟后公布行刑时间。这样到晚上6点，在耶路撒冷的犯人家属就都知道了。〔对查尔顿〕：除非你能找到一个你信得过的人来替你行刑，要不然我们就得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政府。如果这次行刑被迫推迟，而且其原因竟是大英帝国的官员拒绝执行，我想其政治影响和其他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查尔顿：我在等克洛（Clow）先生〔纳布卢斯（Nablus）监狱负责人〕，他5点到，我会问他是不是愿意行刑。我不能保证他愿意。

索恩：既然如此，考虑到克洛可能无法及时赶到，而且事情又这么重大，我现在马上出发去海法（Haifa），向政府汇报这里的情况。（海法是距离阿卡监狱最近的可以使用电话的地方。）

稍后，索恩从海法给哈克特打了个电话。

索恩：政府确认，必须按照之前的安排行刑。如果查尔顿还是拒绝行刑，那么无论如何就由你或者克洛去执行。即便查尔顿回心转意，他现在情绪那么激动，也不适合承担这项工作，所以进一步向他施压是没用的。

下午5点半，纳布卢斯监狱负责人克洛赶到阿卡监狱。

哈克特给索恩打电话：克洛到了。虽然他也要求推迟行刑，但如果这是政府的最终决定，他会执行。

索恩：根本不可能推迟。必须按照命令执行。你已经确认委任状是写给“阿卡监狱负责人”的（上面写的并不是查尔顿的名字）。所以，我解除查尔顿先生的职务，任命克洛先生代替他负责这个监狱。

哈克特给索恩打电话（当天半夜）：事情已经没那么紧张了。行刑不会有什么障碍。

行刑确实没再遇到什么阻碍：阿夫沙洛姆·哈维夫在凌晨4点被执行了绞刑，梅厄·纳卡是在4点25分，雅各布·魏斯是5点。

那天晚上，所有在阿卡监狱的人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个关在附近牢房，在伊尔贡里被叫作纳坦〔Natan，真名是哈伊姆·瓦塞尔曼（Chaim Wasserman）〕的犯人把当天晚上的所见所闻写成一封信，偷偷送出监狱交给梅纳赫姆·贝京。他写道：

清晨，我们的三位同志慷慨就义。凌晨四五点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个都把脸贴在牢房的栅栏上，屏住呼吸，无助地看着监狱里发生的一切。监狱负责人查尔顿少校昨天下午就离职了，我们中再也没人看见过他。昨天傍晚来了一群行刑的刽子手。

几个军官走进来，告诉死刑犯们，行刑的时间是早上4点到5点之间。听到这个消息，三位同志高声唱起了《希望》等歌曲。他们大声告诉我们，行刑将从4点开始，顺序是：阿夫沙洛姆·哈维夫、梅厄·纳卡、雅各布·魏斯。接着他们高喊：“为我们的鲜血报仇！为我们的鲜血报仇！”

我们高声回应：“要坚强！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千千万万以色列人在精神上和你们在一起。”他们回答“谢谢！”然后歌声又响了起来。

2点，一个瑟法底（Sephardic，西班牙裔犹太人）拉比被带进来，在牢房里待了15分钟。我们离得太远认不出这个人是谁〔其实是尼西姆拉比（Nissim Ohana）〕。

4点，阿夫沙洛姆唱起《希望》，大家都凑到牢房的栅栏前，大声地跟着唱起来。很快，一队武装警察走进我们旁边的牢房。4点03分，阿夫沙洛姆被执行绞刑。4点25分，牢房里响起梅厄铿锵有力的歌声，听得我们浑身战栗。虽然大家感觉都快窒息了，但还是跟着一起唱起来。4点28分，梅厄英勇就义。5点，雅各布也唱起了《希望》，歌声穿过牢房，大家一起汇入合唱。两分钟以后，他也被行刑了。他们的遗体在被悬挂了20分钟后才一具具地运走。

这次行刑的主刽子手是监狱专员哈克特和纳布卢斯监狱负责人克洛。

拂晓时分，我们通过一名阿拉伯看守通知监狱方面，但凡有英国人敢走进这座监狱，我们不会对他的生命负任何责任。我们宣布开始绝食祷告。上午，我们发现三位同志的牢房墙上刻着这样的话：“绞刑吓不倒祖国土地上的希伯来青年。千千万万的人将前赴后继。”旁边是伊尔贡的标志和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行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当时整个国家正处于宵禁状态下，梅纳赫姆·贝京履行了他的诺言——以绞刑还绞刑。马丁和佩斯立即经过审判，双双上了绞刑架。事后第二天，我就在曼彻斯特街头犹太教堂的墙上看见了让人浑身战栗的血红色口号：“绞死犹太恐怖分子贝京。”

