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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遇上效率:中国语境下的志愿过程丨志愿的解读视角

作者:罗婧

来源:《仁爱遇上效率:中国语境下的志愿过程》

发布时间 2021-05-11 10:39   浏览量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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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志愿的解读视角

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志愿服务所包含的友爱、互助、奉献等理念和行为都扎根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的志愿服务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本土自主探索的双重力量下逐步发展。所以,我国对志愿服务的研究既有对本土经验的总结,也极大地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是在与西方理论的借鉴、对话、批判中不断前进的。

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参与者的志愿活动由于其显著的社会化作用和公民教育意义,是国际志愿服务研究领域中常见的、典型的分析对象。支教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参与者的、典型的志愿活动。青年支教的兴起、成长与我国整个志愿服务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我国志愿服务研究中的经典对象。青年支教具有参与社会主体多元、志愿者规模大、活动组织形式和内容丰富等特点,这就使得,从整体上把握、了解青年支教具有一定难度。但伴随着青年支教的发展、成熟,对于其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和全面。我国早期对于青年支教的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西部扶持工作、大学生培养工作等的一部分进行梳理和分析,就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对策,而较少将青年支教放在志愿服务研究的框架中去解读。而伴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推进,青年支教研究的视角也开始落脚到志愿服务研究的范畴中,一方面在志愿服务既有的理论体系下获得对青年支教实践如何开展、如何发展的启发,另一方面也为志愿服务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促使志愿服务研究的体系越发完善、理论视角越发丰富。

本书在第一章分析了青年支教的特性和现状,而本章则对志愿服务研究进行回顾,为从志愿服务的范畴来理解青年支教的情况、讨论青年支教的问题、反思青年支教的发展进行铺垫。既有的国内外的志愿服务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都非常多样,也出现了体系化的梳理和辨析。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制度-组织-个体”的框架,从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层面展开分析。尽管在学者的不断探索中,这些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对于志愿服务提供了丰富的解读。但由于对过程视角的带入和整合不足,这些研究的解读也不免有着碎片化的倾向。所以,当前的志愿服务研究急需引入过程视角,而这也是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青年支教所要求的。

一 “制度-组织-个体”框架下的志愿机制

既有的国内外的志愿服务研究在“制度-组织-个体”框架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索,但由于社会、文化基础的不同,国内和国外的志愿服务研究在侧重点、关注点上也不尽相同。

我国本土的志愿服务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将志愿行动的发生嵌入经典的中西方思想学说,从学理上解释志愿服务的产生根源;另一个则是对我国志愿服务、组织的特色进行总结、归纳,要么是对志愿服务的组织、动员模式等进行提炼,要么则是在相应的政策、环境氛围分析中概括志愿服务的中国模式。可见,国内的研究更偏重对实际操作、既有经验的定位和判断,分析多是在国外理论框架下展开的,缺少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和升华。不过,随着研究的推进和发展,国内对于国外的理论框架也积极地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国外对于志愿服务的早期研究侧重于志愿者的志愿动机、志愿行为产生的过程、志愿活动的组织过程等。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志愿服务的全球化发展,对志愿服务研究的热点覆盖了从宏观层面的志愿制度环境、开展模式,到中观层面的整个志愿活动的组织流程及志愿动员、服务设计等环节和微观层面的志愿者参与、意愿,从跨国界的志愿者特色到不同国家、基层志愿者的参与差异。可见,志愿服务研究的领域日益细化,囊括的范围日益广泛。并且,很多研究开始关注到志愿服务遇到的组织失灵、人员流失、项目流失等问题。这些研究和理论对于理解支教提供了多元的回应。

总体而言,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和探索中,不同研究也不断寻找、挖掘能够将不同层面联结起来、反映志愿服务本质的机制性的解读,行为主义、资源理论、心理认知是其中三个主要的解释机制。

