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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 | “文化自觉”的阶梯

作者:方文 主编

来源:社科文献

发布时间 2021-07-19 16:08   浏览量 20

“文化自觉”的阶梯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本土行动、全球情怀”可道其风骨。立足于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历经二十余载,催生了“文化自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社会心理学学者的全球情怀,也从21世纪开始凸显。


(一)“本土行动”的研究路径


所有国别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其“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包括以下两条研究路径。


1.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


以中国文化特异性为中心的研究实践,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援引解释水平的线索,可从个体、人际、群体和群际层面进行概要评论。


在个体层面,受杨国枢(2005)中国人自我研究的激发,张建新、周明洁(2008)以及金盛华(2015)尝试探究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和中国人人格模型;张智勇、王登峰(1997)依循采用中文词汇学路径,构造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模型”,以与西方的“大五模型”相区别;侯玉波等(2006)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以及杨中芳(2009)的“中庸”思维研究,柏阳等(2014)的分析思维——辩证思维,以期揭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特性;杨柳、刘力(2008)有关中国人的健康表征,吕小康、汪新建(2018)以及李强、许丹(2007)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研究,深化了对中国人健康和疾病观念的理解;戴文婷等(2013)的思乡研究、金钱启动研究和控制感研究,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在人际层面,黄光国(2014)基于儒家关系主义探究了“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并激发了赵菊、佐斌(2011)及翟学伟(2016)有关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和里子研究;曹惟纯、叶光辉(2014)的孝道研究,增进了对中国人家庭伦理和日常交往的理解。在群体层面,梁觉、李福荔(2010)的社会通则;张志学等(2014)、孙健敏和陆欣欣(2017)、王辉和常阳(2017)、林姿葶等(2017)、王垒等(2020)有关中国组织行为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尝试探究中国人的群体过程和组织过程。在群际层面,杨宜音、张曙光(2012)的“自己人”和“关系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分类逻辑;沙莲香(2008)有关中国民族性的系列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述研究增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信,但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一,这些研究都预设一种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文化被假定和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位于对应的另一极;第二,这些研究的意趣过分执着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相对静止而凝固的面向,有的甚至隐含汉族中心主义和儒家中心主义倾向;第三,这些研究大多采用的是访谈法或问卷/量表;第四,这些研究相对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对当代中国人心灵的塑造作用。


2.稳态社会路径


稳态社会路径对理论论辩没有丝毫兴趣,但它是大量经验研究的主宰偏好。其问题意识,源于对西方主流学界尤其是北美社会心理学界的追踪、模仿和复制,常常伴随比较中西文化的冲动。在积极意义上,这种问题意识不断刺激国内学者研读和领悟主流学界的进展;但其消极面是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品格,蜕变为北美研究时尚的追随者。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因而其学者问题意识的生长点只能是稳态社会的枝节问题。而偏好稳态社会路径的中国学者所置身的是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和应对策略,在稳态社会与转型社会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可将稳态社会路径的方法论偏好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体主义。活生生的行动者,在研究过程中被人为剔除了其丰富的转型社会的特征,而被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的个体。强调社会关怀的社会心理学,蜕变为“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而其资料收集程序乃是真空中的实验或问卷。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或简化为人为的实验室或田野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由此被彻底放逐。


(二)超越西方“怪异心理学”的全球情怀


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社会心理学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社会实验室。一种以中国社会转型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从21世纪开始焕发生机。其理论抱负不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也不是为西方模型提供中国样本资料,而是要真切地面对中国伟大的变革现实,以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置身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和机制。其直面的问题是本土-本真性的,但系统地萌生国际情怀,力图超越西方的“怪异心理学”(Weird Psychology)(Henrich et al.,2010),后者因其研究样本局限于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背景的富裕社会而饱受诟病。


乐国安等(2013)有关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周晓虹(1998)有关农民群体社会心理变迁、“城市体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高文珺等(2013)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2013,2014,2016,2017)有关群体符号边界、转型心理学和社会分类权的研究,高明华(2013)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赵德雷(2015)有关社会污名的研究,赵蜜(2019)有关政策社会心理学和儿童贫困表征的研究,彭璐珞等(2017)有关文化混搭(Cultural Mixing)的研究,都尝试从不同侧面捕捉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特定群体的塑造过程。这些研究的基本品质在于研究者对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面的高度敏感性,并以之为基础来构造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其中,赵志裕和康萤仪(2011)的文化动态建构论模型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三)群体地图与中国体验等紧迫的研究议题


面对空洞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符号霸权,米尔斯(2017)呼吁社会学学者应以持久的人类困扰和紧迫的社会议题为枢纽,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要滋养和培育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铸就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类似地,必须检讨不同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直面生命持久的心智困扰和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


不同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总是附身于招摇的研究时尚,呈现不同的惑人面目,如认知神经科学的殖民倾向。社会心理学虽历经艰难的理智探索,终于从生理/本能决定论中破茧而出,却持续受到认知神经科学的侵扰。尽管大脑是所有心智活动的物质基础,所有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都有相伴的神经相关物,社会心理学学者对所有的学科进展有持续的开放胸怀,但人类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无法还原为个体大脑的结构或功能。而今天的研究存在神经研究替代甚至凌驾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研究的倾向。又如大数据机构的营销术。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而所有生命活动的印迹,通过计算社会科学,都能被系统挖掘、集成、归类、整合和预测。类似于乔治·奥威尔(2010)所著的《1984》中老大哥的眼神,一幅令人恐怖的数字乌托邦迷思。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不是数字,也无法还原为数字,无论是基于每个生命从出生时起就被永久植入的自由意志,还是自动活动与控制活动的分野。


铸就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必须直面转型的中国社会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


(1)数字时代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演化。方便获取的数字文本、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彻底改变了生命学习和思考的语境。人类的社会认知过程的适应和演化是基本难题之一。“谷歌效应”(the Google Effect)(Sparrow et al.,2011)已经初步揭示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正在败坏长时记忆系统。


(2)“平庸之恶”风险中的众从。无论是米尔格拉姆(Milgram,1974)的权威服从,还是津巴多(Zimbardo,2007)的“路西法效应”;无论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屠犹,还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暴行;无论是当代出现的种族灭绝,还是不绝如缕的恐怖活动,如何滋养和培育超越从众和“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值得探究。它还涉及如何汇聚民智、民情和民意的“顶层设计”。


(3)中国社会的群体地图。如何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人心层面,系统探究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群体构成特征、群体认知方式、情感体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期盼。


(4)中国体验与心态模式。如何系统描绘社会变革语境中中国民众人心秩序或“中国体验”与心态模式的变迁,培育慈爱之心和公民美德,对抗非人化(dehumanization)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趋势,也是紧迫的研究议题之一。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正在理智复兴的征途上,其不懈使命是助益中国民众的心灵福祉和“可持续自由”(森语,Sen,2001)。


——节选自《铸就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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