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与明治维新 | 西乡登场的时机

作者：[日]坂野润治

来源：社科文献·索恩

发布时间 2021-07-19 15:20   浏览量 203

1854年首次前往江户

西乡隆盛首次踏上江户的土地，是在1854年年初。作为最底层的藩士，西乡也是跟随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前往江户参勤交代的队伍中的一员。隆盛时年28岁。

当时的萨摩藩士由上至下分为一门、门阀、一所持、寄合、小番、新番、小姓组、与力八个等级，西乡属于倒数第二等级——小姓组。

一般认为，1854年来到江户这件事，对于他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此时正值1853年、1854年佩里两度来日之际，可被称为“尊王攘夷”发源地的水户藩对于攘夷的态度转变为“拖延论”（ぶらかし論（堤克彦『横井小楠の実学思想』ぺりかん社、501～504頁）。

所谓的“拖延论”是指为了将来实现真正的攘夷，目前先集中力量改革幕藩体制，暂且不对佩里舰队采取攘夷措施。就任幕府海防参与和军制参与两职并指导这一政策的，是御三家之一水户藩的藩主德川齐昭，该藩也就是水户学的发源地。横井小楠是与水户藩关系密切的熊本藩实学党人，曾在1854年3月《日美和亲条约》签订后提出，“今日之时势，和战二论暂且搁置”，应尽力强化水户、越前、尾张三藩的合作，并且联合其他强大藩国，举荐人才，改革幕政（同前书，第372～373页）。而且他还记载道，这一意见已由肥后（熊本）藩家老长冈监物转达给水户藩的藤田东湖（同前书，第373页）。

长冈监物与横井小楠的这一主张，即目前的课题并非立即实施“攘夷”，而是幕藩体制的改革（强大藩主参与幕政和起用人才），对于以西乡隆盛为主人公的这本书而言十分重要。虽然西乡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是在三年后的拥立一桥庆喜运动之时，但当时他的立场与此处提及的熊本藩实学党人横井小楠和长冈监物的主张极为相似。正如前言里指出的那样，1857～1858年的西乡也不拘泥于究竟是开国还是锁国，而认为应该最先考虑的是幕府的“一大革新”。

换言之，1853～1854年佩里来航时的水户、越前、尾张、熊本四藩的主张，与1857～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时的拥立一桥庆喜运动有直接关系。

水户学的内在矛盾

水户学以保持天皇一贯的权威为根基，强调日本优于万邦之“国体”，但水户藩在佩里来航时却采取了“拖延论”，即便这种做法被说成是变节，水户藩也无可奈何。然而，可称作后期水户学开山鼻祖的会泽安（正志斋）的《新论》（1825年），从一开始就包含“国体论”的抽象性与“强兵论”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

正如始于1633年的“锁国”政策的首要目的在于禁绝基督教，在约200年后的1825年，水户藩的会泽安在《新论》中提出“尊王攘夷论”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保护日本的“国体”不受基督教的侵蚀（『日本思想大系』第五三巻、岩波書店、68頁）。而这应该被守护的“国体”就是古来延绵不绝的天皇制（同前书，第70页）。

不过，会泽的《新论》中不仅有宗教、思想层面的维护“国体”观点，还包含着在军事上拒绝欧美列强接近日本的“强兵”主张。因而在这种文脉下出现的就是“攘夷”这个词语，而非“锁国”。

而且会泽在讨论“攘夷”的具体措施时，变得极具合理主义。

他批判日本妄自尊大的思想，即“自古神州之兵精锐冠绝万国，夷狄小丑，不足为虑”。会泽认为这已是关原之战以前的事情了，其后200年的太平盛世让神州精锐之师的精神消亡殆尽（同前书，第102～103页）。