(一)本土研究的推进

国内对于志愿服务发生的解释,主要依据学者对不同经典学说的解读而展开,志愿服务也因此被赋予了“利他且利己”“价值导向的”“平等”等特质。比如,从韦伯的学说出发,志愿服务可以被视为价值合理行动中的一种,其不以直接的物质功利为目标,而以绝对价值对应于功利的相对价值为取向;而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出发,也可以将志愿服务视为沟通行为中的一种,即以助人爱人的方式达成人与人之间休戚与共的沟通,并且其作为一种不以营利为目标、非法定义务的活动,内在地含有反系统操纵、反权力宰制、反金钱奴役、谋求行为自主自由的诉求,从而具有一种“解放的旨趣”。

并且,志愿活动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在既有制度环境下发起也是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邓国胜就认为,志愿活动是“介于纯官方与纯民间”的,进而将志愿活动的发起和推广总结出了三种模式,即“自下而上发起,自上而下推广”“自上而下发起并推广”“自下而上发起,自下而上扩展”。这一总结力图呈现志愿服务发展的中国特色。尽管这一分类并未直接与国外的研究和理论进行对话,但是其是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对志愿服务进行的定位和探讨,实际上与国外关于“义务志愿”、国家对志愿服务的干预政策等研究在议题和视角上有共通之处。后续不少研究也在这一脉络下对我国的志愿组织和志愿活动进行了分析。尽管使用的理论体系、概念、脉络不尽相同,但是这些研究都发现,志愿组织作为“社会”的代表,其与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多样的,而且会随着境况的改变而改变,国家会在排除稳定风险的前提下号召、动员、支持志愿组织,也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引导志愿组织的发展。

此外,很多文献聚焦于志愿服务中的具体实践问题。比如对于志愿动机的探讨,有学者就发现不同的动机类型会导致志愿者对自身的服务产生不同的满意度。而在对影响志愿者参与的因素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对不同的群体——老年、青年等——展开了不同的探索,发现教育背景、社会交往、所处制度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对志愿者的参与意愿和行动产生影响。但在不同的群体中,影响机制也不同。很多学者也围绕志愿者行为持续地展开了研究,有研究将志愿者持续参与的原因归结到组织和个人层面,认为志愿者缺乏组织的约束而退出志愿者队伍、人治化管理与对志愿者的错误定位以及志愿者自身的能力和责任心不足导致了志愿者的退出。还有研究关注了志愿服务对志愿者的影响,其证明了持续参加志愿服务的老年志愿者能获得较强的正面情感体验,幸福感更强。

总结来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志愿服务的发展,国内的志愿服务研究在近年来不断取得进展,也遭遇了瓶颈。一方面,当前的研究对志愿服务的不同方面、层次都进行了解读和分析,不过整体上仍未能将各个相关的议题进行有机的整合。另一方面,在借鉴和对话国外的经验、研究时,我国的志愿服务研究也开始对志愿服务进行机制性的解读,对于志愿服务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有价值的反思,但尚未针对本土特色进行理论上的提炼。

(二)机制的探寻:行为主义、资源理论、心理认知

在从不同层面对志愿服务进行探索时,学者们也试图将这些不同层面联结起来,探索其中蕴含的机制。这些机制性解读要么侧重行为的角度,从个体到制度地(行为主义)或从制度到个体地、从组织到个体地(资源理论)去探寻各个层次因素之间的联系,要么关注认知的角度,探知行动背后的心理机制(心理认知)。

1.行为主义的逻辑

行为主义认为,是否参与志愿活动是基于一系列的理性选择——对于该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所做出的决策。志愿活动需要志愿者投入相应的个人资源,比如时间、精力、金钱等;而志愿者也可以通过参与志愿活动而获得声望、尊重、社交圈子的扩大等,这就可以视为志愿活动为其带来的收益。

相应地,行为主义的研究给出了一个非紧急事件的志愿行动的决策模型,也就是施瓦茨-霍华德模型。该模型将决策志愿是否实施分成三个步骤:步骤一,引起潜在的志愿者的注意(attention),也就是发现需要帮助的对象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实施帮助;步骤二,进入动员阶段,潜在的志愿者衡量成本与收益(包含了非道德的、道德的与社会的三种衡量);步骤三,若在步骤二中,潜在的志愿者认为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他们就会参与到志愿行动中,反之则会否定对象存在需求、自身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帮助、自己有责任提供帮助等,从而不行动。