英国报纸的头版上全是两个英国人的尸体被挂在内坦亚（Netanya）一座果园桉树上的照片，舆论一片哗然。但贝京丝毫不肯让步。他趁着夜深让人在每个犹太人区的墙上贴传单：“皮鞭还皮鞭，绞刑还绞刑，直到不再有死刑为止。”这种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最后终于奏效。英国政府终于在遭到羞辱之后屈服，悄悄下令停止死刑。由此，士气低落的英国陷入了更深的挫败感。到1947年的时候，英国已经不再那么强大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国库空虚、上上下下精疲力竭，它实质上已经无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失业率高涨，到处都在实行紧缩，每一样东西都要定量供应。酒吧因为没有啤酒只能早早打烊。两个英国人被绞死后，1947年8月极为闷热的一天，无所事事的酒吧常客们愤怒地谈论着这条可怕的消息。很快，一种想法就被人们传开来：要让犹太人看看，英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一伙暴徒聚集起来，来到曼彻斯特犹太贫民区中心的奇塔姆山路（Cheetham Hill Road）。

“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去”、“痛打犹太人”、“打倒犹太人”，暴徒们高喊着沙文主义口号朝犹太人的商店、住房、教堂和其他公共场所扔石头和砖块。在其中一座教堂里，有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暴徒们像所多玛城的人到了罗德家门口一样，野蛮地捣毁婚礼大厅的大门。惊恐的客人们在里面试图阻挡。好在警察及时赶到，这群暴徒暂时散去。但很快，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包围了教堂，隔着窗子威胁辱骂里面的人，往里面扔东西。

那天晚上，暴徒们大量集结，但这次他们遭遇到犹太退伍军人组成的治安维持会。警察接到命令要下狠手结束这场殴斗。最后，混战终于结束，奇塔姆山路看起来像回到了几年前刚被德国人轰炸后的样子。视线所到之处，人行道上全是碎玻璃渣，鼻青脸肿的暴徒们懒散地在自己祸害过的地方四处游荡。

第二天在学校，有个家伙过来搭讪想欺负我，他的父亲当时正在驻巴勒斯坦的英国警察部队服役。他把我摁倒在地，准备挥起拳头朝我的鼻子打下去，这时，地理老师霍登（Hogden）正好进门。老师大喊一声“哈夫纳”——我最早的姓氏——“干什么呢？”

霍登生就一副矮粗的身材，红润的脸上长着连鬓胡子，每次给我们发下考试卷子就昏昏欲睡。他先叫的是我，并不只是因为我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信英国国教。霍登讨厌所有不信英国国教的人。对他来说，通向万能上帝的道路只有一条，他坚信这条路既不会经过犹太教堂，也不会穿过罗马。

“没事，先生，”我站直身体，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事也没有。”

“不，有事，先生，”那个坏小子突然开口，“哈夫纳的恐怖分子头领，那个贝京，把我们的两个人绞死了，接下来贝京会杀了我爸爸。”

“是这样的吗，哈夫纳？”霍登的语气中带着嘲讽，“你们的贝京先生会干这种事吗？”

“他不会，先生。”

霍登手里提着一根手杖，他经常用它指着墙上的地图告诉我们大英帝国的领土和殖民地有多大，在整个地球上占了多大的比例。他把手杖递给我，得意地笑着说：“我要你在地图上给全班指一指，你们的贝京先生到底是在哪里施暴的，我们的人正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服务。”他转身问全班：“孩子们，谁在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服务？”

“我们的人，先生。”

“没错！那么，来吧，”——他抓住我的衣领，提着我走到地图前——“指给我们看看，你的巴勒斯坦在哪儿。”

班里的同学一边窃笑，一边做着鬼脸。

“在这儿，先生。”我结结巴巴地指着地中海东海岸的狭长地带。

“太对了！你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哈夫纳？孩子们，哈夫纳看上去像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

“像，先生。”

“那么孩子们，他看上去像什么人？”

“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先生。”

“你的妈妈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是吗？我猜，她说的英语还有待提高。孩子们，哈夫纳的妈妈说英语怎么样？”

“有待提高，先生。”

“好，那么你告诉我们，罗马尼亚是不是有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也是恐怖分子？”

