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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中国 | “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

作者:张经纬

来源:社科文献·九色鹿

发布时间 2021-07-19 15:30   浏览量 19

“金羊毛”传说


现在读刘迎胜先生的《丝绸之路》颇为应景,道理我们都懂。刘先生是蒙元史大家,对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资料、叙述掌握得炉火纯青,使这部分为上下两篇(“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作品内容极为丰富,至少在资料容量方面远胜市面上一时间涌现的大部分同题材作品。


比如他跃出了李希霍芬晚近的“丝绸之路”的叙述,将这条丝绸之旅大胆地延伸到了古罗马时代,引用了罗马帝国时代作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叙述:赛里斯人(丝国人)“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在这段引文中,作者没有被“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这个表面的故事所迷惑,从“树叶上的白色绒毛……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些重要步序中慧眼独具地认识到,这就是老普林尼时代古罗马人心中想象的丝绸的由来。


这不禁让我想起西方古典时代最著名的两部史诗之一——《阿尔戈英雄纪》中最核心的情节: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前往黑海东岸南高加索古国科尔基斯(Colchis)盗取“金羊毛”的故事。史诗中详细描述了伊阿宋“把金羊毛从橡树上取下”时,“那块宽大的金羊毛”在他眼前呈现的模样:“羊毛发出的闪闪金光就像火焰一般……它就像一岁公牛或猎人称为‘短角鹿’的公鹿的毛皮一样大,上面的羊毛也非常厚重”。如果说幼年公牛或公鹿的毛皮形容了“金羊毛”柔软的质感,那么“金羊毛像宙斯的闪电一样光芒四射”,“发出了耀眼的光”就充分体现了“金羊毛”独一无二的光泽。


通过对比,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阿尔戈英雄纪》中伊阿宋前往黑海东岸盗取的“金羊毛”就是传说中的“丝绸”。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可知,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并没有“丝绸”或类似(光泽、柔软)的织物,只能用他们熟悉的事物之名赋予这种新的事物:金(耀眼的光泽)、羊毛(像幼兽的毛皮一样柔软、弹性)。于是,就有了“金羊毛”这种传说中的神奇之物。


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国学界通常将“丝绸之路”与汉武帝时的张骞通西域(公元前2世纪)联系起来,而刘先生则从波斯帝国的角度略略带过了一条公元前3000年便已存在的“天青石之路”,认为“中亚通往西亚的民间商路早已存在”。再加上从《阿尔戈英雄纪》中推断出欧洲居民最早接触到丝绸的时间,这条“丝绸之路”至少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之前的神话时代。那么“‘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作为检验任意一本“丝绸之路”研究著作价值的试金石。


丝路的两个问题


“‘丝路’到底有多长?”这是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理解。时间上,究竟是两千年,还是五千年,长短差异极大。空间上,这条路线到底是怎样的,是从北方草原,还是从欧亚大陆腹地算起,路程差之千里。那么要理解“丝绸之路”,必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李希霍芬、斯坦因等19世纪欧洲探险家有关。这些探险家相继完成了对欧亚大陆腹地的探索之旅,可以说是19世纪人类地理探索的壮举。借助短期内穿越大陆的体验,斯坦因们有机会用“丝绸之路”来描述一些欧亚大陆早已存在的路径。虽然未能解决那两个有关“丝路”的问题,但他们开创了一种把欧亚大陆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模型。而这是之前人们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展开的全新思路。


这个全新的模型框架,对传统上有关中国(东亚)历史的研究,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在以往研究中,中国古代墓葬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非本地物质产品,各类散布于欧亚大陆上的古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历史上大量异域人士迁移来华的记载,都只能凭借史料讨论其入华之后的景况,很难对其源头综述一二。而今在“丝路”这一框架之下,便能把个中的来龙去脉理得清晰一些。


由此来看刘先生这部作品,就是立于东亚之外,从更高处俯瞰古代中国的一种尝试。比如,他谈到1955年,西安土门村附近发现的唐苏谅马氏墓志。这和《新唐书》等文献所载,阿拉伯帝国攻陷萨珊波斯后,卑路支王子家族流亡中国一事互为鉴证。在讨论“西亚宗教入华”一节时,书中也饶有兴味地讨论了开封犹太人教团的消失,最后融入回族的故事。“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采取锁国政策,开封犹太人与中国境外的犹太人断绝了联系,掌教后继无人,而国内犹太人数量太少,不能形成很多有持续生存力的犹太社团”,遂导致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得以维持不衰”,唯独中国犹太人社区走向消亡的情况。


另外,在谈到“中原与草原文化的结合”时,他指出突厥语民族对中国十二生肖纪年的再创造。这种生肖纪年是建立在十天干、十二地支配对,形成六十甲子周期的基础之上。然后发现“天干数减少一半,与地支相配时在60年内也不会重复”,因为“12与5的最小公倍数也是60”。于是简化了天干-地支纪年方式,“分别以五行的名称金、木、水、火、土代表之”,形成了火羊年、土兔年等独特的“突厥历”形式。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看《蒙古秘史》时遇到的相同的蒙古纪年法,顿觉豁然开朗。