该模型的解释逻辑与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逻辑具有共通之处。借助社会交换理论,可以把志愿行动的发生视为行动者基于以往在行动中受益情况的决定。进一步而言,当志愿行动确实可以给志愿者带来“好处”时,志愿者就会持续地参与其中。但是这样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荣雄(Rochon)就认为,这样的理解内在上倾向于将志愿者的决策视为一种独立行为,无法对其所处的组织结构、制度背景等因素进行考量。实际上,志愿者是否参与、是否持续参与,与他们各自的动机、经历、背景等都有关系。例如,很多志愿者参与志愿行动是因为他们曾经受到过他人的帮助,从而产生了“偿还”心理,通过志愿活动去“回报”这些善意。

所以,行为主义的视角从个体到制度地探求了各个层次因素的关联,也就是从解答什么因素影响了志愿者的个人决策过程,来理解志愿行动的发生。当我们关注到这个发生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时,就会侧重去解读不同类型的因素是如何发挥影响的。比如以施瓦茨-霍华德模型作为框架,在步骤一中,人力资本,比如教育、职业、收入等,就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获得志愿服务信息的能力以及实施志愿服务的能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志愿参与行为。同样在这个阶段,文化资本,例如宗教,也可以影响个体能否发现身边的志愿服务需求、如何看待自身的志愿服务能力。在步骤二和步骤三中,组织层面的组织声望、团队取得资源的难度等,制度层面的学校教育、工作单位、邻居关系、社区氛围、城乡差距等都会影响志愿者对成本和收益的判断,进而影响其选择是否参与志愿服务。如此看来,行为主义和资源理论是连贯的、相通的,只不过两个视角的分析核心不同,前者从个体出发,而后者则从组织和制度走向个体。

2.资源理论: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从资源理论的机制出发,可以粗略地将影响志愿行动的因素划分为三类,即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收入、健康情况等)、社会资本(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等)、文化资本(宗教信仰等)。

关注人力资本这类因素的研究,将志愿活动视作具有生产性的活动。参与志愿活动的决策模型指出,志愿者自身的提供志愿服务的能力,会影响其是否有意愿提供志愿服务以及实际的志愿参与行为。从而,个体的人力资本,诸如受教育水平、收入等,也就会影响个体是否选择参与志愿服务。从人力资本投入的视角出发,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其志愿行为进行探讨。并且,这个视角下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体,其志愿能力和志愿意愿都相对更强,所以这样的志愿者群体被贴上了“精英”的标签。但埃克斯坦(Eckstein)认为,这一结论是基于个体主义对志愿行动的理解,但很多群体,比如少数族裔的志愿行动具有自身的特色,其内涵的逻辑实际上与已有对志愿行动的解读并不相同。她就对美国一个意大利裔社区展开了调研,发现这种集体主义下的志愿行动是嵌入在社区内的,并且具有阶层区隔的效应。

从文化资本出发的探讨,主要是考察文化氛围如何影响志愿者看待志愿行动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影响其是否参与、是否愿意持续参与、是否持续参与志愿活动等。国外以文化资本视角为核心的志愿服务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信仰对于参与意愿、参与情况的影响。不过,文化资本不仅包含宗教信仰,小群体文化、团体身份等都可以被视为文化资本的要素。

社会资本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理论在关注个体与组织互动上的不足,其将个体置于组织结构与社会关系中,进而去探索影响志愿行动的因素。由于志愿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镶嵌在集体行动中,所以社会关系是志愿活动得以开展必不可少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正是社会资本。相关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属、朋友等关系,可以为他们提供志愿信息、设定志愿行动的计划和目标,进而将他们“带入”志愿服务中。[而对于志愿组织中的成员而言,当他们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从弱到强,不断培育、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彼此不断提供社会支持时,他们也将更长久地参与志愿活动。

