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最早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是后者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时期，彼时马克思正为解决所谓物质利益问题这一“苦恼的疑问”而转变之前的自由理性主义者的立场。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和答案就隐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中，只有从“副本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才能从根本上为自由找到出路。由于他和蒲鲁东在关注物质利益等社会现实问题、批判当时政治制度和法的制度、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为目标等方面的一致性，所以马克思此时对蒲鲁东持肯定与褒扬的态度，尤其是以关注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写作风格清晰的《什么是所有权》博得了他的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较早从事法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蒲鲁东启发了马克思。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就在于把私有财产视为理论前提和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对它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种考察是能够引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巨大进步。

当然，马克思在肯定蒲鲁东的同时，在具体论述中还彰显了两者的分歧，具体体现为《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所揭示的蒲鲁东理论的如下局限性：一是没有正确认识到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只是在异化范围内克服异化；二是没有把工资、商业、价值、价格和货币等视作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形式，仍用它们来构建理想的社会形式；三是肤浅地将私有财产视为劳动的创造物，看不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和客体形式（资本）之间的关联。

上述分歧的出现与马克思、蒲鲁东各自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方式相关。马克思首先会由现实问题出发圈定所读著作的范围，其次按照自己的论证需要和研究思路作一些详细摘录或简短评述，着重找出既有理论同他所体察到的现实情形不相吻合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如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最后借助他人的理论提升自己对许多复杂现实问题的认识，进而超越这些理论并形成独到见解。马克思经常会反复研读、摘录同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进行深度探究，从而准确把握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从事社会变革。

相形之下，蒲鲁东虽然在遭逢贫困问题时曾阅读并研究过一些政治经济学著述，但是他的研读并不深入，只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后，就开始从事批判和理论构建。起初，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并不明显，蒲鲁东尚能觉察到所有权同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矛盾。但与此同时，他不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前提，只能在异化范围内扬弃私有财产，他试图通过一个过渡体系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做法不免带有空想的性质。此后，这种研究方式的缺点逐渐暴露，以致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蒲鲁东的著作中找出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更有甚者，蒲鲁东在创立构成价值论后，试图用它来解决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不论现实问题有了怎样的新变化，蒲鲁东总能论证出构成价值论的适用性。这种做法根本无助于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因之也无法用以指导社会变革。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探讨的诸多极为广泛的思想议题，彰显他透过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从现实出发理解人、社会与历史的致思路向，以及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达等现实基础上的社会变革路径，为其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蒲鲁东也几乎完成了《贫困的哲学》的写作。从这两本著作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和蒲鲁东在社会的前提和存在方式、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动力、社会变革的途径等方面存在“不可弥合的裂口”：前者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为前提，将不同社会形态间的更替归结为各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梳理了分工所表征的历史演进序列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与环节，论证了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后者则将普遍理性或上帝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认为观念是推动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只需要通过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即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或创立哲学就可以完成社会变革。

基于这些思想“裂隙”，再加之蒲鲁东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否定了革命的“行动的时刻”、恩格斯在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支部通讯员期间对蒲鲁东学说危害性的认识与介绍、格律恩将《贫困的哲学》译为德文后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播甚广并引起了他们的思想混乱等因素，马克思开始全面批判《贫困的哲学》一书。

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蒲鲁东的立论要点在于通过描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所处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来阐明构成价值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性，进而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平等交换即“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只要推翻了构成价值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无效性的论断便不攻自破，《贫困的哲学》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自然也会消除。正因如此，马克思根据《贫困的哲学》原书内容的顺序将其论述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科学的发现”这一反语为标题，按照《贫困的哲学》中“论价值”章原有的结构内容，逐一进行批判，揭示以解决价值二律背反为目的的构成价值论的自身矛盾性和虚构性；第二部分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从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经济范畴的剖析这两个维度，揭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selon la succession des idées）的实质及非现实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囿于《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批判性质，以批判蒲鲁东的论证结构和具体内容为主，其诸多观点多以微言大义式的论断方式出现，而未能详加论述。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充分了解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进程，尤其是《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思想内容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理解和深入领悟他对蒲鲁东所作的批判。

尽管《哲学的贫困》出版不久就产生了实际影响，但该书并未实现彻底清除《贫困的哲学》对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这一预期效果。这种状况的产生与该书法文初版印数不多（只有800册）、传播渠道受限和出版商的个人因素等密切相关。蒲鲁东的学说自1848年二月革命后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愈发深入，它在19世纪50～70年代遍及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在20年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马克思由此认识到与蒲鲁东继续进行思想论战，并从理论上彻底驳倒他的重要性。

承继《哲学的贫困》中的批判方式，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政治经济学及其哲学方法等维度对蒲鲁东进行全面清算，具体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要言之，与蒲鲁东的关系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历程中，而《哲学的贫困》则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更奠定了马克思之后对蒲鲁东进行全面清算的基本框架和分析视角。这一结论要求在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进行对比研究时，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和蒲鲁东各自的思想演进历程、两者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去考察，尤其要呈现马克思囿于文本的批判性质而未能充分展开的、秉承之前研究成果的思想内容，以及《哲学的贫困》中的思想“萌芽”的“萌发”过程。

（节选自《〈哲学的贫困〉再研究：思想论战与新世界观的呈现》，作者杨洪源。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