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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丨对全球大流行的解析

作者:[英]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

来源:《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

发布时间 2021-05-11 12:28   浏览量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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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对全球大流行的解析

1918年,堪萨斯州,美国陆军芬斯顿兵营为收治西班牙流感患者而建立的应急医院。


第3章 池水微澜

1918年3月4日上午,堪萨斯州芬斯顿兵营(Camp Funston)的一名食堂厨师阿尔伯特·吉切尔(Albert Gitchell)向医务室报告,他感觉嗓子痛、发烧和头疼。到了午餐时间,医务室正处理着100多个类似的病例。之后的几周时间里,病人多得让营地的总医务官不得不申请一个飞机机库来进行收治。

吉切尔可能并不是第一个感染“西班牙”流感的人。从191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们不停地思索此次全球大流行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据我们现在所知,吉切尔确实属于第一批被正式记录下来的病例。于是,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就一致地把这个病例视作此次大流行开始的标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吉切尔率领着身后的5亿人走进了医院。

美国于1917年4月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秋季,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青年开始纷纷涌入各地军营,接受选拔和训练,然后加入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AEF)——这支部队将在“黑杰克”约翰·潘兴将军(General John “Black Jack” Pershing)的率领下开赴欧洲。芬斯顿兵营就是其中之一,它既向其他美国军营输送士兵,也会将部分士兵直接运往法国。截至1918年4月,这次流感还只是作为流行性疾病被局限在美国的中西部、士兵们登船的东部沿海城市和下船的法国港口等地区。到了4月中旬,它就已经被传播到达西线的战壕里。当月,西欧的天气正值反季节的炎热,但是德军很快就对这道“感冒闪击(Blitzkatarrh)”怨声载道,这件事当即引起了德国第二集团军卫生总监理查德·费佛的注意——此人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了“费佛氏杆菌”,即“流感嗜血杆菌”。随后,流感从前线迅捷地传遍了整个法国,进而又传到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将近5月底的时候,在马德里,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和他的首相及内阁成员也一起病倒了。

同样是在5月,流感也出现在德国的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Wroclaw,费佛在和平时期曾担任那里的卫生局局长),以及再向东1300公里之外的苏俄港城敖德萨。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新政权于当年3月与同盟国(Central Powers)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并退出了战争,德军随后开始释放战俘营中关押的俄国战俘。因为本国人力非常紧缺,德国起初扣留了一部分体格健壮者,后来经过几个红十字会组织的干预,他们才以每日几千名的速度释放了一些病弱的战俘。很可能就是这些“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将流感带回了苏维埃俄国。

5月,流感登陆北非,继而好像在非洲绕了一圈之后,于月底前直抵孟买。从印度,它又继续东移,而后似乎在某些地方与相对方向的疫情迎头相会,因为据报东南亚早在4月就已出现流感疫情。很快,下一个就轮到中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6月1日报道称:“古怪的流行病席卷了中国华北。”纽约人一边啜着早晨的咖啡一边继续读到中国的北方城市天津已经报告了20000宗病例,同时北京也有“数千宗”。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城里,“数日来,大部分钱庄和绸布庄都已关门歇业,警察也不能上岗执勤”。5月底,流感在日本暴发,7月又是澳大利亚。然后疫情似乎开始退去。

这是此次大流行中相对温和的第一波次。它与季节性流感一样,造成了一些破坏却并未引起大范围的恐慌。然而它的确给欧洲战场带来一片混乱,对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鉴于东线战场已不复存在,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Erich von Ludendorff)作为德军的战争设计师,企图抢在美军到来之前在仅剩的西线战场上率先发起进攻。鲁登道夫将这场“皇帝会战(Kaiserschlacht/Kaiser’s Battle)”视作德国赢得战争胜利的最后一次机会,同时,他手里握有刚从东线腾出来的部队可供随时调遣。虽然开局不错,但这场进攻最后还是失败了。双方都为流感所削弱。那一年的春季,法军里有四分之三的人患病,英军的患病人数也在一半以上。所有作战单位都瘫痪了,临时战地医院里人满为患。前线的局势非常可怕。一名幸存的英军士兵唐纳德·霍奇(Donald Hodge)回忆说:“我们都躺在露天里,只有一片防水布,还发着高烧。”在德国一方,有90万人失去了战斗力。