目前的研究在分析社会资本与志愿行动的关联时,时常借助社会网络理论来把社会资本具象化、操作化。不过,这些研究通常只注意到志愿者个人所处的关系网络,即朋友圈、家庭圈、志愿者圈等,而忽视了志愿者在提供志愿服务、参与志愿活动时也会与志愿对象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例如,在本书所关注的青年支教活动中,这一关系即支教者与受助学生的关系。

透过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视角可以看到,志愿行动镶嵌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这也促使后续对于志愿行动的研究试图在更开阔的团体语境下进行探究,不仅研究个体的志愿者行为,还关注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将志愿组织、志愿者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不同于将学校、单位、邻里环境、城乡差异等作为影响因素,而是将这些志愿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看这些志愿团体是如何产生、发展的。

行为主义和资源理论都侧重从行为的层面,给志愿服务提供实质的解读。但不可忽视的是,志愿者在选择参与志愿活动、进行志愿服务时也有着丰富的心理活动,是在多样的认知、思考等基础上的,因而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从志愿者的心理认知展开的。

3.心理认知:动机理论与角色认同理论

从心理认知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理论,即动机理论和角色认同理论。两者都是从个体行动背后的心理认知出发,来看待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力机制、认知体系等。

对志愿动机的关注,本质上是以功能主义的路径解读志愿行动。在对志愿动机的关注和研究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志愿者在志愿活动中预期的收获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动机与目标,所以不少研究聚焦于对这些动机进行划分和归类。此外,有研究对于志愿动机的研究还提出了一个匹配假说,该假说应用在志愿过程不同阶段的分析:在招募阶段,如果组织者在招募动员时运用了匹配、符合目标群体志愿动机的动员语汇,则目标群体更容易被说服参加志愿服务;在志愿服务结束后,若志愿者的重要动机被满足,其更容易持续地参与下去。另外,志愿者的动机类型与志愿者参与活动的持续性具有一定的联系,有研究认为利他动机的志愿者更倾向于进行持续的志愿服务。还有学者结合了其他来自组织、制度的情境因素,比如家庭的影响,认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孩子的志愿动机类型,具体而言,父母可以能动地建构孩子的志愿动机,培养其对志愿服务的兴趣和热情,同样地,学校的教育也会对学生的志愿动机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了对动机的探索,角色认同理论也是非常典型的从心理认知角度出发的解释机制。角色认同理论是从符号互动论延伸而来的。从该理论出发,社会成员在他人期望的影响或压力下,可以对志愿者的角色建构一定的认同,从而由此触发、开始第一次志愿行动。而后续的对志愿者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特定的志愿组织的认同,则会影响志愿者是否选择继续参与志愿活动或者是否继续留在同一个志愿组织进行服务。相关的研究也对此进行了检证,认为影响志愿者能否形成角色认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人的期望,而且角色认同的形成对于志愿者持续意愿的影响显著。不仅如此,志愿者对于“志愿者”身份的认同和对于其所服务的志愿者组织的认同,实质上是不同的角色认同,两者对于志愿者行为的影响并不一定保持一致,甚至还有可能产生角色冲突。

角色认同理论常用来分析长期、稳定的持续志愿行为,并且既可以关注个体对“志愿者”身份的认同,也可以聚焦于个体对特定志愿领域、特定志愿组织的成员身份认同。相比于其他的亲社会行为或公共行为,志愿行为在涉及领域和运行上有较为统一的特点:志愿服务涉及的领域广泛,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支教、环保、养老等;志愿服务通常以项目制进行运作,以支教为例,开展支教的组织通常会开展多个支教项目,参与的志愿者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每次新招募的。结合这两个特点可以推断,志愿者也会产生跨领域的角色认同,举例来说,参与过支教的志愿者可能会对“志愿者”身份产生一定的认同,从而选择参与其他领域的志愿服务,例如助老敬老服务、社区服务等,也可能对自己所在的志愿组织产生认同,继续参与该组织下其他类型的志愿项目。

