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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学者郭沫若丨第四章 东瀛求学路

作者:蔡震

来源:《诗人学者郭沫若》

发布时间 2021-05-18 10:48   浏览量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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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瀛求学路
一 背水一战

1914年的新年,郭开贞是在釜山度过的。

元旦刚过,年届弱冠的郭开贞就登上了一艘去日本的海轮。也许因为初次看到大海那一望无际的宏阔气势,开贞的心胸豁然开朗,大哥只能有限资助的许诺,不再让他感到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了。当海轮驶离釜山港时,他反倒有种义无反顾的轻松。今后的路要自己去开拓,他有这样的自信心,他是去追寻一个年轻浪漫的梦想。

郭开贞此一去日本,说得上是轻松赴东瀛,虽说去留学,他甚至没有带几本书,只有一套喜爱的《昭明文选》放在手边。因为他去日本是准备读洋书的,是想在日本的学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习一技,长一艺”,以图报效国家。在他那时的心目中,这个东瀛岛国只是一个让他从东方文化走进西方文化的踏板、桥梁。这时的郭开贞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此一去,就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1月13日,郭开贞到达东京。经张次瑜帮助联系,他与大哥在东游预备学堂的同学,此时正在东京的杨伯钦一起,在小石川大冢的一个日本人家中合租了一间房住下。一安顿下来,他就在神田的一所日本语学校开始学习日语,这是考官费生要过的第一关。

学校离住处有八九里远,为了节省费用,郭开贞每天从大冢步行到神田,返回时,为能赶上寄宿处的晚饭才乘坐电车。东京的生活费远远高于国内,开贞尽量压缩生活费用,只添置了少许生活必需品,饭食也安排得很简单:早餐是两片面包、一瓶牛奶,中午和晚上两餐都是菜一盘、米饭一钵、咸菜一小碟而已。1月份的东京还很冷,屋内需要取暖,每天的木炭钱要花去10日元。就算这样俭啬,开贞细算了一下,大哥给的那根金条兑换成日元,扣除张次瑜垫付的旅费,交过日语学校的学费,所余之资,才刚刚可以维持到7月间官费留学生资格考试的时候。

尽管如此,郭开贞还是颇有自信的,他在给父母亲的家书中写道:“想拼此半年脑力,六七月间,当能预考。”

甫到东京就投入紧张学习之中的郭开贞,自然没有闲暇去观览异国风情,但每日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新鲜,这无疑增加了他对这个陌生国度的兴趣。

“此邦俗尚勤俭淡泊,清洁可风。”这是郭开贞对东京最初的印象。他所接触到的日本人也都显得彬彬有礼。放眼街上,虽有不少西装革履者,却仍以着和服木屐者为多。宽大的和服让他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服饰,不由得生出一丝亲近感,但满街嗒嗒的木屐声,却让他误以为是马车驶过时杂沓的马蹄声,待明白过来后,不禁哑然失笑。报摊上出售的新闻杂志上有一种“写真插画”,这是在国内从未看到过的,非常吸引人。开贞于是准备择定一两种,按月寄归家中,“以娱二老,并以开通乡间风气,增广见闻也”。他和杨伯钦租住的房子是和式居屋,与沙湾场自家的那个大宅子一样,也全以木料建成,不过结构形式迥然不同。房屋并不高大,完全本色的漆饰;室内以草席铺就榻榻米,不置放床、椅,席地坐卧;临院内一面的门窗是可以推拉的隔栅,全部推拉开,室内外在空间上就连为一体,能让人有种亲近自然的感觉……

此时的日本已经经历了明治维新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正显示着一种勃勃生机。郭开贞从街上行色匆匆的人群身上,从飞驰而过的隆隆的电车声中似乎都能感觉出这种生机。事实上,还在从沈阳乘车往朝鲜釜山的旅途上,他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是在乘上日本人经营的安奉铁路的列车时。

从北京到沈阳,郭开贞也是乘坐火车,走京奉线。与刚刚乘坐过的京奉铁路列车相比,他吃惊地感到“一上日本车,就像真的进了乐园。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以至他疑心是错上了一等车厢。“铁路沿线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给日本的,整理得秩序井然”,“和旧了的京奉铁路比较起来,觉得中国实在是颓废得不堪”。这种对比中的反差所给予郭开贞的刺激是如此强烈,其中包含着的隐隐的刺痛,无形中给他的东瀛之行增加了几分使命感。

