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是一项成王败寇的游戏。它记载着胜利者的欢笑与喜悦的泪水，见证他们场上矫健的身影与场外累积的财富。在结果至上的体育世界，我们常常会遗忘那些失败者、弄虚作假者与幕后的体育事业参与者：经纪人、管理人员、教练、企业家、财务人员、记者、博彩公司乃至毒贩……

在拳王阿里、莫克斯、球王贝利与费德勒们光鲜亮丽的背后，《世界体育秘史》一书从独特视角另辟蹊径，深挖一段少人问津的历史，为您揭开两个世纪体育发展历程的神秘面纱，讲述那些远离聚光灯却又对体育事业的实践与发展影响巨大的人物与故事。

“体育经济五十人”特将全书目录和部分章节分享如下，以飨读者。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当天，让-克劳德·达尔蒙（Jean Claude Darmon）降生在阿尔及利亚西北港口城市奥兰的一个鞋匠家庭。达尔蒙在12个孩子中排行第九，父母为他在民事处最先登记的名字是本·科西亚。自学成才的达尔蒙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一身古铜色皮肤，当然还有“法国足球的财政部长”这一绰号。

达尔蒙第一次为众人所知是在1982年登上《费加罗报》，此后逐渐声名鹊起。在个人自传中，他不无自豪地写道：无法否认的是，我涉足了除转会与票务之外的整个足球经济领域。我们公司的业务囊括广告、赞助、周边销售、电视转播……毫无疑问，我改变了这项运动的经济形态。有些人对此扼腕，他们为那些不知名的俱乐部、领着低薪的球员与志愿劳动的领导人们深表遗憾。体育行业向产业化演变终将席卷整个欧洲，我只是抢先了一步——我首先瞥见这种变化，并坚定不移地追随这股趋势。我深信：俱乐部会通过这种变化加速财富积累，并最终满足所需。6岁时，达尔蒙随家人来到法国马赛。他曾在马赛第二区做过码头工人，最初，没人会预见这位出身普通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将在未来掀起法国足坛的一股浪潮。颇具商业头脑的他先于1968年创办了一家小出版社，随后在南特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足球冒险。达尔蒙先通过出版社印制南特俱乐部专属的留言簿小试牛刀，随后说服时任南特主席路易·丰特诺（Louis Fonteneau）出售球队球衣与球场挡板上的广告位。

日后回忆此事时，达尔蒙表示：“这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尝试，而是对足球运动寻求合作伙伴与赞助的摸索。合作伙伴应成为足球运动的常态，它相比CAC40指数更贴近顾拜旦男爵的理想。南特是一个很讲究礼节的地方，我们相聚而坐，很少讨论金钱。即使某些球员会在赛前饮用啤酒，大部分队员都相当职业……”在南特效力期间，达尔蒙与分管财务的副主席、日后执掌法国足协11年之久（1994~2005）的克劳德·西莫内（Claude Simonet）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充分的信任。

在某种程度上，达尔蒙让自己的职业成为一种创举。在与俱乐部谈判广告合同时，他可以迅速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陆续取得了包括里昂、尼斯、摩纳哥、波尔多、索肖、尼姆与兰斯等多家俱乐部的信任。1973年，他创建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最初的注册资本为2万法郎，拥有三名员工，此后规模一路扩大。回顾过往，达尔蒙感慨道：我曾经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报中间人角色，但现在已在足球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信守承诺，并会努力让崭新的资源成为俱乐部的财富。法国足球正在步入一个全新时代，但法国足球界本身似乎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位高权重的法国职业足球协会（现法国职业足球联盟前身，1981~2002年曾更名为国家足球联盟）主席让·萨杜尔（Jean Sadoul）对达尔蒙颇为信任，他安排达尔蒙负责14家法甲俱乐部的商业开发。通过与合作伙伴洽谈，将相关企业的标志以logo形式呈现在球衣与体育场内广告板上，达尔蒙全权管理其中8支球队的广告事宜。

菲利普·皮亚（Philippe Piat）自1969年起担任法国球员工会（UNFP）主席2013年，皮亚还进入了国际足联球员工会（FIFPro）工作。，他是达尔蒙的亲密伙伴。在这位好友的协助下，达尔蒙于1982年创建了法国足球推广公司。当年西班牙世界杯期间，他的身份已成为该公司总监，掌管法国国家队的推广事宜。达尔蒙的重要任务是管理法国队的广告代理商，以及在合同签订后落实款项。

