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以来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的作用，无论是同1945年以前的几十年，还是同欧洲扩张的数个世纪相比，都有着深刻的不同。

在现代，欧洲人在独特形势的帮助下受益匪浅。北美空旷的空间向他们打开。1840～1960年，5600万欧洲人离开了欧洲大陆，其中的3700万人去了美国。同时，得益于生产手段和战争手段上的优势，欧洲人向非洲和亚洲强加了支配权，他们既富裕又强大，简直就像是在表明，所谓的福利与荣耀无法兼顾、必须两者择一的情况已经过时。

在向空旷空间迁移人口、扩展主权区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1945年后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所缔造帝国的解体。“作为少数的欧洲人”离开了变得独立自主的国家，向本土回流。轮到非欧洲人为自己装备机器，而曾几何时，正是这些机器让欧洲这个瓦莱里笔下的亚洲小海角统治了世界。因为所谓的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率高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担心会被数量压倒的恐惧就很容易在西欧甚或整个欧洲传播，而这种恐惧从1850年开始便已经在法国人心中激起愁云惨雾。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1700年欧洲人口（1.18亿）大约占世界总人口（5.6亿）的五分之一；1900年，欧洲人口（4亿）占世界总人口（16.08亿）的四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人口依然占差不多四分之一。假设这个比例从四分之一滑落到五分之一，不过也就是向将近三个世纪前的那个人口比例回归罢了。

不过，计算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比例没有什么大意义，因为欧洲人已经被分割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的欧洲人感觉（或他们依如此的感觉去行动）自己同反对白人支配的有色人种的起义之间更加具有团结性，而另一方欧洲人则在军事上和精神上都同美国站在一起。然而，将铁幕两边的人口增长率做比较也无法让由数量困扰产生的那种失败主义变得有道理。如今的美国人口很有可能同苏联人口增长得一样快（近几年美国的人口年增长率都在1.5%左右）。西欧的人口增长率低于铁幕那边的东欧部分。不过，尤为人口稀少所威胁的法国和英国的出生率的重新升高，以及正在工业化的东欧国家的出生率的下降趋势，都不可能让这种不平衡令人如此不安。

那么，在认为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具有工业化国家的特征而假设拉美国家的增长率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将美国同拉美的人口增长率进行比较呢？毫无疑问，后面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40～1950年，巴西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7%，墨西哥为3.1%。从今往后三十年，假设出生率以中等速度增长，拉美人口也会翻一番。它很可能在20世纪末超过讲英语的美洲人口，不过，这种人口比例的变化不会直接给人口增长更慢但致富速度更快的那些民族带来危险。

在我们的时代，那些人均收入相对低、农民对现代种植方法不了解以及工业劳动力比例相对低的民族，其人口都有“增长和翻番”的趋势。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大致上，那是因为在传统的出生率水平得到维持的基础上，死亡率却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不再意味着资源的大量增加）而降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更多是削弱了这些新国家，而非巩固它们、让它们更加强大：不但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都对它们有所削弱。

被布图尔认作战争刺激因素的庞大的年轻人数量，为那些满怀热情想将殖民者驱逐出去的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提供了帮助。胡志明在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前，也许会对法国的交谈者这样说：“你们的确以一当十，我们每杀死一个法国人，你们就杀死十个越南人。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将获得胜利。”一半的小于20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所有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不过，一旦获得独立，形势便会发生逆转，那些在对抗殖民者的斗争中拥有尖兵利器的人却在对抗贫困的斗争中成了羸弱的源头。只要经济迅猛发展的累积过程还没有被触发，对于培养年轻人必不可少的投资就必须从用于提高成人劳动生产力的投资中扣除。国家出于外交和军事需要而抽取的资源要么会削减用于消费的国民收入部分，要么会削减用于投资的部分。只要政权不是完全冷酷无情，同军事开销竞争的就正是投资需求。如果印度的出生率只有当今水平的一半，它就会有更广阔的外交可能性。