郭开贞很快发现,日本有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效仿的。譬如,日本的学校从小学到高等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在校外还要“设会讲习游泳法,大小学生多入会者”,这使得大中小学生,无不体魄健壮,“均有赳赳武夫之概”。日本人“体魄既壮,而于科学方面,又非常进步。近数年来,竟骎骎乎有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势。国无弃材,人有职守,吾国所素指为小鬼而耻不屑道者,方兴之焰,正未可艾也”。

这样的印象和感慨,一方面表达了郭开贞对于发展中的日本所呈现的强盛之态的欣羡、赞叹,实际上也就在他心里埋下一种期望和憧憬;另一方面则包含了一层出自弱国子民心底的隐忧——忧患于国势的日益衰颓不振。这对于他而言,无疑也是一种学习的推动力。它让郭开贞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长时间居住一地或是久久执着于一事后,经历一次异地环境的改变,常常会随之产生心情、心境的变化,更何况这一改变是去到异国他乡。郭开贞到日本之后,生活场景、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视界的转换。他的所见所闻,显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原本在他心目中,日本一直还只是一方“小国”,甚至在并不久远以前乃一片蛮荒之地。可是明治维新之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日本崛起为一个新兴国家,呈现出勃勃进取的生机,这如何能不令他感到震动呢?

东渡之前,郭开贞一直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熏陶,虽然他刚刚进入弱冠之年,士文化传统中那些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已经潜移默化地刻印在他的脑海中了。这样一种现实情景,势必强烈地激发起他内心深处所潜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郭开贞走出夔门前那种相当浮躁的心态大大改变了,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曾经感染着的那股年少轻狂、愤世嫉俗乃至玩世不恭之态,开始消退。

在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中,郭开贞写下这样一段话:“读书颇有深趣,前日浮放心气,似较沉着。来东虽无所得,即此于心身上,已获益不少也。”他“自觉体魄顽健,精神爽活”。又郑重地向父母告白道:“男前在国中,毫未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还不只是对于自己如此,当他得知侄儿因思家心切,从成都辍学归家,以及元弟毕业后决意居家,不思进一步的学业时,在家书中特意侃侃而论,谆谆劝学,直如一个诲人不倦的师长,一片拳拳之心可鉴。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一两年前成都学堂里那副放浪顽劣的学子之态呢!

戒脱了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染上的烟酒之习,郭开贞专心向学,“拼命地学日文,拼命地补习科学”。两个月后,他的日语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日常会话多少能上口了,书籍报刊渐渐可以阅读了,还开始用日语作文,而且觉得能够畅所欲言。

同住的杨伯钦是个很好的朋友。杨伯钦读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为人宽厚,性行端正,颇有为人师表的风范。对于初到日本的郭开贞处处给予帮助指导,待他如兄弟一般。开贞有什么需要决断的,像在外聘师学习之类的事情,都要听听杨伯钦的建议。独在异国他乡,郭开贞庆幸自己一开始就有了这样一个朋友。几个月相处下来,开贞对杨伯钦愈发钦重,觉得他对自己“熏陶甚至”,以至“有不自检束,则不足以对彼然者”。

1914年7月初,郭开贞如期参加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第三部的入学考试。日本当时接纳中国官费留学生的学校有5所,在东京的有: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其实在6月初,郭开贞先参加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但未能考取,一高的这次考试可谓背水一战了。走出考场时,郭开贞悬着的心放下了一些。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周后发榜,郭开贞果然考取了。

用半年时间考取官费留学,这在当年中国留日学生中大概是破了一个记录。郭开贞终能如愿在极短的时间内考取官费生,显示了他惊人的毅力,同时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就在他背水一战之际,远在四川的父母亲托人带来了二百银圆,大哥也从北京汇来一张银票,这无疑大大减轻了开贞心理上的压力。他也得益于有杨伯钦这样的朋友在身边,以其为精神上的“寄重”,“所谓闻风敦廉者”。