在电视转播方面，付费电视台Canal+在1984年正式成立；三年后，法国电视一台（TF1）走向私有化。这一切正符合达尔蒙所构想的利益：利用不同频道之间的激烈竞争将转播权卖出高价。从创立之初开始，担任Canal+总监14年的夏尔·比埃特里（Charles Biétry）在提及达尔蒙时曾做出这样的论断：达尔蒙头脑中有一股新点子：对足球运动进行前所未有的大力推广、为俱乐部赚钱。他抢在别人前面意识到足球是最棒的电视节目之一，令许多俱乐部因为他而创收更多。成为普拉蒂尼与塔皮之敌

随着达尔蒙在足球圈内异军突起，他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与争议。例如在土伦竞技俱乐部贪污案中，他被指控滥用公款、伪造笔迹。法庭认为达尔蒙在1986年签发一张价值28.6万法郎的支票时，有打掩护为俱乐部增加灰色收入之嫌。法庭要求他给出解释，最终达尔蒙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在经过两次失败的收购尝试后，达尔蒙的企业GJCD于1996年在巴黎第二证券交易所上市。彼时的达尔蒙手下已拥有70名雇员与1.3亿欧元的营业额。事实证明，持有股份大头中的15%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他与非洲足联达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同时拿下了摩洛哥足协的电视转播权。与此同时，达尔蒙加快自身产业的多样化进程，他与法国冰上体育联合会合作，也管理着法国国内橄榄球联赛、橄榄球五国锦标赛的广告事宜。

当达尔蒙负责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电视转播权与赞助商合同签订时，身为1998年世界杯组委会联合主席之一的米歇尔·普拉蒂尼逐渐削弱了他掌管世界杯商业经营的权利。法国世界杯组委会设立了自己的市场部门，无须承包给外人。普拉蒂尼解释了这一做法的缘由：“我完全是出自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组委会内部组建完整的市场部门，我们获得了5个亿的利润；如果我们启用了达尔蒙或基利（时任阿莫里体育组织一把手），那么考虑到他们的佣金，我们可能只能盈利2个亿。”

达尔蒙的足球冒险并非一路坦途，他曾经被数位法国足坛大佬视为眼中钉。除了受到普拉蒂尼排挤之外，达尔蒙还与时任马赛俱乐部主席贝尔纳·塔皮（Bernard Tapie）交恶，塔皮同样是法国足坛的风云人物，他手下的马赛统治了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足坛。1997年，他也与时任法国国家足球联盟主席诺埃尔·勒格拉埃（Noel Le Graet）中止了合作（勒格拉埃的任期为1991~2000年）。

业务涉及320家俱乐部和40个国家协会

尽管在壮大途中受到过不小阻力，但达尔蒙的资源依然日渐丰富。2001年12月，他完成了将个人企业与德国RTL电视台（大股东为媒体巨头贝特尔斯曼）旗下的UFA体育、维旺迪环球旗下的Sport+进行合并的工作，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手笔。欧盟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全新的机构——该机构由达尔蒙团队通过Sport+的上级公司Canal+公开收购，RTL电视台持股28%，而34%的股份被达尔蒙持有。

在此基础上，达尔蒙于2001年创办了一家体育营销机构Sportfive，他持有这家市值约11亿欧元的机构5%的股份。在个人自传中，达尔蒙披露：Sportfive与全球范围内320家俱乐部、40个国家与地区协会签有合作协议。仅在足球业务中，该机构就拥有多达450名员工和超过6亿欧元的营业额。

当时达尔蒙在体育营销行业遇到的主要劲敌有瑞士的ISL（国际体育休闲公司，隶属于瑞士国际体育媒体和产业集团ISMM）与德国的传媒集团科奇：当时前者管理世界杯的一部分电视转播权与营销权，如今已宣告破产；后者则是欧洲杯电视转播权的持有者，如今处在破产边缘。在自己事业极为重要的2001年，达尔蒙曾自评道：我就像一名俱乐部的重要球员，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随后跻身世界顶级行列。我知道自己会向巅峰发起冲击，我有经营好这一门生意的水准。2004年3月，Sportfive被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安宏资本（Advent International）收购，作为其创始者与董事会主席的达尔蒙在四个月之后离职。此后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达尔蒙对这家由自己一手操办的公司颇为自豪：“我成为这一产业的革新者，完成了创举并在2004年离开。然而这12年间，他们（竞争对手们）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作为一位狂热球迷，达尔蒙通常会保留记忆中闯荡足坛最美好的那些瞬间，跳过不愉快的经历，例如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有联系的几桩可疑的转会让他在2005年4月受到了国家金融调查机构的审问。调查员们将目光放到了巴西巨星罗纳尔迪尼奥（Ronaldinho） 从巴西格雷米奥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再从巴黎转投巴塞罗那的两笔交易中，他们希望明确达尔蒙在这两桩转会中扮演的角色。