较之于行为主义和资源理论的视角,心理认知的解释机制将志愿服务的行为层面与认知层面联结起来,更细腻地展现了个体在参与、进行志愿行动时的过程。心理认知的解释机制为进行多个层面分析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比如在讨论制度与个体关系、组织与个体关系等的研究中,动机塑造、角色认同往往是重要的中间变量。

整体来看,这三种机制都并非只关注某个层面,而是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将来自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各个要素串联起来。而且行为主义和心理认知的解释机制也以条件式的、步骤式的理论建构去阐释志愿行为的过程。然而,这些研究的解释路径都是单一的,所以各个要素很难有机整合在一起。究其根源,这是由现有志愿服务研究中缺乏对过程视角的引入造成的。在实际中,制度、组织、个体参与志愿行动都是一步步推进、不断变化的,不同层次的要素也处于不断的、往复的互动和互构中。所以,全面地、深度地引入过程视角,才能走出当前志愿服务研究的瓶颈。

二 视角整合:过程与结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志愿服务开始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受到关注。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角度、范畴对志愿行动进行分类,对志愿的概念进行辨析,关注来自制度、组织、个体不同层面的要素是如何影响志愿行动开展的。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不再满足单一体系的解释,开始寻找能够将已有研究综合起来的、体系化的解释。这些解释机制可以归纳为行为主义、资源理论、心理认知的视角,学者们往往侧重于某个视角下的具体角度来建立解释框架。比如,威尔逊(Wilson)就沿用了豪斯(House)研究社会支持的框架,把个人特征、个人嵌入的关系、团体情境等因素整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志愿服务之所以能够逐步获得关注、在各国都“流行”起来,与志愿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分割。尤其是在志愿服务研究日益丰富起来的背景下,厘清志愿服务如何在组织、行动上延续是不够的,明白志愿服务如何深入人心、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才是关键。比如,特斯克就认为,志愿者通过志愿活动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对志愿的客观意义的追求(pursuit of objective meaning)是驱动他们继续服务、认同志愿的根本动力。这显示,理解志愿服务不能少了对其中的文化和价值的探讨。但对志愿文化的探讨很难真正整合到已有的结构视角中。虽然在资源理论的解释机制下,文化价值可以被视为一种影响志愿行动的资源,但如此一来,也就把文化价值作为一个割裂的要素来对待。所以这是文化价值在志愿服务研究中总是处于被孤立的边缘地位的原因——在宏观、中观、微观的层次划分下,难以完整地、可操作地去理解文化价值。这种对文化价值引入的诉求显示,志愿服务研究应当重新带入过程视角,将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各个影响因素真正地连贯看待。

作为两个最基本的解读社会行为、分析社会现象的理想型框架,结构视角和过程视角一直在相互角逐和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过程视角的风行,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结构视角的崛起,尔后两者交织、并行,成为诸多社会理论共同的内在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机制。结构视角关注各种社会状态中持续的元素、稳定的安排,比如等级、制度;而过程视角则关注个体或群体在其中的互动,尤其是由此而来的模式组合与重组。两者的内在导向不同,前者是“唯实论”(realism)的,假定更为宏观的模式或系统是实质的、决定性的;后者是“唯名论”(nominalism)的,设定过程中的各组成单元是首要的、最基本的现实。也正因如此,两者在解读视角上是互补的,它们的碰撞和交融推进了各个理论的演进,促使其更为立体、全面地呈现和阐释社会现象。各个社会理论中往往既有过程视角,也有结构视角,如此才能更为立体、全面地呈现复杂的社会。而在现有的志愿服务研究中,过程视角的应用较为缺乏,甚至在很多研究中是缺失的,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志愿服务的理解。

