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关系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过程和结果对个体心理健康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刚步入成年早期开始探索这种关系的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但是，对于恋爱关系如何影响心理健康或者说个中机制如何，当前的研究却不能够充分予以回答，因而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婚姻和非婚性质的）罗曼蒂克关系如何影响涉入其中的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其研究结论十分混杂，并充满了持续的争论（对于婚姻关系，请参见Gove and Tuder，1973；Marks and Lambert，1998；Pearlin and Johnson，1977；Umberson，1992；Umberson et al.，1996；Aneshensel，1992；Rosenfield，1999；对于非婚性质的恋爱关系，请参见Connolly et al.，1999，2004；Joyner and Udry，2000）。尽管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多，但是对诸如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加得益于两种性质的罗曼蒂克关系、罗曼蒂克关系到底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益还是有害等问题都未能得到一致的答案。当涉及具有不同人口与文化背景的群体时，此类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

Simon和Barrett（2010）回顾了此研究领域的情况并进行了一项经验研究，检验非婚性质的罗曼蒂克关系对于成年早期的人群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影响的性别差异。这一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专注于青少年群体而忽略其他群体的空白。他们的研究发现，开始一段恋爱关系与分手这两类事件对女性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这一影响；而恋爱关系的质量（包含从关系中获得的支持与关系的紧张程度）对男性心理健康的影响超过对女性的这一影响，这个结果即使是在考虑了男性与女性在心理健康问题上的不同表达方式后依然成立。

两位作者对这些结果进行了理论解释，主要围绕两种理论方向：一是社会化理论；二是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化过程与经济权力上的性别不平等使恋爱关系对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应该是，在这种社会文化与结构化的运行过程中，有什么具体因素或机制可以解释这种性别差异。对于这些潜在机制的探索超出了Simon和Barrett（2010）的研究范围，而这恰恰是本书的主旨。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为：沿着自我意义研究的脉络检验恋爱关系影响心理健康的一种可能的社会心理机制——罗曼蒂克关系背景下的传统价值观。用定量研究的术语来表达，本研究试图检验内化的传统价值，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与结构化过程的产物，如何调节恋爱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这一研究主旨可以从如下三个水平或层面加以讨论。

第一，在个体水平上检验传统价值观如何影响恋爱中的个体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个体对传统价值观的不同认同程度会影响他们如何诠释和理解恋爱中的各种事件，从而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不同影响。

第二，检验上述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性别模式。具体而言，尽管传统价值观在男女两性的自我概念中都存在，但这些价值观对女性的自我概念具有更加核心和重要的影响，因而也更具有约束力。因此，在恋爱关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可能存在性别化差异模式，这一模式也许可以通过男女两性在传统价值观上的差异来部分地解释。进一步讲，性别化的价值观念使男女两性赋予他们的恋爱关系以性别化的意义模式，由此，男女两性对恋爱关系中产生的压力来源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模式，从而导致恋爱关系中男女两性的心理健康结果呈现差异。以量化的方式来反映这个过程，可能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男性和女性在认同某种传统价值观的程度上存在不同；二是当男女两性在同等程度上认同某种传统价值观时，其对男女两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力也许仍然不同；三是传统价值观上的性别模式也许只是导致恋爱中个体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

第三，最后一个水平的研究目标是检验可能存在的文化模式。通过对一个有着传统价值观的国家和一个有着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国家进行比较，即通过中美分析结果的比较，探索在第一个层面中检验的关系是否可能存在文化性差异。具体而言，对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都首先在两个国家内部的样本中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跨国比较，由此检验恋爱中的负面事件发生后产生的心理健康影响的文化性差异是否存在，以及这种文化性差异是否能由两国在传统价值观上的整体性文化差异所解释。

