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报告开头阐述我个人的经历与世界观是很有必要的。犹太人在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直到1964年才得以回去。作为这个复兴的西班牙犹太社团领导人的儿子，我从小被教导为犹太民族、为犹太人在犹太民族家园献身的重要性。这个献身精神促使我担任马德里犹太社团主席，以及“中东行动与交流组织”——西班牙最大的亲以色列和抗击反犹主义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尽管我在欧洲成长、在美国接受教育，但我同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1992～2000年，我在北京居住，并负责我们家族在中国的业务。我的家族公司埃克塞姆集团（Excem Group）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起完成了超过20个重大项目。

我很荣幸成为西班牙-中国基金会执行委员会（Spain-China Found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的创始成员以及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基金会的现任董事。我是昆明市荣誉市民，并促使中国福建省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签订纽带协议。

我是西班牙人和欧洲人，我在中美两国生活多年，同时我还是一名犹太人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都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因素。

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民族，还是一个记忆的民族。作为犹太哲学家中的佼佼者，拉比约拿单·萨克斯勋爵（Rabbi Lord Jonathan Sacks）曾解释说，记忆是世代相传的个人和集体经历的总和。

对犹太人来说，四千年的旅程不仅仅是一部编年史，更是一段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它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性格和人生观。犹太人的旅程始于我们的圣经先祖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在古埃及遭受奴役和救赎的经历，在西奈山从上帝手里接受托拉（《摩西五经》）。从这一奠基时刻起，我们的历史经历了在以色列地享有主权的第一圣殿期和第二圣殿期，直到我们被外国征服者逐出故土，开始了漫长的流散生活。

自从被罗马人逐出以色列地，犹太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既经历了文化活跃发展、与所在国居民和睦相处的时期，又经历了反复出现的反犹主义迫害和暴力。西班牙犹太社团就是这些模式的典型案例。在西班牙犹太社团的黄金时期，在宗教宽容的氛围下，犹太文化蓬勃发展，犹太人在社会各阶层都扮演着领导角色；宗教裁判所成立及之后的大驱逐，使犹太人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犹太人融入寄居社会的时代，他们也从未停止过日复一日地祈祷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

犹太人民的现状深受20世纪两个重大事件的影响。一是造成600万犹太人遇难的纳粹大屠杀；二是1948年犹太民族家园以色列国的重建。其他形塑犹太人民现状的主要趋势包括美国犹太社团的成长壮大及其前所未有的成功，大规模移民（比如中东与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来自苏联的犹太人、德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以色列），以及经历大屠杀的毁灭后欧洲犹太社团缓慢而不均衡的复兴。

一些贯穿这一漫长历程的核心价值观与特点，塑造了犹太人的世界观。

首先是将对上帝旨意的信仰同采取行动的承诺相结合，目的是改变命运、改造世界。犹太人世界观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为改善我们的社团、改善我们的民族、改善更广阔的世界作贡献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其次是创新与韧性。这些特征以及对教育的重视让我们不仅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延续至今，而且能够在经济、科技以及学术和文化领域获得远超人口比例的成功。事实上，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宗教与教育研究报告》发现，犹太教徒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群体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虽然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0.2%，但他们获得了超过20%的诺贝尔奖。

这种对教育的强调，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精英教育方法有颇多相似之处，它使官僚时代的年轻人能够通过公务员考试的成功在社会上获得晋升。

塑造我们世界观和命运的第三种价值观是犹太民族意识的中心地位。民族纽带是我们能够在各个时期，甚至在最困难的境况下生存下来的关键因素。比如逃离迫害的犹太移民抵达新国家后，他们通常会得到这些国家犹太公共组织的帮助与照顾。

这些民族纽带在历史上帮助犹太人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因为它为犹太商人提供了一个国际网络，包括那些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在现代，世界各地的犹太商人在扩展以色列与其母国的经贸合作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比如我就有幸在过去30年间致力于构建中国、西班牙和以色列之间的商业联系。

本报告后续内容会深度审视犹太民族问题，以及和以色列与流散地关系密切相关的问题。它们是理解世界犹太人现状的关键，也能为今天中国与海外华人社团关系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

目前全世界犹太人口大约为1470万人（少于大屠杀之前的1650万人）。预计2050年，世界犹太人口会增至大约1600万人。即便如此，犹太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停留在0.2%。