从过程视角出发,可以有效地将以往理论纳入进来,全面地考察、分析支教项目的方方面面。行为主义的解释机制聚焦于行为层面,将个体是否选择支教项目作为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根据调查得到的访谈资料,支教项目对于志愿者时间、资金、能力等方面的投入要求确实会影响个体选择是否参与支教或是否继续参与支教,但这样的解读却忽视了支教者感情、认同等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完全对支教项目、支教组织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解读。而资源理论的解释机制同样是从行为层面出发,但以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背景情况为核心,将各类影响因素划分为不同类型的资源,从而将支教项目、支教组织的各环节也联系在一起。很多基于资源理论的推断在访谈中得到了志愿者的证实。但是这一视角是静态的,各类资源对于志愿者、志愿组织的影响程度不同,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重合和关联。相比之下,心理认知的解释机制是动态的,其关注志愿者动机、预期、角色认同对于其不同阶段的行为的影响,很多以支教为“事业”“使命”的持续参与型支教者在访谈中表示,“因为认同支教的意义和积极的影响,所以不断地参与到支教活动中”。但是心理认知的解释机制始终停留在支教者个体层面,难以有效地将支教者动机形成、认同梳理等与支教项目各个环节结合在一起。所以,针对支教的研究,需要一个动态的、系统的、综合的理论,所以只有从关注支教的志愿过程入手,将各因素整合在一起,才能解析支教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争议。

因而,过程视角的引入可以将既有研究关注到的“制度-组织-个体”等不同层面,以及所引用的行为主义、资源理论、心理认知等解释机制都整合起来,进而形成“启动-落地-再生产”的志愿过程分析框架。志愿过程分析模型将支教的动态过程、复杂面貌详尽地展现出来,这对于解答志愿者究竟是利他的还是利己的,志愿活动是自发的还是强制的等,以及志愿是否“失灵”这一核心问题,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应用这一模型,可以对支教的志愿过程进行完整的解读,如图2-1所示。

支教的启动可以根据流程的先后划分出动员和筹备两个环节。在实践中,这两个环节的行动工作常常是相互交织、同步展开的,共同让支教得以“动”起来——从一个想法或理念转变成实际的行动。我们将其区分开来,主要是两者在目标上有差异:动员环节主要关注的是支教中人、资源、组织如何从台后走向台前,而筹备环节则主要关注的是人、资源和组织如何整合在一起。

在动员环节中,志愿组织将各类资源聚集,对于项目的立意和目标进行了初步的安排,进而将项目推广、宣传出去。志愿者通过项目发布的信息进行报名,参与到支教中。有些支教项目则是先有志愿者团队,后有立项意愿,志愿者本身也是组织者。例如,高校中以班级、党支部、团支部等为单位自己组织的支教项目,就是以志愿活动作为实践学习、团队建设的平台,先在自身成员范围内形成志愿者团队,然后再联系支教的对象。

筹备环节是支教项目进入实践阶段的必要基础,支教项目在这个环节落实具体的实践细节,并做好各方面的物质、后勤准备。在这一环节中,志愿者也投入相应的时间、精力参与团队建设,形成团队观念,对于即将实践的服务内容充分了解,对于“志愿者”“支教者”的角色有了初步的认识。

图2-1 志愿过程分析模型


支教项目的落地即支教者去往扶助的学校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不论是组织形式、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形式等,每个支教项目都不尽相同。志愿者体验教师角色的同时,尽力去融入所扶助的学校、当地的日常生活,也使其对志愿者角色有了更多的思考。

与其他志愿活动一样,支教的再生产包含了价值和行动两个层面。于志愿组织而言,可以在实践结束后,对动员、准备、实践的效果和影响进行总结、评价,形成相应的文字、图片资料进行传承。并且部分志愿组织将支教项目树立成品牌,在特定的地点、支持学校设立支教基地。志愿者自身也将实践过程中收获的能力、意义进行内化,并且有些志愿者将支教视为一种“使命”或“事业”,定期、持续地参与到支教中。

