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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传奇之家——托马斯·曼家族的故事

作者:[德]蒂尔曼·拉姆(Tilmann Lahme)

来源:《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

发布时间 2021-01-13 16:52   浏览量 143

一个家庭要被褫夺国籍了。“不配做德国人!”各家报纸都这么写着。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家在1936年12月被视为“毒害人民的害人虫”。三年以来,他们一家人生活在国外。在这三年中,托马斯·曼彷徨过、动摇过,现在,正如他自己所说,终于“洗心革面”,把自己流亡国外的事情公布于世,从而站到了希特勒政权的对立面。他们全家人如同久旱盼甘霖,一直渴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为了这一时刻,他们无不绞尽脑汁,使尽各种招数:有时候发飙,就像女儿艾丽卡(Erika)那样;有时候直言不讳,如同儿子克劳斯(Klaus)那般;有时候绵里藏针,柔和却又十分坚定,就像儿子戈洛(Golo)和妻子卡蒂娅(Katia)那样。戈洛·曼心里觉得不爽,倒不是因为失去了德国护照。他本想跟姐姐艾丽卡和哥哥克劳斯一样,靠自己来“挣得被剥夺国籍的这份荣耀”,现在只能“以儿子的身份屈就,多少有点不开心”。

纳粹分子到1936年底才剥夺托马斯·曼及其家人的国籍,究其原因,只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早在1936年2月,托马斯·曼就已宣布背弃希特勒德国。之后不久,德国驻瑞士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即后来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父亲,就主张吊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护照。希姆莱(Himmler)的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其中指出,托马斯·曼在国外被视为“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德国诗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拿“最伟大的”和“诗人”这样的称号没辙,对“依然健在的”说法当然也毫无办法,那么至少可以在“德国”这一点上做做文章。希特勒政权总算熬过了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12月2日,终于把褫夺国籍这一步骤落到了实处。这一步骤早在预料之中,但到了此时,从形式上来看,已属“名不正言不顺”了:托马斯·曼及其大部分家人从11月起已经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了。

米夏埃尔·曼(Michael Mann)在1936年圣诞节前不久去了巴黎。他在考虑能否在那里继续他的音乐学业。米夏埃尔是家里的幼子,17岁,几周前刚从苏黎世音乐学院小提琴师范专业毕业,他的实践课成绩特别优秀,理论课却马马虎虎。人们一再信誓旦旦地向米夏埃尔和他父亲保证,米夏埃尔是个天才,对此,父亲特别自豪。但米夏埃尔还是不得不离开这家音乐学院,因为他跟院长有段“过节”,父母亲轻描淡写地这样说。为抗议院长给他的一个警告处分,米夏埃尔曾经甩过院长一记耳光。

比米夏埃尔大一岁的姐姐伊丽莎白(Elisabeth)不会惹这样的麻烦。她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功课门门特优,中学毕业时还受过嘉奖。但她也并非没有让人揪心的地方:伊丽莎白想成为钢琴家,每逢有人说她水平算不得上乘,她就以双倍的练习作为回敬。父亲在日记里不无忧虑地写道,她“对音乐痴狂”。不幸的是,伊丽莎白爱上了比她大17岁的弗里茨·兰茨霍夫(Fritz Landshoff),而且好几年了,他是哥哥克劳斯的朋友兼出版商。兰茨霍夫爱的是艾丽卡·曼,艾丽卡爱的是自己的自由。

克劳斯和艾丽卡于1936年秋天前往纽约。在流亡欧洲时,艾丽卡的政治性文学小品剧《胡椒磨》(Pfeffermühle)曾风靡一时,气得纳粹分子发疯抓狂,现在,她希望能在美国继续这一辉煌。艾丽卡的心情好极了:“我非常愿意来这儿。在这里,我感觉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理性,还有1000种不同的可能性,多年来,这还是头一回。”但她也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胡椒磨》在美国演出,难道不应该最好是用英语吗?可是演出队伍里没人真正会说英语,这该怎么办呢?

克劳斯·曼穿梭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心情糟糕透顶。长篇小说《梅菲斯托升官记》(Mephisto)刚在阿姆斯特丹用德语出版,这部书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他的前姐夫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Gustaf Gründgens)进行清算。格伦特根斯是个演员,在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统治下仍旧飞黄腾达。《梅菲斯托升官记》将成为克劳斯·曼名气最大也最具争议的一本书。美国的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这部小说。他的女代理人告诉他,可以作各种各样的报告,题目就用《我的父亲与他的作品》(My father and his work)。克劳斯·曼有先见之明,这一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是一个奇特的家庭!以后,人们将要撰写各种书籍来介绍我们,而且不仅仅是介绍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莫妮卡·曼(Monika Mann)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与政治局势无关,跟她失去了德国护照也没有关系。父母亲在为这个女儿发愁,因为她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而他们早已把这看在眼里:她的人生和她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也没有前景——中学辍学,声乐学不下去,工艺美术学校也没读完,现在轮到弹钢琴了。对此,就连家庭的心理治疗医生艾里希·卡岑施泰因(Erich Katzenstein)也无能为力了,家里的六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接受他的治疗,母亲在给克劳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莫妮卡的颓势“显然是无法挽回了”。在家里,圣诞节是仅次于父亲生日的最重要的家庭团聚日,却因为“可怜的莫妮卡”而蒙上了阴影,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她经历了一场危机,就连父母来到她的床头看望她也不见起色。”

在莫妮卡经历危机和全家准备盛宴期间,托马斯·曼正在奋笔疾书,写信给波恩大学,该大学因为托马斯·曼被褫夺国籍而取消了1919年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头衔。他在信中写道,他只是想顺便提一下,哈佛大学新近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同时还想发布一个预言,这是他一直准备要说的:“他们”——那些剥夺他德意志身份的当权者——“竟然胆敢把自己跟德国混为一谈,真是厚颜无耻!在那里,那一时刻的到来或许并不会太久远了——到了那一时刻,德国人民最不希望的,就是把他们跟纳粹混淆在一起。”仅仅几天后就已刊印的《波恩公开信》(Bonner Brief)将成为流亡文学最著名的宣言。

几个星期后,一拨共产党人在柏林格鲁勒森林区(Grunewald)的一个住宅内秘密聚会,其中有一个16岁的文学青年,名叫马塞利·赖西(Marceli Reich)。是姐夫带他来的,他时不时地会为地下运动充当信使。“大家都鸦雀无声。半黑的屋子里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个人朗读着一篇非法作品——托马斯·曼的《波恩公开信》,这封信或以伪装的形式,或以手抄本形式在德国到处流传。马塞利·赖西有点坐立不安,这位《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作者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把短篇小说《托尼奥·克律格》(Tonio Krüger)称为其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文学经历,它“是一部《圣经》,那些把文学当作唯一精神家园的人的《圣经》”。托马斯·曼如何看待“第三帝国”,这个问题对赖西来说也就相应地非常重要了。“信的最后一个句子读完后,没有人敢说什么。于是,读信的人建议,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来谈谈这篇文章。我利用休息时间向众人表示感谢和告别。我说不想回去太迟,因为明天还要写一篇重要的课堂作业。这是撒了个谎。实际上我是想一个人、单独一个人享受我的幸福。”

马塞利·赖西-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即马塞利·赖西的全名)侥幸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后来成为德语界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将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托马斯·曼及其家人的研究。“我相信,”他有一次这么写道,“在本世纪的德国,没有比曼氏一家更为重要、更为独特、更为有趣的家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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