协约国(Entente Powers)的宣传人员竭力想把这种局面转变成己方的优势,便向德军阵地投放了传单,即如果德国没有能力减轻自己人的病痛,英国人可以替他们做到。这些传单也飘到了德国城市的上空。在1970年代初,当英国记者理查德·科利尔(Richard Collier)收集有关这次大流行的亲历者证言时,他收到一名德国人弗里茨·罗特(Fritz Roth)的来信,此人记得自己当时还是个学生,曾在科隆捡到过这种传单。在德国,一季土豆的歉收加剧了协约国海军封锁造成的潜在困难,并直接导致了1916和1917年之交的“芜菁之冬”,尔后,德国的平民便陷入饥饿之中。罗特记得传单上的内容大致可被译作:“好好祈求你们的天父吧,再过两个月,你们就要落进我们的手中;然后你们就会有好吃的肉和培根了,流感也会远离你们。”

那年夏天,大体来讲,流感确实没有再打扰他们,但是它并没有从欧洲销声匿迹。7月底,一位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奥斯曼帝国军官在回伊斯坦布尔[Istanbul,旧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路上因患流感而滞留在维也纳。他对西线战场上的德军防线进行了考察,所见所闻并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在觐见盟友德皇威廉二世时,他对皇帝直言同盟国将输掉这场战争。[这位奥斯曼帝国军官康复以后,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成为土耳其共和国(Republic of Turkey)的第一任总统,被国会授予“阿塔图尔克(Atatürk)”作为姓氏,意为“土耳其人之父”。]

到了8月,改头换面的流感卷土重来。这就是此次大流行的第二波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波疫情。还是为了表述方便,它被人们描述为在8月下半从大西洋两岸的三个地方同时暴发——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美国的波士顿(Boston)和法国的布雷斯特(Brest)。它就好像是从大海里酝酿出来的——可能就是在百慕大三角——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把流感带到弗里敦的是一艘英国军舰,波士顿的流感可能源于一艘来自欧洲的轮船,而布雷斯特的流感要么是来自源源不断涌入的美国远征军,要么就是来自那些到这座城市参加海军训练的法国新兵。实际上,当时很多法国人认为它是从瑞士传来的。而瑞士人则认为它是从相邻的德国和奥地利传来的,为此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在边境采取隔离措施。瑞士尽管是中立国,但是根据一项与交战国的协议,还是在持续接收患病和负伤的战俘,并将他们安置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收容所里。

在风景如画的厄堡(Château d’Œx)山村,时年43岁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领导着一座拘押英国军官的兵营。在战争快结束的那几个月里,营地放松了管制,被拘押者可以接受探访。荣格的一位传记作家记述了此后发生的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有一天,荣格与一位英国军官的妻子进行了交谈。其间,她告诉荣格自己梦中的蛇总是代表着疾病,而她刚才正好梦见了一条巨大的海蛇。恰逢营地里这时暴发了流感,于是荣格认为这证实了梦是有预见性的。到了8月2日,从瑞士兵营返乡的法军士兵中出现了死于流感的病例。

第二波次疫情从波士顿、弗里敦和布雷斯特向外扩散,军队的调动为其提供了助力。9月初,它又随着从法国返回的运兵船利维坦号(Leviathan)重返纽约。当时还是海军部助理部长的年轻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因在船上出现了症状而被人用担架抬上了岸。之后的两个月里,流感从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传遍整个北美,然后又波及中美洲和南美洲。后两者同时也从海上受到了传染。[加勒比地区也如是,其中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终于在11月底未能幸免,那里的流感疫情是随着邮船而来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南美洲并没有受到第一波疫情的影响,当一艘英国邮船德默拉拉号(Demerara)于9月16日到达巴西北部的港城累西腓(Recife)时,那里随之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感染病例。

流感疫情从弗里敦开始沿着西非海岸线散播,并通过河道网和殖民者的铁路网向内陆延伸,继而在内陆那一端的铁路终点,被感染者蹬着自行车、驾着独木舟、骑着骆驼或通过步行,将病毒携往最偏僻的村落。拥有众多港口和发达铁路网的南非对疾病则是大开门户。9月,曾经停靠弗里敦的两艘运兵船将流感病毒带到了开普敦。当时,南非原住民劳工团(South African Native Labour Contingent)共有21000人在法国工作,而这两艘船,雅罗斯拉夫号(Jaroslav)和沃罗涅日号(Veronej)则将其中的约1300人运回。当船只到港时,官方虽然采取了基础措施以隔离感染者,但是并未确认全部病例,而是错误地将一些人放行,任由他们登上火车回家。流感由此从南非迅速扫荡了整个非洲南部,直达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对岸。“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是在11月被侵袭的,据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摄政王,即日后的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所说,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有10000人丧生,“虽然病得非常严重,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下,我最终还是死里逃生”。

9月5日,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在伦敦的科利瑟姆剧院(Coliseum Theatre)表演了一场《埃及艳后》(Cleopatra)。杰出的舞蹈演员和编舞家列昂尼德·马西涅(Léonide Massine)对流感非常害怕。他后来回忆说:“‘死了的’我,身上只围着一块缠腰布,不得不在冰冷的舞台上躺了好几分钟,我感觉到寒气刺骨……后来却安然无恙。但是,我在第二天听说,总是站在剧院前门外面的那位身材魁梧的警察已经在疫情中过世了。”