伴随着支教的展开和推进,志愿者本身固有的经历、背景和观念,支教组织的规模、结构等属性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交往等功能,制度环境所导向的文化氛围这些“制度-组织-个人”的元素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贯穿在整个支教过程中。通过在“启动-落地-再生产”这一路径下的观察,可以看到社会各个主体,例如政府相关部门、高校、社会组织等如何在各个环节中注入资源、予以支持、进行引导,更可以看到志愿组织是如何获取、统筹这些资源的,志愿者是如何进入支教项目、进入志愿服务领域,体验志愿者这一身份,产生认同、进行思考的。

三 研究历程与方法设计

青年是志愿服务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青年参与的志愿活动在发展历程、现状、面临的问题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书以青年支教为案例展开研究,一方面旨在详细剖析、展现青年支教的具体实施过程,另一方面希望能通过对于具体过程的阐释来解答支教面临的问题、回应学理中的议题、展望其前景。

本书对青年支教的研究是通过两个步骤展开的。步骤一,透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2009~2011年我们针对北京14所高校的支教项目展开了调查。选取这些高校支教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包括高校里的各级团委组织、各个发起与组织支教项目的社团组织以及参与支教项目的大学生),通过深度访谈的形式来收集研究资料,并且对选取的支教项目收集文本资料,包括项目介绍、团队名单、培训资料、教学方案、后期总结等,作为研究的辅助材料,吸收、辨析已有的理论思考,形成初步的分析框架和理论预设。

步骤二,根据已形成的分析框架,在北京、成都我们选取了共10所学校进行深入调查。在获得这10所高校2011年支教团队的名单信息后,确定抽样框,以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一定的支教团队进行问卷调查,并便利地选取团队中部分志愿者进行深度访谈。同时,也收集了参与调查的支教团队的文本资料,作为解读和分析的素材。在呈现这些资料时,本书对具体的高校、支队、志愿者都进行了匿名的处理(以字母、化名替代)。

(一)步骤一:深度访谈为主

从2009年12月起,我们开始搜集北京范围内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58所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支教项目的数据。调查先期采用滚雪球的便利抽样方式,通过支教研讨会或论坛、定期面对面访谈、电话跟踪访谈等形式与北京14所高校建立联系。

在此阶段,研究覆盖了14所高校,共获得24个志愿组织、38个支教项目的详细组织信息及相关项目总结等资料,共对41个支教组织者、112个志愿者进行深度访谈。这些访谈与文本材料广泛地包含了发起者不同的各类支教项目,即国家层面发起的支教项目,高校层面发起的支教项目,社团、个人发起的支教项目,以及社会组织、企业发起的支教项目。前三类支教项目的组织者都来自高校,而社会组织、企业发起的支教项目往往都由社会组织、企业与高校社团联合进行,从而我们间接地获得了部分这类项目的信息。

表2-1 初期调研的访谈对象构成


表2-1 初期调研的访谈对象构成-续表


深度访谈和资料收集的内容主要包含高校整体志愿概况、学生参加支教的情况、每个支教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资金支持与来源、志愿者的招募与培训、志愿者与服务对象在支教项目中收获的意义等。访谈的结构为半结构化,由访谈者主导话题的进度,受访者半自由地讨论所提出的问题。由于支教组织后期都因传承经验、参与评奖已经对支教过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文字记录,所以在访谈后我们也对此进行收集,作为对访谈内容的补充。

(二)步骤二:问卷调查为主

基于深度访谈所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对支教项目各个方面、要素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把握,并且探讨已有理论的优势和盲点,对支教所涉及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编码,形成了以支教过程为核心的调查框架。根据调查框架,我们将不同地域、不同组织方和参与方、不同类型的支教项目和志愿者纳入调查范围。

1.抽取样本

自2011年起,我们选择北京、成都两个城市的10所高校的支教项目为抽样框。在选择这两个城市的时候,我们重点考虑了三点:一是这两个城市有足够多的高等学校;二是这两个城市都有足够的支教辐射范围,能够支撑并满足大学生日常与暑期“三下乡”实践支教项目活动的开展;三是这两个城市要分别分布在东部、西部,能够反映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