此外，会泽还嘲笑关于在日本沿岸陈列炮台迎击欧美军舰的讨论。在没有“巨舰大船”的时代，“四面皆海”的地理优势确实可以守护“神州”不受外敌入侵，然而如今欧美列强“驾驶巨舰大船，如雷电般奔行数万里”，“四面皆海”的日本想要防御列强，必须在所有海岸上修筑炮台。即便这一点能够实现，日本也不知道外敌会在何时何地发起进攻（同前书，第90～91页）。也就是说，即便日本建造如此之多的炮台，让自己变成了一只刺猬，也不可能每日在全国各地都准备好防御外敌入侵，而且这也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的对抗之策就是日本也“启用巨舰、壮大军队”，用以对抗“西夷”的“巨舰大船”（同前书，第125页）。

基督教的入侵会动摇日本人的“国体”信仰，而且宗教会附着在学问上传入日本。因此，会泽主张取缔“兰学”，“兰学”是当时唯一有此可能的欧美学问。然而，如果禁绝兰学，单凭日本自己的科学技术是无法建造对抗欧美的“巨舰”的，甚至比建造炮台让日本变成刺猬还更不可能。

要想指出《新论》中的这种矛盾是很容易的。但是，把“国体”的根基建立在天皇而非儒学之上，会动摇幕府统治的正统性。建造“巨舰”和禁绝兰学之间的矛盾，在后来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时得以解决。

从设定了幕末日本应当解决的课题这一点来看，难道不是应该更加公正地评价会泽的《新论》吗？

涩泽荣一对《新论》的评价

事实上，早在距今约100年前，曾为幕臣的涩泽荣一就已在其自费出版的《德川庆喜公传》（『徳川慶喜公伝』龍門社、1918）中指出会泽《新论》具有合理主义的一面。

一方面，涩泽指出会泽对于西洋的认识的局限性：

虽然恒藏〔会泽安〕是比较明了海外局势之人，但可悲的是，其知识不过来自古旧兰书的翻译和明清之人的西洋记事，所以他所知的西洋只是往时的西洋。

（同前书第一卷，第116页）

另一方面，涩泽也承认会泽的海防论在当时是超群卓越之论：

会泽说，“夷人固惯兵战，操舰巧妙，绝不能视其为愚弱而欺侮之”，他深知我国古来擅长的陆战之术不足以对抗夷狄，论述了坚固船舰的必要性，如此这般，比起一般固陋的兵学者之流的攘夷论，会泽之说领先数等。

（同上）

涩泽荣一作为明治、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他也是关于幕末政治的优秀研究者。

会泽的《新论》之所以能够明确指出此后幕末政治应该解决的课题，是因为它是在幕府颁布《异国船驱逐令》（「異国船打払令」，1825年）时写成的。1853年佩里来航的28年前，在日本各地的港湾里就出现了大量请求补给饮水和食物的欧美船舰。对此，幕府命令诸藩不论理由如何，攻击一切靠岸的外国船只。该法令又称为《无差别驱逐令》（「無二念打払令」），这种称呼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其内容。

在日本方面采取这种政策的时候，会泽向自己发问：欧美列强会不会反击？现在的日本能否承受其反击？而他自己得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国体论”和“巨舰建造论”。

众所周知，自锁国两年后的1635年以来，幕府就禁止诸藩建造容量在500石以上的大船。在这一前提下，如果要实行《异国船驱逐令》，就只能修筑炮台了，而这正是会泽严厉批判的措施。另外，如果依会泽所言，废除《大船建造禁止令》（「大船建造の禁」），那么西南部的所有外样大藩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建造巨舰。如此一来，外样大藩的军事实力将会不可避免地逼近幕府的军事实力。再加上会泽的另一支柱理论——“国体论”，幕府统治的正统性将因天皇的存在而受到威胁。“炮台”不会朝幕府开炮，但“巨舰”不仅能对抗欧美，也能对抗江户幕府；同样的，“攘夷”不会指向幕府，但“尊王”难免会动摇幕府。会泽的《新论》对幕府而言就是如此麻烦至极的一本书。

——节选自《西乡隆盛与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