截至9月底,流感已经席卷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造成军事行动的再一次停止。10月14日,患有肺结核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在布拉格因染上流感而卧床不起。病中的他透过窗户见证了奥匈帝国的崩溃。“在卡夫卡刚刚得病的那天清晨,”他的一位传记作家写道,“全家人被一阵不寻常的声音吵醒,有武器相碰的叮当声,也有高声喊叫下达命令的声音。当他们打开窗户,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一排排士兵出现在黑暗的街道上,疾速行进,开始在老城区里有条不紊地布下警戒线。”军队被动员起来抵挡一场革命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极端匮乏的物资供应下,革命运动在逐渐积蓄力量,即将宣布捷克的独立。

对于波兰,西班牙流感中的经历则是其现代历史中的一段悲伤回响。1918年之前,这个国家已经被几个强邻完全从地图上抹去——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将它瓜分。当波兰即将于1918年底复国之时,在今波兰共和国的领土上,第二波流感正从三国占领区的方向分别涌进波兰的地理中心,即华沙的维斯瓦河(River Vistula)。与此同时,在德奥两国的许可下,波兰临时政府于被占领土上被建立起来,但其领导人扬·斯特茨科夫斯基(Jan Steczkowski)却在华沙城中病倒了。

这波秋季疫情从西南到东北如一条长长的折线划过了苏维埃俄国的领土——这同样表明归国的战俘就是传染源——但是流感很可能是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内,从边境上的不同地点侵入了苏俄的辽阔国土。据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报道,早在8月,流感和斑疹伤寒、天花、脑膜炎(meningitis),连同“精神错乱(insanity)”一起出现在彼得格勒(Petrograd)。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曾指出,为了支持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美国远征军于9月4日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将流感带到了这座白海(White Sea)港城。至9月底以前,新近于莫斯科成立的“卫生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Health)”已经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流感疫情的报告。

苏俄内战、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英俄之间为争夺对波斯的主导权而爆发的冲突,即所谓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都使得流感在亚洲北部蔓延。它通过几条不同的路径进入了不幸的波斯。从病毒的传播上来讲,最有效的是从东北方向经过圣城马什哈德的那条路线。9月,流感到达印度,10月又返回中国。当月月底,一场流感使日本首相原敬取消了觐见大正天皇。(原敬从流感中康复,却在三年后遭到了暗杀。)

11月15日,纽约宣告疫情结束。但是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食物短缺、燃料不足,流感继续徘徊不去。当天气转冷,法国驻米兰领事留意到家庭主妇们被迫在冰雾中排着长队买牛奶,成了最易受疾病攻击的对象。当爱尔兰爱国者和妇女参政论者茅德·冈(Maud Gonne)从一座英国监狱里获释后,她回到了都柏林向诗人W. B. 叶芝(W. B. Yeats)讨回自己借出的房子。叶芝的妻子已怀孕多时,当时又得了流感,所以他一口回绝了冈。这个女人曾是叶芝的女神,叶芝还为她写下过这样的诗句:“轻点,因为你踏着我的梦。(Tread softly,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现在,她却用怨恨的信件对诗人狂轰滥炸。冈的女儿回忆两人有一次在公园圣斯蒂芬绿地(St Stephen’s Green)“当着一群推着婴儿车的保姆”发生了可怕的冲突。

令人奇怪的是,这一年秋天,流感至少还救了一个人的命——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他病倒时,正随自己的团在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Kufstein)进行训练。因为生病,他被允许返回布达佩斯的家。在那里,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了一间“像洗衣房一样”的病房,里面的病床之间挂着湿漉漉的布单。这种潮湿疗法对他的最终康复似乎也没起什么作用,但是他一直住在医院里,直到收到自己的上尉写来的一封信,得知团里其余的人都在意大利前线的维托里奥维内托会战(Battle of Vittorio Veneto)中阵亡了。后来,西拉德移居美国并从事核裂变问题的研究工作,并作为原子弹的研制者之一为世人所知。

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11日,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庆祝活动随即在世界各地展开,却为“人群疾病”的传播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在秘鲁,成千上万的人涌上利马(Lima)街头,促使流感在随后的几天里暴发。在肯尼亚,红十字会举行的一场停战舞会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在伦敦,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漫步于雨中的街头,“观察停战协定对平民阶层产生了哪些影响”,可紧随他思绪而来的首先是一场感冒。