二 自立宣言

考取一高,心情无比舒畅,也放松不少,郭开贞对杨伯钦戏称这是“我处女的愉快”。此时正值酷暑季节,东京溽热难耐。手头的钱不那么吃紧了,开贞约上杨伯钦,还有同乡吴鹿苹同去房州避暑。房州地处海边,比东京的气候凉爽许多。开贞他们三人在临海的北条租了一间小屋,自己起火烧饭住了下来。

这是郭开贞第一次来到海边生活,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海边的景色让他兴奋异常。放眼望去,没有风浪的海面平波如镜,湛蓝如洗;三五成群的海鸟时而轻掠过海面,时而高翔在空中;隔着海湾的对面,富士山秀丽挺拔的身姿从缭绕云端显露出来,那样一种崇高的美似乎难以用语言去描述。郭开贞心头油然生出诗意:

白日照天地,秋声入早潮。

披襟临海立,相对富峰高。

每天除了读一阵子书,大部分时间三个人都逗留在海边,或纵身跃入海中嬉戏,或伸展开四肢在沙滩上沐浴日光,或沿着海滨漫步。每当清凉的海水轻轻拂过身上,郭开贞常常会生出一种错觉,仿佛正置身在峨眉山麓缓缓淌过的茶溪水中,于是免不了就要撩动起一番乡思。其实开贞的水性并不太好,有一次他独自去海中游泳,差点淹溺在海里,幸好旁边一位热心的日本人把他救上了沙滩,并且将他送回住处。杨伯钦、吴鹿苹埋怨他莽撞,开贞却说:“这有啥子嘛,喝点水算不了什么。”

1914年夏在房州海滨


清晨从海上看日出,对于从小听着蜀犬吠日的古老传说、生活在内陆盆地的郭开贞来说,绝对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黎明时分,硕大呈橘红色的太阳出现在海天一线的海平面上,由于海水和光线的作用,可以清晰地感觉着它的缓缓跃动。在即将跃出海平面之前,橘红色的太阳宛如一个巨大的鲜活的卵黄,仿佛被大海的力量向下撕扯着,挣扎着,突然,腾的一下跃然而起,顿时金光四射……这是怎样一种动人心魄的情景啊!郭开贞脑海里升腾起关于生命、创化的联想,难怪日本这个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崇拜太阳神——天照大御神。

如果是晨雾缭绕的天气,漫步在海滨,透过朦胧的海雾,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远处一排黑色的小山一样陈列着的,是夜来停泊的军舰。这又让郭开贞联想到地图上看到的渤海湾,镜浦海岸的形态与渤海湾非常相似。但是想到这里,就会使他的心情沉重起来:那,怕是在渤海上耀武扬威的日本舰队吧!他不由得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

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

一个月后,晒成一身黝黑肤色的郭开贞与杨伯钦、吴鹿苹返回东京。学校就要开学了。

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大学的预科,而一高的预科班是专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分为三个部。第一部为文学、哲学、政法、经济科,第二部为理工科,第三部为医科。各科的中国留学生都先要一起学习一年的基础学科,然后才分别进入各高等学校与日本学生一起就读本科。郭开贞通过的是一高预科三部的入学考试,也就是说他仍然选择了读医科。

在出川前,郭开贞选择了天津陆军军医学校,但考取后不愿意去就读,才有了东渡日本留学。他拼了命用半年时间考取一高,却仍然选择了一高三部的医科,何以如此呢?郭开贞后来是这样说的:“当时的青少年,凡是稍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样来拯救中国的。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

看起来,郭开贞的这一次选择似乎是在仓促之中做出的,甚至事出无奈,但它其实是郭开贞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具有明确目标的选择,与当初投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时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当初,他正处在一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的心绪中,投考天津的医学校,并非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学习医学的明确目标,主要还是为寻找可以离开蜀中闭塞之地的契机。考上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得到了一个离开四川,也离开了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目的似乎达到了,可是离开四川之后往哪儿飞,怎样摆脱“烦闷生活”,飞出去干什么,郭开贞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所以到了天津、北京之后,他一时又陷入一种进退两难、彷徨不定的状态。

然而,到日本后所看到、接触到的一切,显然让郭开贞对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有了直接的感受,有了一个可以仿效的对象。“奋飞”二字不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美好愿望和企盼。郭开贞对于自己来这里留学有了明确坚定的选择和充分的信心。他在家书中写道:“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留学期间……敢不深自刻勉,克收厥成,宁敢歧路亡羊,捷径窘步,中道辍足,以贻父母羞,为家国蠹耶!”“男年已不稚,自当努力自爱,绝不至远贻父母隐忧。”当时的时代思潮是以科学和实业救国,因而轻文学,以为是无用之学。同时,郭开贞又感觉到:“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于是,他郑重地告知父母:“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

