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发生在长征途中，以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之际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后十四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并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只九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到20世纪末，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向着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迈进。

历史的转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历史主人公主观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都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同时又都是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上、组织上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

首先，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历史转折发生在党中央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革命走到了重大历史关头，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战略方针，才能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达到长征胜利的目标。第二次历史转折发生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又面临重大历史关头，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境中奋起，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其次，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具备了实现转折的条件。主要是：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是非功过已经分明；原来的领导人无力回答历史关头提出的问题，已经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而一度受到错误打击或排挤的正确力量的代表已经涌现出来，并且对重大关头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们已经左右形势，控制局面，也就是说，党内新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形成。

长征出发时，第三次“左”倾领导集团已经分化。在“毛洛合作”“博洛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形成“中央队三人团”，成为反对博古、李德的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主要力量。湘江战役失利实际上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完全破产。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即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苏区经济，反对组织广昌战役以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联合十九路军、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以粉碎第五次“围剿”，以及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做坚决斗争等一系列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则是错误的。这样，毛、张、王三人在争论中占据了主动，而博古、李德则陷入了被动。毛泽东、张闻天抓住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把争论集中在最为迫切的红军战略方向上。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12月18日），再次否定去湘西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这时，张闻天同王稼祥在黄平橘林谈话（12月20日），提出由毛泽东指挥军事，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并且已经在最重要的军事战略方向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

遵义会议

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发生有着相类似的背景。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已经发展到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关头。历史已经证明，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华国锋主持下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四五运动”的镇压不得人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四人帮”做坚决斗争又领导1975年整顿大见成效的邓小平，则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承载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转机。然而，领导粉碎“四人帮”而处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却只是用毛泽东写给他的“按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但是，他未能认识和摒弃自己的错误，满足群众的也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让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一套照搬下去，是要以此来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首先是“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与之针锋相对，倡导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这样，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斗争的一个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出了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实际上成为判断其是顺历史潮流而行还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标志。哲学层面的争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邓小平、陈云等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充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济领域在陈云、李先念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已经提出，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的工作已经进行，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结果。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更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提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人之错误，支持和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正确，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人民看来，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中的工作和斗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取得了在重大关头主导历史发展的自由。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前进的方向：应该及时结束清查工作，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是陈云不顾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提出中央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做出决定，解决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等“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以达到安定团结，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可见，在重大历史关头，指出前进方向、做出重大决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他们早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过去的功勋，在党内的资望，“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的业绩，使他们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把握了转折关头党中央工作的舵轮；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资格。

（节选自《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程中原、夏杏珍著。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两位作者从自己四十年党史、国史研究的成果中挑选了35篇文章集为本书，编为四编：大事论说，文献解读，要人评论，史著品评。这些文章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现和活跃于其中的重要人物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