截止到1918年12月,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流感疫情都已平息。全球范围内绝少有什么地方幸免于这波致命的秋季疫情,只有个别的例外:南极大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和亚马孙河入海口处的马拉若岛(Majaró);还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这座大岛,其凭借严格的海事检疫措施将流感拒之门外,由此成为一个惊人的特例打破了人类在疫情面前无力自保的局面。

澳大利亚官方在1919年初就解除了检疫措施,结果证明检疫被解除得太早了,因为第三波次疫情恰好在那时到来。在致命性上,这一波次居于前两个波次的中间。当流感最终在那里取得立足点之后,有12000名澳大利亚人死于1918和1919年之交的南半球夏季。这并不是唯一一个放松了警惕的地方。当第三波次到来时,全球各地的人们尚处在第二波次所造成的惊恐中。在纽约,高峰出现在1月的最后一周。而当它抵达巴黎时,和会还在进行。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都病倒了,这很好地证明病毒超越了地缘政治的界限——如果这一点还需要证明的话。

有些人假定还有第四波次疫情在1919和1920年之交的冬天袭击了北半球,可能夺去了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待在英国的加拿大医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生命。奥斯勒曾为肺炎起过一个“老人之友”的绰号,但是这次大流行却并非如此。多数人认为,第三波次疫情的结束,也即这次全球大流行作为一个整体在北半球结束于1919年5月。然而,南半球还要再多经受几个月的折磨,因为那边的情况与北半球的相应阶段在时间上并不同步。

巴西只在1918年秋经历了一波疫情,但智利的第二波疫情却在整整一年后方才到来,而洗劫了智利首都的最严重疫情则是1920年初的第三波次。即使是今天,位于秘鲁亚马孙丛林深处的伊基托斯(Iquitos)也只能通过水路或空路才能到达。地理位置上的隔绝状态使这里只受到了一个波次的流感袭击,但也正是这种隔绝状态,外加医疗保健的匮乏,这一波次必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作为当时亚马孙丛林地区橡胶贸易的中心,伊基托斯的死亡率相当于利马的2倍。

最后波次死亡率的激增同样出现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日本。相对于“早期流行(Early Epidemic)”所指的1918年秋季,日本人所谓的“后期流行(Late Epidemic)”开始于1919年底,并一直延续到1920年。3月18日,位于东京以北500公里处的庄内町,一个日本农民在日记里写道:“京四郎得了感冒,还咳嗽,所以就去参拜了观音寺村南面的‘止咳法师’神像。”从这一记载的上下文可以断定,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京四郎患上的是西班牙流感。果真如此的话,他应是最后一批的病例,因为大流行到那时已经结束了。

第4章 夜盗来袭

绝大多数感染了西班牙流感的患者所呈现的症状与普通流感没什么区别:喉咙疼、头痛和发烧。1918年春季患病的大多数人都康复了,这也和普通流感的情况一样。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病情才会变得非常严重,其中的一些人不幸死亡了。虽然很不幸,但这并不在意料之外,因为每年冬季都是如此。

可是,当流感在8月份再次袭来,情况却发展得异乎寻常了。这次,起初像是普通流感的疫情很快就呈现了一副凶恶的嘴脸。不仅流感病情愈加严重,尤为可怕的是伴随而来的肺炎——实际上大多数死亡病例是由细菌性肺炎所致。病人很快就发展到呼吸困难。红褐色的斑点出现在两侧颧骨处,几个小时内就布满两耳之间的整个面颊。一位美国军医称:“一直发展到难以区分有色人种和白人。”

医生将这种骇人的现象称为“紫绀(heliotrope cyanosis)”。如同波尔多产区(Bordeaux)的红酒商人,他们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对颜色进行描述,深信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为病人的预后诊断提供信息。按照某个医生的说法,“它是一种很暗的、偏红的绛紫色”。只要红色依然是主色调,就还有一丝乐观。而一旦“混合了薰衣草样的淡紫色或是偏红的蓝紫色”,那就前景不妙了。

蓝色还会再加深为黑色。发黑的首先是肢体的末端:手和脚,包括指甲,然后悄悄地沿着四肢上行,最后遍布躯干和腹部。只要你还神志清醒,你就能亲眼看着死亡从手指渗入自己的身体,然后逐渐充满全身。当布莱斯·桑德拉尔于11月8日拜访圣日耳曼大道202号时,门房告诉他,阿波利奈尔夫妇都生病了。据桑德拉尔回忆,他几步跃上楼梯敲响房门,然后有人为他开了门,他看到“阿波利奈尔仰面躺着,全身发黑”。