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口间的相对比例在不断浮动。2010年，世界上大约41%的犹太人口居住在以色列，44%居住在北美洲，10%居住在欧洲，3%居住在拉丁美洲。到2050年，预计全球犹太人口会有一半居住在以色列，37%居住于北美，只有不到8%居住于欧洲。届时，以色列的犹太人口（810万人）预计会显著超过美国的犹太人口（540万人）。

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口是否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口中心，这取决于另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到底谁会被算作犹太人。有趣的是，在2018年，大约89%的流散地犹太人居住在八国集团国家（G8）。海外犹太人最集中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

21世纪犹太流散地的作用及其与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国的关系，对当前犹太事务而言至关重要。我深信，21世纪的海外犹太人拥有两个互补的任务。首先是作为一个集体来改善世界。这包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和宗教建立友好关系。这种交往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伦理世界观之上：坚持政治甚至经济活动不仅以实现自身利益为目标，而且要致力于推进所有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创造的社会，不仅更加和平，而且更具创造力。

其次，海外犹太人必须同犹太民族家园以色列国紧密联系起来。维系犹太民族家园和流散地之间的关系（包括不同流散地社团之间的联系）必须成为所有犹太人的共同责任，这与《塔木德》的格言相符，即“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对彼此负责”。

这一共同责任有不同的践行方式。比如以色列国在将针对海外犹太社团的反犹主义事件提上国际政治议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作为以色列的一个半政府性质的“民族事务部门”，为面临困境的海外犹太社团提供了援助。

与此同时，西方的犹太社区继续站在对抗反以色列和反犹极端分子的最前线，这些极端分子呼吁抵制犹太国家（“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简称BDS运动）。“中东行动与交流组织”发起了超过65项法律诉讼，反对在公共领域推动抵制以色列、使以色列去合法化的企图，其成功率接近100%。“中东行动与交流组织”的法律辩护策略现在已被全世界的犹太团体与亲以团体所借鉴。

以色列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犹太人中心之间，存在一些被认定为文化与政治分歧的元素，这些元素还在不断增多，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其中一个挑战是：美国犹太人普遍盛行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削弱了他们同犹太人集体和犹太民族家园之间的联系，并导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相应地，美国犹太社团、慈善家和以色列政府做了大量致力于在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之间建立新桥梁，巩固其犹太身份的努力，包括以色列体验之旅和在美以色列人组织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应该受到鼓励并不断扩大。

虽然担心美以之间日益疏远，但近期调查显示：美国犹太人依然强烈支持并亲近以色列。比如，美国犹太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2019年关于美国犹太人意见的调查》（2019 Survey of American Jewish Opinion）发现，62%的美国犹太人同意这个声明：“关心以色列是身为犹太人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72%的美国犹太人则宣称，他们相信一个强盛的以色列国，对犹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同样，一项由鲁德尔曼家庭基金会（Ruderman Family Foundation）开展的针对美国犹太社团的综合调查显示，每10名受访者中，有8人可以被认定为“亲以色列”（即使他们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持批评态度）。67%的受访对象声称他们在感情上“亲近”或者“非常亲近”以色列。

与此同时，该研究还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影响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负面因素。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数美国犹太人被认为是民主党人。虽然特朗普总统表现出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支持，很多犹太民主党人和他们的非犹太同胞一样，仍旧反对总统。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11月大选中再次当选，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敌意可能导致内塔尼亚胡政府与自由派美国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

一直以来，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强有力的支持也反映了美国公众对这个犹太国家的一贯支持。2016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态度保持稳定，74%的美国人表示自己对以色列有好感，64%的美国人则声称他们同情以色列胜过同情巴勒斯坦人。需要指出的是：总体而言，犹太人是让美国人最为亲近的宗教团体。

支持以色列并同以色列保持联系的情绪，在其他海外犹太社团当中同样高涨。比如在英国，93%的犹太人声称以色列是其犹太身份的组成部分，84%的犹太人为以色列的文化与科技成就感到骄傲。在法国，59%的犹太人声称关心以色列对一名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

以色列与流散地之间联系的增强，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联系，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必须积极地培育这些联系。正如之前所指出的，无论是犹太社团与犹太慈善家，还是以色列政府，都投资了大量资源用于“以色列体验”之旅。这些项目，尤其是“以色列生存权”（Taglit-Birthright）和“玛萨以色列之旅”（Masa Israel Journey），将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带到以色列，并在以色列停留10天到1年不等。这些项目使犹太大学生和年轻人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以色列，他们可以参观这片土地，并结识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