笔者使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收集调查样本，以问卷调查方式从一所美国东北部高校和四所分布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高校收集数据。测量恋爱中的传统价值观的问卷首先被建构并进行了试调查。此数据收集方法的最大优势是能节约成本，并能使问卷中的问题都非常切合研究主题。当然，其最大的劣势是方便性样本限制了统计分析结果的推广性。但是，对于一个旨在对理论观点进行检验并完善理论的研究而言，方便样本的分析结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尽管本书的研究问题是基于上述的理论推理，但仍存在一个未回答的问题，即为何要选择价值观作为分析与自我相关的意义内涵的基础；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何选择恋爱关系作为探索这个研究问题的经验切入点。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进一步澄清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尽管价值观并非自我系统中唯一重要的社会心理元素，并且，也有许多研究已经发现自我的其他层面，例如认同显著性（identity salience），也在基于自我的意义诠释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本研究选择价值观作为确定自我意义的基础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当前的研究还很少涉及主观意义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系统联系。比如，认同控制理论（ICT）和认同分裂理论（IDT）都聚焦于认同验证的认知过程。Simon和Marcussen（1999）检验了认同意义和信念的调节效应，却没有对这些主观意义元素与社会文化变量的联系进行系统的经验检验。另有一些研究确实暗示了一个观点，即角色认同在意义内涵上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部分解释了心理健康上的结构性差异。但是，由于对意义内涵的设定差异以及缺乏经验检验的途径，这类探索往往局限于理论反思的范围。笔者认为，引入价值观和价值认同的概念也许可以允许我们同时解释在心理健康上存在的个体与结构和文化差异，因为价值观不仅是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且通过长时间社会化过程融入个体自我概念中。

第二，选择价值观作为核心研究点还基于其在自我系统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和其他社会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结。因此，本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融合个体和社会认同（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y），从而形成对自我及自我与社会关系的更完整的理解。本研究亦是对价值观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过时”和被遗忘的概念建构的重新关注。学者们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价值观的差异可以最终反映在认同显著性的差异上，因此可以用认同显著性水平来决定生活事件的意义（例如，Thoit，1995）。但是，笔者提出，引入价值观的概念不仅具有为这个路径的研究加入质性研究维度的潜力，而且可以帮助澄清从结构性变量、自我价值观到个体结果的整个过程。认同显著性的差异也许对各种心理健康结果不够敏感，因为对于基于不同类型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具有相同显著性水平的认同，其影响力很可能有所区别。最后，同样的价值认同可能通过不同的角色认同来验证和维系，因此，基于价值观的意义研究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关于意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更加一般化的理论。

第三，选择恋爱关系中体现的价值观作为研究点的主要理由是，这类价值观对应的角色认同范围较小，因此便于检验二者的联系或者进一步探索核心价值观（central values）作用的机制。其他的价值观由于对应的角色认同范围广则显得没那么合适。价值观在自我概念系统中的重要性存在等级差异并可以通过多种角色认同和角色行为被表达、实现和验证。例如，成就价值可以通过工作认同、学业认同甚至是父母认同等加以实现。而与异性关系有关的价值观，如贞洁观，则只能通过恋爱或婚姻认同得以表达。同时，检验文化与结构变量对这类具体化价值观的影响也更容易。因此，选择恋爱关系中体现的价值观作为本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具有合理性，能满足检验本研究提出的理论论点的需求。最后，大学生样本获得的便捷性以及恋爱关系对他们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是做出这一选择的重要原因。

总结来看，本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几点贡献：（1）重新聚焦社会学中的价值研究；（2）对价值认同与角色认同关系的理论探索以及对自我三个层面的融合；（3）通过基于价值认同的自我意义的设定将结构与文化背景和个体联系起来；（4）发现恋爱关系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而不仅仅满足于描述恋爱关系中男女两性的心理健康差异；（5）研究可用于为大学生心理辅导机构提供信息，帮助其制定更有效的干预策略，或者帮助大学生理解其自身在恋爱关系中经历的各种情感状态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反思和成长，提高恋爱中的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