阿波利奈尔于次日去世。一旦呈现黑色,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内病人就会死亡。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看到这样的遗体会更加伤心欲绝,因为不只是脸和手发黑,连肿胀得骇人的胸口都是黑色的。“尸体腐烂得很快,胸部竟然会自行翘起,我只好把我那可怜的兄弟重新推倒两次,”一名幸存者称,“棺材的盖子必须立即盖上。”在解剖尸体时,病理学家在胸腔内发现红肿的肺脏有大量出血,表面还覆盖着一层水样的粉色泡沫。死于流感的人是淹没在自己的体液里被溺死的。

在感染流感的怀孕妇女中,流产和早产的发生率高得惊人。病人还会口鼻流血。作为当时最大的船舶之一,名实相符的利维坦号于1918年9月29日从新泽西州的霍博肯(Hoboken)起航驶往法国,船上载有9000名军人和船员。一俟离港,疾病就在船上暴发了。一周后,当它在布雷斯特靠岸时,已经有2000人患病,其中90人死亡。这艘船上的乘客在航程中目睹的景象就如同但丁笔下的地狱一般恐怖。在士兵的舱房里,铺位之间的空隙非常狭窄,照顾病人的护士很难不踩到地上的血迹。因为半昏迷的病人不能睡在上铺,他们只好被安排躺在外面的甲板上。很快,甲板就滑溜溜地沾满了血迹和呕吐物。“晚间的情况,除非亲眼所见,谁都无法想象,”一个经历了这次跨海之行的美军士兵写道,“在恐惧的呻吟和哭泣声中混杂着祈求治疗的哀嚎。”

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人们说西班牙流感是有味道的,有如发霉的稻草。“我之前从来没有闻到过,后来也没有,”一个护士回忆道,“那种味道太可怕了,因为病毒里含有毒素。”牙齿掉了,头发也掉了。有的人本来站得好好的,没有任何先兆就一下子扑倒在地。胡言乱语也很常见。“他们变得非常兴奋和激动,”柏林的一位医生说,“必须将他们绑在床上,以防他们到处乱撞而伤到自己。”另一位巴黎的医生观察到违反常理的现象,一旦开始高烧,谵妄就自行发作。他描述了自己的病人所表现的那种临近世界末日的引发焦虑的感觉,以及间歇性的嚎啕大哭。有病人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如此悲惨地死去的甚至还包括孩子,区别只是成人被说成“跳下”,而孩子是“落下”。在瑞士的卢加诺(Lugano)附近,一个名叫“拉吉(Laghi)”的律师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在伦敦城里工作的一名职员有一天没来上班,而是登上一列火车去了英格兰南部海岸的韦茅斯(Weymouth),将自己投入大海。

人们的症状还包括:头晕眼花、失眠、失去听觉和嗅觉,以及视力模糊。流感可以造成视神经发炎,其中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视力受损。在恢复神智以后,许多病人都称他们眼前的世界看起来苍白混沌,就好像他们发绀的面孔已经耗尽了所有的颜色。“我还能坐在靠近窗子的一架长椅上,看着失去了蓝色的天空下惨白的阳光斜洒在积雪上,这真个奇迹。”幸存下来的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在她的自传体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Pale Rider,1939)中这样写道。

然而,所有的事情中,最恐怖的是流感到来的方式:悄无声息、毫无预兆。这种流感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传染性的高峰期比出现症状要来得早。至少是一天的时间,有时候还要更长,一个人已经感染了,而且已经拥有了感染他人的能力,但他本人看上去却没有任何异常。在1918年,如果你听见一个邻居或亲属在咳嗽,或者看到他们在你面前倒下,你就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概率其实也已经生病了。引用孟买一位卫生官员的话讲,西班牙流感的到来“犹如暗夜中的盗贼,倏忽间现身,狡猾又阴险”。

流感时期的爱情

1918年8月,15岁的佩德罗·纳瓦(Pedro Nava)来到里约热内卢,投奔他的伯父安东尼奥·恩内斯·德·索萨(Antonio Ennes de Souza)。住在城市北边的摩登街区蒂茹卡(Tijuca)的恩内斯·德·索萨是纳瓦父亲何塞(José)的大表兄。何塞早在1911年即已去世,家庭因而陷入困窘,不得已之下便搬离了城市。等到纳瓦应该好好上学的时候,母亲将他送回了里约,交给恩内斯·德·索萨照看。

纳瓦立刻就被里约亲戚的优雅活泼迷住了,特别是来到这家的一位造访者——“伯母”尤金妮亚(Eugenia)的侄女,名叫奈尔·卡多索·萨奥斯·罗德里格斯(Nair Cardoso Sales Rodrigues)。五十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将美艳动人的奈尔比作断臂的“米洛斯的维纳斯(Venus of Milo)”——她那“有光泽的皮肤,花瓣一样的双唇,完美的秀发”——纳瓦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人都听说了那种被称作“西班牙的(espanhola)”流行病。