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60万犹太青年参加过这些项目。对毕业生的研究表明，这些项目不仅对增进参与者对以色列的亲近感情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深化他们的犹太认同贡献良多。它们由此成为强化犹太民族性、降低同化率的重要工具。近期的项目，比如动力计划（Momentum Project），扩大了有机会参与以色列体验活动的人群范围，比如犹太母亲。

除了在以色列与流散地的关系中居于中心位置外，犹太民族性还意味着犹太社团必须彼此支持。不同犹太社团的相对规模、实力与影响力差别很大。包括西班牙犹太社团在内的一些小的犹太社团在本地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一直“超越了其自身的权重”。然而，一旦面对诸如敌对政治势力抬头或反犹主义迹象增强这样的重大挑战，这些社团就需要世界上其他强有力的犹太社团和组织的支持。

比如，在西班牙犹太社团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BDS运动及其在极左翼政党“我们可以”（Podemos）党的合作伙伴日益得势的情况下，我们发起了强化美国与西班牙犹太社团中青年领袖之间联系的倡议。这项倡议既可以对西班牙犹太社团提供支持，又能让西班牙犹太领袖与其美国同人分享对抗反犹主义的最佳做法，这些反犹主义时常以反犹太复国主义作伪装。

根据坎特中心（Kantor Center）关于当代欧洲犹太人的研究，2019年，重大反犹主义暴力事件相比2018年增长了18%（从387起增加到456起）。共有7人在这些袭击中丧生。至少53所犹太会堂、28个犹太社团中心与学校在2019年遭到攻击。除此之外，发生于街头、学校和校园之中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以及针对犹太机构、犹太家庭和犹太公墓的破坏行为不计其数。

在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Advisory Committee）报道了2018年的541起反犹主义事件，这相比前一年的311起有了大幅度增加。德国警察部门则记录了2019年在德国全国范围内爆发的1839起反犹主义事件，其中包括72起暴力事件。意大利犹太社团记录了251起类似事件，与2018年的197起有了明显的增加。

在英国，犹太社团的社区安全信任机构（Community Security Trust）在2019年记录了高达1805起反犹主义事件。2019年是统计反犹主义事件的第4年，在上述反犹主义事件中，158起是暴力袭击，相比2018年增长了25%，也是自有统计以来最多的一年。2019年，社区安全信任机构还记录了697起网络反犹主义事件，相比2018年增长了82%。

自21世纪初开始，在欧洲的反犹主义威胁不断加剧的同时，发生于美国的反犹主义事件也有了显著的增多。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在2019年记录了2107起反犹主义事件，这是反诽谤联盟自1979年开始记录类似事件以来的最高值，相比于2018年，这一数字增长了12%。在这些反犹主义事件中，1127起为骚扰（相比2018年增长6%），919起为破坏（相比2018年增长19%），61起为袭击（相比2018年增长56%），最终导致95人受伤，5人死亡。

必须要指出，未报道的反犹主义事件是一个广泛存在于所有国家的问题，真实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反犹主义的兴起正在影响犹太社团的安全观念。欧盟基础人权局（EU Agency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9%的受访者声称，在自己所居住的国家中，反犹主义在过去5年内有所加剧。受访者认为，多数反犹主义仇恨发生在网络和社交平台上（89%），其次是公共领域（73%）、媒体（71%）和政治生活当中（70%）。大约38%的受访者在受访前5年间考虑过移民，因为作为犹太人，他们感到在居住国并不安全。

反犹主义主要有三个源头：极右翼势力、极左翼势力和宗教极端分子。

在全球化与移民活动出现巨大争论的背景下，右翼反犹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抬起了他们丑恶的头颅。极右翼领导人经常为了政治目标，在践行爱国主义的旗号下，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些反犹主义者还会利用经典的基督教反犹主义修辞。

伊斯兰主义者中有些极端主义者是移民到欧洲的第一代或第二代人，他们为那些反犹主义情绪根深蒂固的、极具攻击性的伊斯兰教派别做宣传。伊斯兰反犹主义同反犹太复国主义经常交织出现，并最终恶化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

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在极左派阵营中找到了共同目标。极左派频繁用“政治正确”的方式来污名化、妖魔化以色列，将以色列描述为最大的祸害，是世界疾病之源，以此表达反犹主义。这种形式的反犹主义被定义为“新反犹主义”，在这种反犹主义当中，作为个体的犹太人被犹太集体（以色列国）所代替，成为一切负面力量和社会威胁的根源。海外犹太社团和全世界支持以色列的人，成了本地伊斯兰主义者-极端左派联盟的仇恨对象。