2009年，由于此前被竞争对手指控与法国足协之间有过于密切的联系，收购Sportfive的拉加代尔集团不得不付出代价。他们因为与法国足协的“秘密协定”被处以600万欧元罚款。在过去近20年间，达尔蒙一直深受法国足协的信任，双方“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签订了一系列与公共关系、广告与经营权相关的专有合同”。对这种“不透明的关系”，有关部门表达了质疑。在调查期间，Sportfive总经理表示：“该机构需要根据合同数额支付给达尔蒙12%至15%的佣金！”调查部门认为，这是一种封锁市场、排挤潜在竞争对手的做法。

1987年4月，霍斯特·达斯勒的意外去世在体育界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在当时新的体育格局中，大量资金开始流向传媒、形象和营销合同。而正是在霍斯特的设计与塑造下，这种格局才得以形成。在蓬勃发展的体育行业内，几乎所有经营者都是由霍斯特选中培养并提供资助的。当他去世的时候，这位阿迪达斯的老板不仅是一个体育国度的缔造者，也是幕后充当神秘顾问角色、在公司内外如鱼得水的唯一掌权者。当他离去时，他的帝国才仅仅有20年的光阴。

达斯勒去世后，其他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手阿迪达斯。1984年，在母亲科特去世后，霍斯特接管了整个家族的事务，并将产业扩大到其他一些品牌，如泳装品牌阿瑞娜（Arena）、法国公鸡（Le Coq Sportif）和波尼（Pony）。但这时，阿迪达斯的竞争对手不再只有彪马，其他一些运动装备制造商也出现在市场上，比如雄心勃勃的美国公司耐克。耐克在亚洲以低价生产其产品，逐渐发展壮大。

在霍斯特去世后，公司由他的四个姐妹掌管，但她们性格敏感、缺乏经验，只能慢慢为自己的资历浅薄与无能买单。她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委托律师阿尔贝特·亨克尔（阿迪达斯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的亲信）来掌管公司，霍斯特之前就对这个人高度警惕，还把他视为宿敌，认为他是一个易怒的无能者。

事实证明霍斯特的判断是对的，这位阿迪达斯的新老板面对新品牌耐克和锐步的强势崛起显得无能为力，这两个品牌借助慢跑、公路赛和美国篮球的浪潮逐渐占据市场。瑞士人勒内·雅吉曾得到霍斯特的青睐，但他在这个时刻站出来为时已晚，无法力挽狂澜。相较于勒内，霍斯特的姐妹们更喜欢接受法国企业家贝尔纳·塔皮提出的建议。于是1990年7月，她们以4.7亿马克（2.45亿欧元）的价格把阿迪达斯出售给了这位“公司救世主”同时也是马赛俱乐部主席，自此，阿迪达斯品牌离开了达斯勒家族［参见本部分第二十篇］。但一系列丑闻才刚刚开始。

ISL与体育的断裂

另一家公司ISL也出现了糟糕状况。ISL是在霍斯特去世前5年的1982年创建的，主营业务是体育营销，但在霍斯特死后这家公司的营销活动出现转让问题。ISL之前与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田联签订过丰厚的合作合同，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霍斯特的影响力以及大家对他的信任。他的去世导致了该组织内的精英成员相继离开，托马斯·巴赫之前主要负责维系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但这名年轻智慧的律师在1987年离开了阿迪达斯去往西门子；在ISL内部，其他一些羽翼丰满的年轻人也正走向其他领域，比如前英国滑雪运动员迈克尔·佩恩在1989年加入国际奥委会市场部，并中止了与阿迪达斯的奥运合作合同。