在选择具体的高校时,主要考虑以下特征:学校的规模、学校排名、隶属关系、专业设置特点、在城市地理中的位置等。最后在北京选取了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与北京印刷学院6所学校,在成都选取了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与成都理工大学4所大学,合计共10所大学。

基于步骤一中的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尽管研究生支教团和基于暑期“三下乡”实践平台的支教项目都是由国家层面发起的,但两者的组织模式相差较远;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企业发起的支教项目大多是支持性、合作性的,支教项目仍然是由高校中的团组织、社团、大学生个人等落实的。所以在步骤二中,我们进一步聚焦于四类具体的支教项目进行材料的收集,即对研究生支教团、暑期“三下乡”实践支教项目、高校团委发起的支教项目、社团或个人发起的支教项目这四个具体的项目进行研究。问卷在抽样上也尽量对这四个具体的支教项目进行覆盖。由于研究生支教团名额有限,每年每个学校的名额基本少于10人,有些刚具有(2011年前后)研究生支教团名额的高校只有1~2个名额,所以调研尽量覆盖这10所学校2010~2011学年参与研究生支教团的整体。在暑期实践支教方面,每所高校派出的支教团队也不尽相同,在获得团队名单之后,根据2011年暑期“三下乡”实践支教项目团队规模和团队数量进行整群抽样,每所学校选取4~6个暑期实践团队的支教者进行问卷填答,共有25~35名志愿者。在社团支教方面,由于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近似暑期实践支教,另一类为日常的支教——人数多、流动大,在获得两个支教项目团队名单的基础上,分别选取这两个支教项目团队中的一个及两个,同样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共获取约20~25个志愿者样本。在高校团委的支教方面,其项目分类近似于社团支教,所以采取同样的方式抽样,得到20~25个志愿者样本。最终,每个高校共下发100份问卷。

这阶段的研究虽然以问卷调查为主,但也配合了深度访谈和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深度访谈的材料不仅来自第一阶段,我们也对问卷调查覆盖的10所高校进行了再次访谈。在选取具体的访谈对象时,我们选择了三个层次的支教项目组织者与参与者:一是高校团委教师及工作者;二是高校项目组织者,对其的访谈关注具体的项目实施信息,每个高校选取4个项目,覆盖4个类别的支教项目;三是大学生志愿者,每个项目访谈2~4个志愿者。

2.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旨在对样本的支教经历信息进行尽可能完整的获取。但限于控制填答时间,为保证填写的有效性,我们要求样本志愿者填写其所有的、曾经参与的各类支教项目的次数,但只要求其针对其所参与的每个项目中最近的一次经历填写具体的信息。在分析的时候,既可以视志愿者为分析单位,也能够以支教项目为分析单位。

问卷根据分析框架,针对支教者个人情况,所参与支教项目的各个环节,对支教的认识、看法等都设计了相应的题目。问卷设计完成后,首先在清华大学内抽取4个支教项目的志愿者各10名,共40名志愿者进行试测,并在其填答之后了解其对于选项设置的意见、填答遇到的问题和疑惑。根据试测结果,最终调整、完善问卷的设计。在选定样本之后,依托各高校的团委将问卷进行发放、回收,共回收983份问卷。从每个类别来看,研究生支教团获取样本50个,暑期“三下乡”实践支教项目获取样本451个,社团或个人发起的支教项目获取样本224个,高校团委发起的支教项目获取样本258个。

3.统计分析

从志愿过程的视角出发,我们基于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连贯地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当然,不同问题涉及的测量变量不同、每份问卷的填答情况不同,分析时采用的样本量也会发生变化。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将呈现这些双变量、多变量的分析结果,作为探索支教过程中各类要素相互影响、互动的依据。

研究涉及的访谈资料、文本材料、数据的来源都是在多种考虑基础之上抽取便利样本的结果,不能完整地代表这两个城市的青年支教项目。但是,通过分析这些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前青年支教项目中的情况、问题,对于志愿服务领域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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