根据欧盟基础人权局的研究，30%的受访者报告说自身经历的反犹主义源自持极端穆斯林观点的人，21%的人说源自持左派政治观点的人，另有13%的人认为经历的反犹主义源自持右翼政治观点之人。

此外，有大量迹象显示反犹主义正逐渐潜入政治领域和权力的殿堂。这真实地发生于左翼与右翼阵营中。在左翼阵营中，随着“我们可以”党在2019年加入西班牙政府，以及2015年杰雷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成为英国工党领袖，反犹主义元素在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和英国工党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中东欧的右翼政党则寻求淡化大屠杀的遗产（及其所在国家在实施屠杀中的角色），并用反犹主义与排外主题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反犹诽谤进一步扩散，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反犹主义阴谋论者散布诸如犹太人研制病毒以获得政治权利或金融利益等说法。伊朗政府官员公开指责以色列是该国疫情暴发的幕后黑手，而巴勒斯坦政客们则宣称，以色列有意在巴勒斯坦人当中传播病毒。其他广泛存在的反犹主义做法包括将犹太人描绘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真正病毒”，并号召用病毒攻击并杀死犹太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活动因为疫情而转到网上，网络反犹主义的规模和范围增大，强度增强。此外，似乎反犹主义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从边缘网站转移到了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全球犹太社团与以色列国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同反犹主义威胁做斗争。这场战斗已经在以色列与海外犹太社团之间、不同国家的犹太社团之间，以及犹太教的不同派别（比如改革派与极端正统派）之间，创造出了新的合作路径。

以下是对海外犹太社团抗击反犹主义的主要政策及其侧重领域的简要概述。

（1）意识提升。以色列与全世界的犹太社团都付出大量努力，力求让国际社会关注日益抬头的反犹主义，并使各国政府相信，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抗击反犹主义现象。或许最引人注目的努力，就是2020年1月，超过50国领导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参加第五届世界大屠杀论坛（Fifth World Holocaust Forum），论坛的主题是“记住大屠杀，抗击反犹主义”。

（2）立法与法律诉讼。海外犹太社团付出大量努力用于巩固与扩大旨在抗击反犹主义的立法行为。其中一个核心环节是推广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对反犹主义的定义。2016年5月，31个国家的代表接受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对反犹主义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同当前的威胁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它包含了11种反犹主义例证，这涵盖了现当代反犹主义仇恨的所有表现形式。

自2016年5月召开全会以来，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对反犹主义的定义已经为大约25个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以及大量自治城市、政党、执法机构、大学、学生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所接受。这个定义非常重要，因为即便一国法律明确禁止反犹主义行为，仍可能缺乏在法律框架内对反犹主义进行清晰的界定。

而且，犹太组织一再对倡导反犹主义歧视的行为提起诉讼。如前所述，ACOM组织成功地对数十个同反犹性质的BDS运动结为同盟的自治市发起了法律诉讼，并一直在追求以非法煽动和歧视的名义对BDS运动的狂热分子进行刑事指控。部分西方国家政府采取了类似做法。比如德国和奥地利议会都通过了谴责BDS运动带有反犹主义修辞和方法的决议，德国主要城市还通过了禁止BDS运动的宣传群体接受公众资助的决议。

（3）任命针对反犹主义的官方协调员。越来越多的政府任命了专门的协调员，监督各部门打击反犹主义的努力，并作为犹太社团和组织的联络人。经验表明，任命专门的协调员总体上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目前设立协调员的国家和组织包括欧盟、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

（4）社团安全。全世界犹太社团一直在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社团安全机构，比如英国的“社团安全信任”（Community Security Trust）机构与美国的“安全社团网络”（Secure Community Network）。这些机构通常会得到政府资助，并同本地警察部门密切合作，以保障犹太机构与活动的安全。

同时，国际犹太组织与犹太公共组织均游说各国政府分配更多的执法资源，以保护犹太社团，并对仇恨犯罪提起诉讼。犹太代办处等组织则为犹太社团尤其是那些资金匮乏的犹太社团提供安全装备。