9月底的一天,在恩内斯·德·索萨的家里,人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边大声读着报纸。报纸上提到,一艘名为拉普拉塔号(La Plata)的船上有156人死亡。这艘船是从里约出发驶往欧洲的,船上有一支巴西医疗队。疾病是两天前从非洲西海岸的达喀尔(Dakar)开始暴发的。但是非洲很遥远,何况这艘船也是渐行渐远。他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可能是因为新闻审查,或者是媒体根本就不感兴趣,那天晚上并没有报道另一艘英国邮船的行程,就是那艘中途停靠了达喀尔后又驶往巴西的德默拉拉号。9月16日,这艘船已经抵达了巴西北部的累西腓,现在,它载着船上的流感病毒正向南面的里约驶来。

晚饭以后,纳瓦陪着伯母走到敞开的窗子前坐下,他为伯母挠着后背。和他们坐在一起的奈尔凝望着热带的夜晚,而纳瓦凝视着她。时钟敲响午夜12点时,他们关上窗子离开了房间,中途,奈尔停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否应该担心这种“西班牙病”。多年之后,纳瓦回忆起这个场景,“我们站在那里,就我们三个人,那条走廊里装饰着威尼斯镜子,我们的身影重叠映射在一面面镜子中,像是消失在两条无尽的隧道中”。尤金妮亚告诉奈尔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便分别回房睡觉去了。

10月的第一周,德默拉拉号毫无阻碍地驶入里约港。这或许并不是第一艘带着传染病来到巴西首都的船只,但至少在它到来之后,流感才在这座城市的穷人社区里开始传播。10月12日星期六,大河俱乐部(Club dos Diàrios)举办了一场舞会。这里是本地咖啡大亨和权力掮客喜欢出没的地方。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许多有钱的客人都卧床不起了。纳瓦的大多数同学也病倒了。当他周一早上走进大学,发现本年级的46名学生中只来了11人。当天晚些时候,校方宣布无限期关闭校园。纳瓦被要求直接回家不许在街上闲逛,他回到了位于阿维拉大街(Rua Major Ávila)16号的伯父家里,发现从早上开始家中已有三个人病倒了。

对于突然降临的疾病大潮,这座城市毫无防备。医生们忙得焦头烂额,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却发现还有更多的病人在等着他们。“阿热诺尔·波尔图(Agenor Porto)告诉我,为了能休息一会儿,他只能偷偷躺在自己那辆单排座的小汽车里,身上盖着麻布袋子。”食品开始短缺,尤其是牛奶和鸡蛋。被称作“卡里奥卡(Carioca)”的里约居民开始恐慌,报纸上也说城里的情况在恶化。“有传言说,饥饿的盗贼和咳嗽着的病人攻击了面包房、仓库和酒吧……塞满鸡肉的菠萝蜜是留给那些拥有特权的上层人士和政府官员享用的,由警卫守护着,就在垂涎欲滴的人们的眼皮底下被送走。”

也有饥民闯进了阿维拉大街上的住宅。“我懂得了与匮乏相伴的日子是种什么情况。”纳瓦说,“有一天,我们去了一个拥挤的鱼市,第二天又去了一个卖啤酒、烈酒和橄榄油渣的市场。我还能清楚地记起第三天的早上,没有早饭,什么吃的喝的都没有了。”71岁的恩内斯·德·索萨戴上宽檐帽,拿起防身的拐杖和一只柳条篮子,出去看看能为饥饿的家人搞些什么东西回来。陪着一起出去的是他因大病未愈而“脸色苍白、胡须蓬乱”的侄子埃内斯托(Ernesto)。“过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才回来。埃内斯托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有玛丽饼干(Marie biscuit)、一点儿培根和一罐鱼子酱,伯父手里抱着10罐炼乳。”这些宝贵的储备物资由尤金妮亚伯母严格分配,“阿维拉大街上的这座房子就好像变成了西奥多·杰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所绘的《美杜莎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中三桅战舰美杜莎号沉船后的救生筏。

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纳瓦的外公从临近的米纳斯吉拉斯州(State of Minas Gerais)路过这里。他说他们那里几乎还没有发生疫情。他首先要求的是带他去看看红海滩(Praia Vermelha)和糖面包山(Sugarloaf Mountain),他的外孙便带他出去了。站在共和广场(Praca da República)前,纳瓦迷惑不解,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偌大空间竟然这么空荡,有如荒凉的月球。“46年之后的1964年4月1日,我再次目睹了相同的景象,那时正值剧变时期。”

他回忆起抬头望见的灰蒙蒙的天空和挂在那里好像一块黄色污渍的太阳。“阳光照进眼里像沙子一样,很疼。呼吸的空气是干涩的。”他的肚子咕噜噜地叫着,头也很疼。回家的路上,他在电车上睡着了,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所站的楼梯崩塌在脚下。火烧火燎的一阵头疼把他惊醒。被外公送回家以后,纳瓦就陷入了疾病的魔爪。“我在那道楼梯上滚来滚去……每天都是幻觉不断、大汗淋漓、胡言乱语。”