瑞士联合银行在1998年对阿迪达斯的估值为120亿瑞士法郎，所以达斯勒姐妹仍计划与这家看似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公司合作，但这几位女继承人对运动营销的熟悉程度还不如对运动鞋了解得多。尽管她们对ISL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让-玛丽·韦贝尔持怀疑态度，但实际上她们也没有其他人可以信赖。看上去由霍斯特创造的希望之火已经逐渐熄灭。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兴奋剂丑闻之一，100米金牌得主本·约翰逊对合成代谢类固醇司坦唑醇检测呈阳性。多年后，这位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指责国际奥委会成员是故意将他的丑闻爆出，原因是他取消了与阿迪达斯的合约［参见本部分第十八篇］。

在2010年关于ISL破产的诉讼中，人们还了解到，自1989年以来，该公司普遍实行了一种回扣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一些体育高层。简而言之，这些大型体育组织的领导人需要做到的就是信任他们共同推举当选的霍斯特，自那以后，他们要求从霍斯特的继任者让-玛丽·韦贝尔那里获得资金。这位ISL的新老板经常带着他的公文包出现在大型体育赛事的会场附近，以至于一些记者，比如英国人安德鲁·詹宁斯（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腐败问题的主要揭露者），给他起了一个“bagman”（推销员）的外号。

达斯勒体系的崩溃不仅源于一些高级官员的贪婪，还因为一些颇有争议的战略决策。迈克尔·佩恩总结道：“ISL的破产主要是由于霍斯特的去世，在一个如此依赖关系和信任的企业中，这是很正常的。但之后霍斯特的继任者们，包括他的姐妹和公司新老总也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他们犯了一个又一个决策失误，尤其是投入巨资在网球上。”佩恩在1995年推动国际奥委会管理内部市场，也间接导致了ISL的衰落。这位前滑雪运动员解释说：“他们对于国际奥委会终止合同的决定感到大吃一惊。但我们有一种感觉，如果没有霍斯特，ISL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满足我们的需要了。”

1999年，ISL以12亿美元的价格从职业网球联合会购买了大师赛10年的电视转播权。这是除真正盈利的大满贯赛事之外，世界上最大的网球赛事。该集团还投资了美国大学篮球联赛NCAA、美国方程式比赛CART，以及国际足联主席若昂·阿维兰热的巴西足球俱乐部，但这些赛事的市场规模几乎没有出现增长，结果是灾难性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ISL没有从与ATP的合作中获得利润，同时与CART的官司也令公司举步维艰。

在接受瑞士银行慷慨资助的三年后，负债1.53亿的ISL宣布破产。Bilanz杂志曾揭露，列支敦士登有一家特殊的公司（与ISL存在关联），其内部真实结构是一个旨在贿赂体育高层的钱袋子，这很快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威望迪环球集团和IMG集团本有意收购ISL，但这件事情的曝光使他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ISL的破产审判于2008年启动，2012年结束，揭露了韦贝尔为贿赂国际足联官员而建立的巨大贿赂计划，最终贿赂对象被确认为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以及他的女婿、巴西足协主席里卡多·特谢拉。据称，ISL向他们二人支付了41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是在友好交易后偿还的，但为了避免丑闻，阿维兰热宁愿在2011年辞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职位。即使韦贝尔被罚款，国际足联官员也并无罪名：因为事实上，直到2001年，在ISL贿赂阿维兰热和特谢拉被指控犯罪之后，贿赂才在瑞士被认定为非法行为。然而，据估计，该公司总共向这些体育高层支付了约1.38亿瑞士法郎。

至于塞普·布拉特，他是霍斯特的另一名亲信，于1998年接替阿维兰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他在此案中被判无罪，只是因所谓的“疏忽”而遭受批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06年，国际足联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道德委员会，该委员会也注意到了布拉特的“疏忽”。然而，ISL的案件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发生在美国、南美和非洲一些体育协会的案件将进一步曝光体育高层的腐败。

但在ISL的审判之后，布拉特可以在晚上安然入梦了。因为早在2002年，新的体育营销公司Infront就搬到了瑞士的楚格州，恰恰就在ISL上一年破产后留下的空房子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罗贝尔·路易·德雷福斯，正是他从贝尔纳·塔皮那里收购了阿迪达斯［参见本部分第二十篇］，并“自然而然”地获得2002年世界杯的转播权。三年后，德雷福斯请来了布拉特的侄子菲利普来领导Infr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