然而,读罢此书,我们会发现,“用‘丝绸之路’的视野来理解古代中国”和“对‘丝绸之路’本身的认识”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无论是了解了卑路支王子或犹太教、聂斯托利教团入华,还是采用了五行和生肖纪年结合的“突厥历”,都只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表征,而非其本身。换句话说,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传播,但对其中的路径和脉络却依然无解。


丝路的两个解答


我们可以省视一下前辈学者留下的学术遗产。首先,从欧亚大陆东部看到丝绸的生产,到大陆西部见证作为奢侈品的丝绸的使用,继而推测这条贯穿欧亚之路的存在。其次,借助这种更整体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古典时代留下的,东亚之外物质、文化产物。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研究“丝路”的两种主要路径。但无论哪一种思路,事实上都未能揭示“丝路”本身的内涵。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第一,我们观察到的往往是物质(丝绸)、文化(宗教)在内的传播,却忽视了这些人类产物背后的载体——人类的迁移。第二,文献记载的,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古今旅行者,比如玄奘、马可波罗、郑和,或者是斯坦因等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丝路”旅客。他们背负宗教、政治,甚至科学使命,唯独没有承担这条路径上最本质的“物质传递”(商业)任务,所以,他们留给我们的有关“丝路”的观察印象——“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欧亚大陆东西方向的“纵贯线”——很可能是片面,且有误导的。


从20世纪初英国作者包罗杰的《阿古柏伯克传》等文献可以观察到,来自东方的货物在抵达喀什地区后,汉族商人就不再继续西行,货物就接着由来自费尔干纳的浩罕商人接手,继续向西传递。这些物品一般取道环绕伊朗高原转运后,再由黑海南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商人贩运至地中海东岸,进入广义的欧洲市场。(这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阿戈尔号”上的希腊英雄们,为何要前往黑海南岸盗取传说中的“金羊毛”了。)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曲线,比如说,不是由中国商人或波斯商人独力完成全部运输任务的商路,而是一条多段首尾衔接路线的总和,沿线各地的人群都参与到了这些物品传递的旅程中来。也就是说,包括刘先生同名作品在内的以往的“丝绸之路”研究,都未能跃出中国本身的视域,看待这条欧亚大陆腹地的大动脉,并揭示其中的运行方式。


如果我们把这种欧亚大陆腹地区域之间的连接关系,用示意图(参见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第312页)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丝绸之路”的脉络:在一个地理区域内,物质传递的矢量方向是固定的。比如,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蒙古高原进入哈萨克草原后,物品传输的路线会沿着里海东岸进入伊朗高原,从伊朗高原南部进入两河平原,最后来到地中海东岸。


那么,我们从中或许就解开了“丝绸之路有多长”的第一问。“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连续的路线,而是许多个“区域流动网络”的集合体。人类在某个区域中(遵循固定轨迹)的活动,带动了包括丝绸在内物质产品的流动;当人们迁移到相邻区域的衔接位置时,人口所携带的文化和物质产品都发生移动,“丝绸”或宗教,就发生了新一轮循环流动,直到下一个衔接位置。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无法计算作为路线的“丝绸之路”的具体长度,但可以根据其中经过的具体区域,统计其经过的范围。


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也就可以顺利解答了。鉴于“丝绸之路”其实是人类迁移的部分结果,而非原因,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后来用于传递丝绸、农作物品种,以及各种文化特征的欧亚腹地的路径,早在文献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乃至“伊阿宋盗取金羊毛”之前数万年即已存在。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人类物质产品在欧亚大陆几大区域中的传递路线,与人类从非洲启程向世界各地迁移的路线其实无二(示意图参见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第321页)。那么,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这些路径从远古人类(甚至不夸张地说,包括其他生物物种)迈出离开非洲的第一步前,便早已存在。换句话说,当代东亚人群的祖先也是沿着这些既有的路线,翻越帕米尔高原等中亚山脊,循循东进的。无论是张骞还是匈奴人,希腊人伊阿宋还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都只是这条路线的追随者,而非路线的发现者。执着于谁是这些通道的最早使用者并无太大意义。


丝路远景


借助刘迎胜先生的作品,我们重新解读了围绕“丝绸之路”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前人在指出这条路径的同时,并没能对其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深入讨论,而更多将其作为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巨大背景资料。那么当我们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到已有的“丝路”研究的成果中,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这个问题的答案。


“丝绸之路”在丝绸尚未发明之前便早已存在,这些路径对欧亚大陆某个具体地理单元中,人群的迁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把刘先生这本以明清时期“欧洲人东来”作为结尾的作品稍稍延伸,我们会发现,19世纪以后,随着海路远洋运输的发达,建立起“欧洲—美洲—东亚”的全球贸易新路线,打破了原先“东亚—中(西)亚—欧洲”的传统路线。伴随着贸易流量下降的,是整个传统“丝路”经济带的停滞化、贫困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原本开放、外向的商路沿线社区陷于保守、衰退,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各种极端主义的消极回应。


那么从更长远来看,通过“一带一路”重新推动古老“丝绸之路”的运转,除了对中国本身的经济价值外,对传统欧亚大陆腹地人群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复兴,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远景。


——节选自《从考古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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