在纳瓦患病的那个时代,里约热内卢是一个年轻共和国的首都。1889年,一场军事政变结束了皇帝佩德罗二世(Emperor Pedro II)的统治,加上此前一年奴隶制度刚被废除,带来了大批得到解放的黑人和“穆拉托(mulatto)”——黑白混血——奴隶。当中最穷的一部分人搬进了位于城市中心的“贫民窟(cortiço/slum)”——“cortiço”在葡萄牙语里原指“蜂巢”——该地区不仅通风不畅,而且经常缺乏流动的水源,排水系统也不健全。这里的生活条件比从城市周边伸展出去的“棚户区(subúrbio/shanty town)”还是要好一些的,只是这里更加引人注目。里约的白人中产阶级认为贫民窟里的人才是这座城市名副其实的寄生虫。阿卢希欧·阿泽维多在他的小说《贫民窟》中表达了这些人所引发的恐惧。

两年来,贫民窟一天天地扩展,愈发强大,不断吸收着新鲜血液。隔壁的米兰达(Miranda)对这个野蛮粗鲁而生机勃勃的世界日渐警觉和惊骇。难解的愤恨像丛林一样在他的窗户下面生长,根系粗大如巨蟒,却又比毒蛇还要阴险。它大肆破坏,就要在他的院子里破土而出,撼动房屋的根基。

巴西总统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Francisco de Paula Rodrigues Alves)于1902年开始执政,而后开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改造项目,旨在将里约打造成一个展示现代与共和文明的窗口。他眼中的“美丽之城”不能包含贫民窟。瘟疫滋生之处的居民于生物学层面已被宣判:“注定陷入营养不良和疾病肆虐的残酷处境而不能自拔。”这些贫民窟被夷为平地,居民也被赶走。为了修建里约布兰科大道(Avenida Rio Branco),600户家庭的房屋遭到毁坏。于是,当美国旅行作家哈丽特·查默斯·亚当斯(Harriet Chalmers Adams)在1920年描写这座城市时,她可以这样写道:“城市的这个部分从此变得凉爽怡人,习习的海风吹拂着两端都与滨水区相连的宽阔大道。”作为里约的一个特色,不同阶层的人可以轻松地聚在一起进行娱乐——特别是有音乐和舞蹈相伴——这一特色现在已一去不返。里约人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机会令富人和穷人跨过不可逾越的鸿沟。

总统也致力于采取措施使城市摆脱传染性疾病,并为此得到了一位医生的帮助。奥斯瓦尔多·克鲁兹(Oswaldo Cruz)在1904年就任公共卫生总局局长,并发布指令实施一场针对天花病毒的强制免疫行动。当时,绝大多数巴西人还不懂得微生物理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验到一种非同寻常的由国家对公共卫生进行的干预。里约的穷人中爆发了骚乱。在这场“疫苗叛乱(Vaccine Revolt)”中,暴力事件多次发生。它所反映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关乎城市应当为什么人服务——是巴西的普罗大众,还是那些来自欧洲的精英。

十年之后,疫苗已经为多数巴西人所接受,但是直到克鲁兹于1917年去世以后,对他的反感依然存在。这一后遗症对里约人应对1918年的新疾病的方式也产生了影响。10月12日,当流感随着大河俱乐部的高雅客人开始蔓延时,讽刺杂志《鬼脸》(Careta)表示非常担心,对于这种仅仅“针对老年人的疾病”,政府可能会将危险性夸大,并以此为由实行“科学独裁(Scientific Dictatorship)”,进而侵犯人民的公民权。这篇报道将公共卫生总局局长卡洛斯·塞德尔(Carlos Seidl)刻画为一个惊慌失措的官僚,政客们轻视他有关微生物通过空气传播的讲话,也不认可他所坚称的“达喀尔的尘埃可以飘到这么远”的说辞。这场流行病甚至被别称为“塞德尔的瘰疬(Seidl’s evil)”。到了10月底,有50万里约人,即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已经患病,里约的舆论引导者中仍有人怀疑这并非流感。

当时,城里已经积蓄了大量来不及掩埋的尸体,以至于有人开始担心这会给公共卫生带来隐患。“在我们那条街上,”一个里约人回忆,“从窗子望出去,你就能看到大片的尸体。人们把尸体的双脚撑住,使其靠在窗台上。这样,公共援助机构就会来把尸体运走。但是,这项服务不够及时,最后空气中开始弥漫臭味,尸体开始膨胀腐烂。很多人就把尸体直接扔到了街上。”