霍登先生像动物学家给学生展示活的红毛猩猩一样，向全班展示着我这个罗马尼亚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知道我母亲来自哪里，因为她曾经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在一次家长会上做过自我介绍，这使我倍感难堪。

“现在，你在地图上指指，你母亲是从哪里来的，”他冷笑着。

我确实不知道我母亲从哪里来。我知道derheim——那是我们家的老宅，在一个叫内盖什蒂（Negresht）的地方——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内盖什蒂在哪里。

“别耽误工夫了，”霍登猛地发话，“整个班级都在等你。”为表示强调，他在我头顶上嗖嗖地挥舞着手杖。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完全解释那天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只记得，一股勇气无法抑制地窜出来，战胜了我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在Geh in drerd，先生。”我脱口而出。

“Gay什么，哪里？”霍登的嗓子嘶嘶作响。

“是Geh in drerd，先生。”我勇敢地重复了一遍。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是我母亲的故乡，先生。”

“是吗？到底在哪儿？在地图上给我们指出来。”

“在这儿，先生。”我一边说，一边指着喀尔巴阡山。

他盯着我肩膀上方的地图。“我可没看见什么Gay什么的。”

“先生，是看不见。那是个小村庄，太小了，地图上没有的。”

霍登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上的喀尔巴阡山。“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Geh in drerd，先生。”

这个偏执的人摸着下巴，边想边大声说：“啊，是的，当然。这名字很有特色，带点拉丁味道，这是罗马尼亚语最大的特点，因为它主要是从拉丁语变来的。孩子们，罗马尼亚语是从哪里来的？”

“主要是拉丁语，先生。”

这时下课铃声响了，霍登收拾起东西走了，我心中一阵狂喜。因为我刚才把这个反犹分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在意第绪语中“Geh in drerd”就是“下地狱”的意思。我着实羞辱了他一番。

我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勇敢，也许是因为那之前我发现了一个名叫“Bnei Akiva”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宗教运动——它的意思是“阿齐瓦（Akiva）的孩子们”，阿齐瓦是一名学者兼战士，是古代犹太人中反抗罗马侵略，争取自由的英雄。如今，人们对每一种价值观都存在争议，有些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屠杀之后，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会愚蠢到近乎支持神秘崇拜的地步，认为一种虔诚的新犹太人正在受到召唤。这种新犹太人是学者兼农民兼战斗者，致力于通过成立宗教性质的基布兹（kibbutz）定居点开发荒地，从而在应许之地建立乌托邦，尽快争取民族自由。

这种浪漫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一周后，我从学校毕业，去英国乡下参加了一个农场训练班，为让自己成为一名耕耘以色列土地的拓荒者做准备。鉴于我已经成为“阿齐瓦”理念的模范追随者，因此被选中到耶路撒冷的“海外青年领导者学院”（The Institute for Overseas Youth Leaders，常被简称为“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精英培训课程。那时候，获得去巴勒斯坦的签证非常难，我拿到签证后便暗下决心：此去再也不回来了。

1947年11月3日星期一，分别的日子到了，我在火车上向我亲爱的家人挥手告别。耳边的火车轰鸣声是出门冒险的年轻人所能听见的最动听的送别曲。当时我18岁，准备从马赛登上“爱琴海之星”乘船前往巴勒斯坦。

火车缓缓开动，哥哥姐姐们挥舞着的双手渐渐远去，忧郁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的兴奋劲儿凉了半截——这种感觉有点奇怪，让我紧张而不安。我正在离家的路上，很可能就是永别。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能重逢家人，更别提罹患癌症的母亲。于是我打开之前买来的日记本，在第一页上写道：

妈妈，再见了。她病得那么重。亲爱的上帝，请让妈妈快点好起来吧。今天早上我跟她道别的时候，她是那么真诚而高尚。她掉了几滴眼泪，尽管她身体那么弱，但还是紧紧地拥抱着我，用她特有的勇气祝福我。我心里特别不好受，但忍住了。接着，我跟父亲告别。我欠他太多，简直无以回报。他为我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他所做的无人能比。上帝，请求您保佑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受之无愧。

我就这样离开了。11月的清晨那么美丽。此刻我坐在这里，全身心地热爱并感激我的整个家庭。上帝啊，请保佑他们平安。我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它不是兴奋，而是对自己所爱的人的一种深深感激。

到达伦敦后，我用哥哥姐姐们送别时赠我的钱，买了块手表。

1947年11月，作者在海外青年领导者学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