（5）教育。同反犹主义斗争需要增加那些聚焦于犹太教、大屠杀与宽容的教育投入，这一点已经取得广泛共识。在一些国家，派犹太代表去犹太学生居于少数的学校，教授犹太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在西班牙，我协助建立了西班牙犹太基金会（Hispanic Jewish Foundation），该基金会很快就会在马德里建立一座博物馆和一个教育中心，目的是向各宗教的人讲授犹太教及其为西班牙文化做出的诸多贡献。针对反犹主义毒瘤，一个多元化与充满尊重的社会是最好的解药。

（6）抗击在线反犹主义。网络与社交媒体已成为传播反犹主义的主要平台。通过网络煽动的反犹主义并不单纯停留于网络上，它还经常转化成现实世界对犹太人的攻击。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负起责任，删除自己平台上的那些煽动性言论，尤其是违背本地法律的内容。这种声音在德国导致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律法的出台，它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必须在24小时内删除那些明确违背反煽动法的内容，并在一周内删除那些不那么明确的内容。[28]

政治压力以及对额外立法措施的恐惧，导致主流社交媒体公司纷纷联合政府与监控中心，共同建立对线上煽动言论做出快速反应的框架。

新冠肺炎疫情很不幸地在很多国家引起反华情绪，对华歧视急剧抬头。与反犹主义煽动一样，反华煽动也从“4chan”等边缘网站转移到主流平台，甚至公众人物偶尔也会发出类似声音。除煽动性言论之外，世界各地针对华人和亚裔人群的骚扰、破坏与袭击事件也在显著增加。

犹太社团所采用的打击反犹主义的策略，以及过去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对海外亚裔社团对抗复苏的仇恨可能非常有用。其中一个经验是要对每一起事件做出迅速而坚决的反应。海外犹太社团与华人社团应该协同努力，以确保所在国政府、司法部门和网络公司及时地对各种形式的煽动与歧视采取果断行动。

倘若不考察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那么对现今全球犹太人状况的回顾就可能是不完全的。尽管以色列相当成功地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病毒还是极大地影响了海外犹太社团。原因包括海外犹太社团集中于城市中心，海外犹太人口的平均年龄要比非犹太人口更大，犹太生活方式强调公共活动与宗教典礼的重要性，一些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对现代科学与政府机构持怀疑态度。关键的犹太社团机构比如犹太会堂、犹太学校，在疫情期间强制关闭。这些机构当中有很多面临财务方面的不确定性。社团资助人也受经济衰退和市场波动影响，可能很难继续资助提供社会、社区和宗教服务的犹太组织。

毫无疑问，犹太社团不得不适应上述情况，比如更多地利用犹太学校的虚拟学习来减少经费。犹太慈善捐赠可能从与国家或以色列有关的事业转向地方需要。

然而，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在犹太社团早期传播的因素——社团生活与社会联系同样是帮助犹太社团重启的因素。危机之下，犹太社团展示了高度的团结，照顾弱者的需求，并提供或虚拟或实质的救助框架。如前所述，以色列机构比如犹太代办处同样为犹太社团提供援助，有些接受援助的犹太社团甚至已经濒临崩溃。这种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和互帮互助精神，将使犹太社团能够恢复重建。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会刺激“阿里亚”即犹太人从海外移民以色列的现象显著增加。[29]以色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比较成功，医疗系统也表现出色，加上西方经济普遍饱受疫情的影响，这可能增加以色列对新移民的吸引力。正如历史上诸多时刻一样，以色列必须为接收、融合这波新移民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好准备。

尽管犹太社团如今面临着很多挑战，毫无疑问的是，犹太民族将继续繁荣下去。四千年的历史记忆鼓舞着我们，我们会继续在两大共生支柱——强大的故乡与繁荣的流散地犹太社团——的基础上，塑造我们的未来。在我们巩固犹太性及以色列与流散地的关系的同时，我们将努力推动外部世界的进步，促进自由事业的发展。

保持民族纽带要求我们一方面抵制同化，另一方面改变宗教僵化与不宽容的现象。在以色列和海外，奉行包容的、宽容的犹太教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任何背景的犹太人都能找到归属感。

具有反犹主义性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仍旧是对以色列国际声望和对以色列与流散地关系的重大威胁。因此，应该支持、鼓励在全欧洲建立强大的地方亲以声音。展望未来，犹太人保留民族性、深化故土与流散地的联系以及反对歧视的经验，对海外华人社团而言具有借鉴意义。继续发展并深化两个古老民族之间的联系，对双方而言是互惠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