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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学”与“文章”——剖析刘师培的文学理论术语使用

作者:施秋香

来源:《刘师培文学思想及其文化语境》

发布时间 2021-02-02 10:39   浏览量 126

由于近代文论转型阶段新旧名词的共同在场和未定型性,刘师培在相关的文学理论著述中表现出术语内涵与理论表述不相一致的差异情况,具体体现为他对“文”、“文学”和“文章”三种名称的并行和交叉使用,以及他对这些名称进行理论定义的错乱和困境。在他的主要文论著述中,以“文”为题的有《国文杂记》《论文杂记》《文说》《广阮氏文言说》《与人论文书》《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以“文学”为题的有《中国文学教科书》《南北文学不同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以“文章”为题的有《文章原始》《文章学史序》《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等。这些命名不同的论著在论述内容上各有千秋,在文论指向和论述范围等方面互有交集。

在这些文题当中,有些虽然名为“文”或“文学”,却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而是指语言文字,以及由此意义引发的相关文法问题,如在《国文杂记》一文中,刘师培着重论述学校国文教育的“秩序”,从循序渐进的教育理念出发,强调对儿童的国文教育要由易而难,由授字而作文,由句法而文法,这是以近代科学和教育的精神,对传统教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做法的创新变革,使“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式的以诵读为主的私塾训练方式,转变到以理解和逻辑为基础的近代文法教育,客观上是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进步。此外,“文学”有时还指作为以语言文字为入门基础的大语文教育,如《中国文学教科书》,在第一册的《序例》中,刘师培表明自己准备编写十册的构思和决心,并确定编排顺序为:“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可见这种从学校教育立场出发的“文学”观,是针对在校学生所实行的全面的国文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包含了当今学校教育“语文”科目中的识字、组词、造句、作文及听说读写等各个领域,这里的“文学”与《国文杂记》中的“国文”含义相似,“仅为小学纲要,不涉今之所谓文学”。在《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刘师培指出,“文学”亦称“文学官”,与专司六艺的“博士”一样,曾经是一种秦汉以降掌管学术的官职。如果按照刘氏一贯的正名定义之法,那么这些地方的种种文题不符之处,正是他自己所批判和反对的做法,不能自圆其说。

一般而言,传统观念中的“学”,特指与文学创作不同的学术研究。那么,当“文”与“学”并列,这样的“文学”就可以看作一个并列结构的复合词,即“文”与“学”,指文学与学术。而“学术”又被视为“学”与“术”的并列组合。严复在所译《原富》的按语中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他的意思是,“学”主要集中于研究社会自然的内在原理和联系,而“术”则是在已有原理的基础上加以实践运用。梁启超也有类似观点:“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刘师培则从所使用和依附的载体或媒介的不同角度,对“学”与“术”进行了辨析,他说:“‘学’与‘术’不同:学载于书,术寓于器。……秦代所焚者书也;未焚者器也。书焚,故儒学亦亡;器存,故儒术亦存。”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发现经常与“术”相提并论的“学”,侧重于对理性认知、学理逻辑的理论探求,是一种人类理性和思想的积淀,因此我们现在所通用的“学术”一词,其实是一种接近偏义复合词的意义,就是偏于“学”,而远于“术”,并且通常与“文学”相对而言。所以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既论述了近世的文学创作变迁历史,也论述了近世以来的学术、学派概况,以及文学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强调学有根柢才能掌握出言有章的文学创作规律。他指出,学与文分离,文、学均优之士难觅是近代学术和文学发展的问题所在。

在另一个层面上,所谓“学”指的是一种学问、理论,那么“文学”又可以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复合词,即论“文”之“学”,指关于“文”的学问和理论。在《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一文中,刘师培没有专门界定“文学”,但是从其具体的论述内容和理论思路中可以发现,他以“文学”为题研究与说部的关系,其实正是指与“文”相关的学术研究,简称“文学”。他指出,小说创作相对于“文学”而言,只是一群好逸恶劳的学士大夫的无稽之言,没有专门名家,没有师承授受,无法永久流传,因此这种涉猎之学当然不能与专门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这里的“文学”不是指单纯的文学理论研究,而是指整个人文学术体系,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另外,刘师培把以“南北文学不同论”为题的文章放入以“南北学术不同论”为题的一组论文中,似乎也暗含了以学术研究的立场进行有关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目的,即视“文学”为论“文”之“学”。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我们看到他这里所论的“文学”涉及从诗歌到散文、从辞赋到剧曲的具体文学作品,其中对文学语言的演变梳理和对文学体裁的变迁辨析,都是对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理论探索,因此这里的“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意义大致相符。

尽管这些概念在具体表述中具有各自相对的情境内涵,但是,当刘师培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意义层面使用“文”、“文学”或者“文章”概念时,其指向就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从“文”的本初意义出发,强调恢复“文”之为“文”的最初本质特征。在《文章原始》中,他以“文”的观念演变,贯串起对由古迄今的文章原始的考察,这种研究本身具有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意义,并且使“文章”因其形式美特征而与一般非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在另外一篇同样以“文章”命名的《文章学史序》中,刘师培将出于清庙之守、工于祈祷的墨家,和出于行人之官、工于辞令的纵横家,视为文章之正传,可见他对文学作品语言辞采方面始终如一的强调;他将诏令、奏疏、书启尺牍等“抒己意以示人”之文,和祝文、诔辞、墓铭、行状、碑志等“宣己意以达神”之作,均看作“文章”,则表明对文学表达功能的重视。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中,“文章”的意义和所指更为明确,他在开篇第一句即为“文学史”定义:“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6]可见标题中所指的“文章志”正是指“文学史”,只不过在该文中特指模仿晋代挚虞的《文章志》所作的、以人为纲的文学史编写体例,与以文体为纲的“文章流别”同属于文学史的撰述形态,因此这里的“文章”即“文学”。刘师培在文中所列的应当搜集的相关材料来源,既包括正史文苑传、古人的文章志,也包括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古代论诗评文的理论著作,还涉及古今存佚的文集和文章篇目等,大致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相关领域,同时也是古代文学史的主要研究方向。从这个角度看,刘师培的“文章”意义与现代的文学意义较为契合。从两汉之时一般用来专指文学作品的意义开始,“文章”即具有与文学相似的理论内涵,刘师培往往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同时赋予其更多的文学形式特征。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虽然以“文”为总名,各节的标题却大多以“文章”为名,比如“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等,所论作家作品大致不出六朝文学史的范围。

刘师培在“文”的文字学内涵基础上,充分扩展了具有文学发展历史意义的生长性,辅以“藻缋成章”的形式要求,使“文”落实为审美艺术领域的文学形式。虽然所使用的名词概念有“文”、“文学”与“文章”等的区别,但是当他在文学作品的意义层面使用这些概念时,都是从“文”的最初意义出发的,引申阐发“文”的审美特性,强调恢复“文”之为“文”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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