且不论生于乱世之际、欲有所为的年轻人莫不有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之气,也不管今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郭开贞此时明确了这样一个人生的选择,至少标志着一个男孩子在弱冠之年写下了自立宣言的第一章,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三 任重而道远

开学不久,杨伯钦便回国了,郭开贞得一个人负担房租,负担重了些,而且大冢距一高太远,于是,他与吴鹿苹及另一位浙江来的同学叶季孚,在本乡区真砂町的修园合租了一套房住下来。他们请了一个女工合伙开伙,由吴鹿苹管理伙食,因为吴鹿苹的日语在三人中是最好的,他已经要本科毕业了。吴鹿苹常常是按自己的口味安排饭食,这不对开贞的口味,可他并不抱怨,只是不伸筷子而已。吴鹿苹征求他的意见,他却道:“随便吃。”郭开贞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

一高预科的课程主要是数、理、化、生物等基础知识的学习,此外就是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当然还有日语的学习。十几门课程,语言类课程占了不小的比重,学习是非常紧张的。郭开贞十分刻苦,记忆力又格外好,吴鹿苹有时帮他补习日语、英语,只消带他念上几遍,就记牢了,令吴鹿苹赞叹不已。数学本是郭开贞比较怵头的学科,但由于努力,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数学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开贞的额头很大,同学们于是亲切地称他“郭大头”。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吴鹿苹从学校里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准备给郭开贞作英语学习用。他是从英文的课外读物上抄录下来的。郭开贞接过来一看,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几首诗:《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这时日本正流行泰戈尔热。郭开贞原本对诗歌很有兴趣,但紧张的学习使他没有闲情逸致去光顾诗歌的园地,读读这些英文诗,既学了英语又享受到了读诗的乐趣,倒是可以一举两得。泰戈尔的诗平易流畅,没有韵脚,多是两三节对仗,诗意清新、恬淡。读过之后,郭开贞大为赞赏,这与他读过的其他英文诗全然不同,更与中国古典诗歌崇尚格律的刻意雕琢大异其趣。郭开贞为它们深深地着迷了,他从泰戈尔的诗中“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

在经历了离开家乡后的一段犹豫、彷徨,经历了初到日本的新奇、兴奋和投考一高的紧张生活之后,郭开贞进入一种常态的学校生活。他不仅在学习上静下心来,踏实地埋首于课堂,在关于人生的思考上,也脱却了年少轻狂的愤世嫉俗。当秋风乍起的时候,郭开贞赋过一章《落叶语》,借秋风扫过纷纷落叶作不平之语以为抒怀明志:

在昔春夏交,骄阳力可虞。于时啮臂出,阴翳怜清腴。何当秋节至,哀我根本枯。誓将此寸躯,化作泥与涂。泥涂岂空化,还以沃根株。君岂无根生,我复当何辜!如何夺我志,空令填沟渠。

他感慨道:“草木有苦心,世人知也无?”这些词句虽未脱模仿古人的痕迹,但表露的心迹绝非一般学子为文时不免要做出的矫情之态,显得那么深沉而又持重。

转过年来,在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直觊觎华夏大地广袤资源的日本政府,以重兵作为威胁,向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签署中日关系“二十一条”,这是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全面侵略、掠夺中国的条约,是一个旨在灭亡中国的条约。“二十一条”一提出,马上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郭开贞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此次交涉,本属险恶,然使便至交战,或恐未必。”“彼近日,藉交换驻屯兵为名,海军陆军多发向我国者,想亦不过出于恫喝手段已也。”但同时,他也对于事态一旦恶化做了思想准备:“然果使万不得已而真至于开战,则祖国存亡,至堪悬念,个人身事,所不敢问矣。”

1915年4月下旬,在日本不断往中国增派部队后,中日之间的交涉会议停止。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不少人开始回国以示抗争。郭开贞与吴鹿苹、叶季孚讨论到时局时,不由得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国家积弱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读书啊!国若不存,家又何在!他们三人也决定回国抗争,而且当即把家具、锅碗瓢盆都卖掉,做好了破釜沉舟、一去再不复返的打算。