这样的主张并不同法国经验带来的教训相悖。一旦经济现代化所要求的教育和行政基础设施得以创建，经验证实，维持相对高的出生率（不然也可以引进外国劳动力）将有利于生产力或人均收入的提升。依然是在最近这十年中（1950～1960年），劳动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中的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增长得也最快。在这十年中，日本的劳动力增长了37%，其劳动人口年人均产出增长了5.6%；联邦德国的劳动力增长了28%，而其劳动人口年人均产出增长了5.8%；荷兰劳动力增长了15%，其年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增长了4.4%；意大利劳动力增长了14%，其年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增长了4.4%。这两个数字在美国分别是8%和2.6%，在挪威是4%和1.9%，在英国是4.5%和2.2%。就西方国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言，劳动力的拓展不但方便了交换而且维持了创新意愿和对未来的信念，目前，它看起来不仅有利于增加国民总收入（这点显而易见），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人均生产率或整个生产力。然而，对于拉美国家或亚洲国家以及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的国家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口增长过于迅速也可能会对西方构成一种威胁，因为数量过于庞大的贫困大众和无业闲散人员的倍增可能导致革命和独裁政体。

因此，我们不应该低估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军事力量同外交权力之间的关系。高出生率民族所拥有的权力，不论是防守型还是革命型，都已经变得难以抵制。游击队的确无法战胜正规军，但他们却让维持秩序变得代价高昂，而且还无法真正完全平定。一旦征服者的威望消失，被殖民者凭借数量也必然会战胜装备更加精良的殖民者，殖民者却相反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动员数万名士兵去对付几千人的游击队。900万名穆斯林对垒100万欧洲人，2万名正规编制的民族解放军战士对垒40万名法国士兵，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人员伤亡率是法军的十倍到二十倍，而法国的军费却十倍甚至二十倍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策者如果认真思考了这意味着什么，那么对于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好质疑了。

贫穷但多育的民族虽然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难以被征服，但在外面却羸弱无力。因为随着武器杀伤效能的提高，生产决定性武器所需要的经济资源集中程度也会提高。欧洲君主制行政系统对于支付17世纪和18世纪军队动员的成本而言必不可少。在两次世界大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那些被称为大国的国家才有能力向数百万军队提供譬如大炮、突击坦克以及飞机之类的含有科技成分的武器装备。在原子时代和电子时代，大国俱乐部的范围更加狭小：目前，只有那些被我们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才拥有热核武器兵工厂和最新式样的载具——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

数量的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因为战斗模式的多样化也变得多种多样。以冲锋枪进行的常规战争中的和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中的数量法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阿拉伯人摆脱了西方人的束缚，却无法再将他们的骑兵推进至普瓦捷。西方人没有随着他们主权空间的缩小而变得贫穷；恰恰相反，他们还致富得更快。力量关系不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同民族在其上相互竞争的地缘的多样性，还在于各民族获得权力工业工具的速度不一。

在古希腊世界中，大国以1万到2万人为基础建立：我们很容易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大国”都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德行从雅典转到了底比斯，从马其顿转到了罗马。在20世纪，只需要数十年就可以建立起重工业。1960年，苏联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强盛时期产量的两倍多。而中国只不过用了十五年，就让它的钢铁产量达到了20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达到了一个超过法国现有产量的水平。一些国家因为工业领先而具有的优势正在随着工业社会的普及而逐步减弱并趋于消失。力量关系取决于人口的相对数量和机器的相对数量：机器的相对数量从近一个世纪开始，比人口的相对数量变化得还要快。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工业化阶段过去后，即当所有民族都达到了一个可以互相媲美的生产力水平后，力量关系便会完全取决于人口数量？又或者说，可以刚好相反地认为，从今往后，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机器的质量吗？百万辆突击坦克真的能对付核弹吗？用十来个核弹能对付配备了专门针对轰炸机和弹道导弹的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的国家吗？我们不要扮演预言家，我们仅仅要指出，在强大（或者说大小）程度相当的对手国之间，也许质量才是决定结局的因素。罗马军队的战术操作能力为古代世界所做的事，在今天则可以由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为北半球达成。只不过，学者取代了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