“警察局局长几乎就要急疯了。正当此时,著名的狂欢节浪荡客若曼塔(Jamanta)提出了一个方案”,纳瓦写道。白天,若曼塔是何塞·路易斯·科代罗(José Luís Cordeiro)颇具影响力的《早报》(Correio de Manhã)的一名记者。这是一份倾向于反对临近的狂欢节照常举行的报纸。到了晚上,他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恶搞者。他“学会了开有轨电车,却只是因为好玩,这绝对是像他这样一个波西米亚式的夜猫子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当《早报》得知,由于内部员工也纷纷患病,公共援助机构已无力按照通常的时限来完成任务时,若曼塔决定自己来干。“他向老板要了一节行李车厢和两节二等车厢,开着它们从北到南一路扫过整个城市。”载着这些可怕的货物,他独自穿行黑暗空旷的街道,驶向位于里约北面的卡茹(Cajú)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公墓(São Francisco Xavier Cemetery)。到了那里,他卸空这辆不祥的,“如同幽灵列车(Ghost Train)或德古拉之船(Dracula’s Ship)的”拖车,然后掉转车头再跑一趟,“即使太阳已经升起”。

在卡茹的公墓门口,丧钟被一刻不停地敲响着,住在附近的人几乎要被逼疯了。掘墓人根本忙不过来,有1000具尸体等着下葬。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只挖出浅浅的墓穴。“有时候挖得太浅,地上会突然冒出一只脚”,一位作家,纳尔逊·罗德里格斯(Nelson Rodrigues)如此回忆。临时掘墓人都是出大价钱雇来的,“后来罪犯也来了,”纳瓦写道,“一片混乱。”犯人们被派来清理积压。流传着许多可怕的说法:戴着珠宝的手指和耳垂被切下来;年轻姑娘的裙子被撩开;恋尸癖;有人被活埋。据说,每天夜里的同一时间,医院会给救治无望的病人端来“子夜茶”,让他们加快脚步走向“圣屋”——这是卖棺材的人对墓地的委婉说法。

这些谣言要么是真的,要么就是某种集体的幻觉,是一座城市出于害怕而释放出来的想象。就像纳瓦最后总结的,这无关紧要,因为效果是一样的。恐惧改变了一座城市,使其现出“终灭(post-apocalyptic)”的一面。足球运动员在空空的体育场里踢球,里约布兰科大道人影荒芜,所有夜生活全已消失。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他一定是匆忙而过。人们总是在奔跑,是血红色的天空下一道黑色的剪影,面孔扭曲如蒙克的《呐喊》。“熬过那段日子的人,他们的记忆总是失去了色彩”,纳瓦如此写道。也许和很多病人一样,他也亲身体验过那种怪异的对色彩认知的扭曲。“没有一丝色彩的晨曦,没有天空中蓝色的荫翳,也没有薄暮的晕影或银色的月光。每一件东西都蒙上了烟灰或锈红,让人回想起阴雨和葬礼,烂泥和黏痰。”

从病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消瘦虚弱的纳瓦又坐在了临街的窗边。“短短一个小时里,我看到了三拨人数不多的去参加葬礼的队列走过梅斯基塔男爵大街(Rua Barão de Mesquita)。”一个佣人告诉他,他所倾慕的那个女孩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纳瓦挣扎着爬上楼梯,从奈尔的房门望进去,马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再也不是美艳照人,肤色失去了光泽,双唇乌青皲裂,头发黯然无光,双颊瘦削凹陷。“她的变化如此之大,如同换了一个人,仿佛已被邪灵缠住。”

奈尔死于11月1日万圣节(All Saints’ Day)。那时疫情已经开始消退,里约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挂着白色遮帘的灵车由埃内斯托陪护,好像消失在“一个水族馆里”。晚上回来以后,埃内斯托告诉其他人,棺材被放进了一个浸满水的墓穴。五年以后,当尤金妮亚伯母取回奈尔的遗骸时,发现她竟然还没有完全腐烂,只是已经黑得像一具木乃伊。掘墓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她的遗体被保存在潮湿无氧的环境中。

奈尔被重新下葬。两年以后,她的清洁骨殖被移往家族墓穴。她给纳瓦留下的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一位身着白裙的“如大理石一般美丽的新娘”,微启的双唇露出悲伤的笑容。她所栖身的白色棺柩映照在无限的阿维拉大街16号的威尼斯镜廊中。“现在,她已经属于那遥远的过去,如同布匿战争(Punic Wars)、古埃及各王朝、米诺斯王(King Minos)或者那个行为不端而又可怜的第一个男人。”跨越漫长的五十年时间,这位退休的医生向她道别:“愿你安息!甜美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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