5月7日,郭开贞三人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洋政府腐败无能,袁世凯做着他的皇帝梦,注定了这一次的中日交涉将以中国的退让结束。当郭开贞他们还在东海上的旅途中时,袁世凯已经屈从于日本的军事压力,同意签署“二十一条”。

回到上海的郭开贞、吴鹿苹与叶季孚,在住进客栈后闻知北洋军阀政府签署了“二十一条”的消息,他们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时之间,满腔热忱化作不知所措。砸了锅碗瓢盆、慨当以慷地回到国内来,却不过是在舞台上匆匆跑了一个过场,郭开贞他们有一种被嘲弄了的感觉。但同时,他也在头脑里问自己,究竟什么是爱国,怎样才是爱国呢?

待在上海已经毫无意义了,他们都是官费生,还得继续去完成他们的学业。于是,在上海住了三天,连客栈的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三个人就又返回日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郭开贞创作了一首七律,既表达了一腔高昂的爱国情怀,也记录下这一次回国事件对于他思想上的触动。诗是这样写的: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在北京的大哥责备了八弟贸然回国的举动,郭开贞对于自己仓促之间回国之举的轻率、孟浪也进行了反思。他写信给元弟道:“归沪之失,正如弟书所云,不能看破情,徒人云亦云也,悔愧万千,悔愧千万!……算回沪损失,为日十日,光阴自是虚掷,然所幸校内停课,讲义尚无甚缺漏;又于此十日之内,自家所得之经验教训,亦正自不少也。”这是从读书和学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关于事件本身,郭开贞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此次交涉得和平解决,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然处此均势破裂之际,复无强力足供御卫,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近日过激者流,竟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失当;将来尚望天保不替,民自图强,则国其庶可救也。”

这次回国的经历,显然对于郭开贞思想的触动很大。很难想象在一年前甚至几个月前的开贞会发出这样的时评,会以这样的论调反思国是。事实上,郭开贞思想上的这一种变化,从他来到日本以后就渐渐发生了。他的爱国情怀,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的忧患、思考,融入他新的生活经验中。

在成都读书期间,郭开贞曾亲身经历、感受了辛亥革命前的期望、革命中的动荡与革命后的失望,因而,出国前的他头脑里充斥着的主要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极大失望与强烈不满,在心理上、意识上、行为上更多的呈现为反抗、叛逆,乃至自暴自弃式的情绪性表达。包括他选择出国留学的动机中实际上也隐含着一种对现实的深深失望,意欲挣脱开去的无可奈何和义无反顾。到了日本,尤其是当他心中渐渐明确了以学有一艺一技报效国家的选择之后,他回看祖国,再来审视那依然如故的社会现状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转换了一种观察的角度和思考的立足点。国家似乎不再仅仅是某一个自己直接面对的政府、一个政权,还是一个位于世界版图上的民族的实体,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组成的实体。

当自己曾经直面那个政府、那个政权、那个与之相关的腐败没落的社会现实时,郭开贞头脑里意识到的与其说是国家的概念,毋宁说是对于改朝换代的希望。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并没有落在实处,所以他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愤慨,甚至以自甘堕落的极端方式去反叛现存的社会秩序。可是一旦抽身出来,而且自己对今后的人生之路有了明确的选择,再面对同样的政府、同样的政权、同样的社会现实,他思考问题的时候却是面对了国家——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祖国,这使他减少了那种情绪化的愤愤不平,而增添了几分理性的审慎的目光。

从只是凭一腔激愤之情,一味以发泄不满和抨击现实的一切来表示对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忧患,到确切地意识到自己有具体的责任和使命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郭开贞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的不单是书生意气的诅咒、诘难,还应该有立足于现实的抱负和理想。

应该说,郭开贞此时对于北洋政府,包括对于袁世凯、段祺瑞,有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这对一个尚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视野去思考国家和民族之命运,而且政治上远未成熟的青年学子来说倒也不足为奇,严峻的社会现实会让他很快认清这一切。

爱国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也不是一句口号,它不断积累、融合着一个人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郭开贞的留学生涯必然是他形成爱国主义精神所要经历的一种磨难,所以这里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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