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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评|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三)

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鸣沙

发布时间 2021-09-10 15:22   浏览量 17




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之三)




      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让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走进大众视野。从1900年到1921年,这位晚清秀才、官宦家庭子弟从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到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再到中共领袖,其觉醒之路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苦苦探索救国之路之过程的一部分。

 

      生于1879年,书生陈独秀、政论家陈独秀、政党领袖陈独秀经历过20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国大大小小的急流险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用34年时间研究陈独秀,成近百万字的陈氏全传。2013年,《陈独秀全传》简体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后一直是常销书。在这个特别的年份里,鸣沙君拟分专题对该书部分章节内容进行缩写,并以连载形式在鸣沙公号推出,以飨有意回望历史的读者。今天推出《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之第三部分。

 

      从1916年到1921 年,陈独秀的名字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绑缚在一起。短短几年间,曾名不见经传的《新青年》擎起伦理革命、文学革命的大旗;《每周评论》因应五四运动前后的时代呼声,对时局发声。在这个过程中,《新青年》从一份“独人杂志”变成了“同人杂志”,陈独秀则从专心启蒙转向评论时政,并在五四运动中迎来他作为思想者、舆论领袖和行动者的高光时刻。


 “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从1916年9月到1917年初,是《新青年》倡导 “伦理革命”的阶段,攻击的矛头是儒家三纲和佛老学说。陈独秀认为,“三纲”之说把人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的奴隶,且人格与国格之间有某种“传导”关系:“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他之所以反对佛老,是因为:

 

       老尚雌退……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为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


       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不可得也!

 

      以后见之明观之,陈独秀将儒释道作为批判的标靶,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人格与国格、人权与国权的“传导”关系,将“启蒙”与“救亡”联系到一起;对释、道“空无”“雌退”的批判中蕴含着进化论的思想;对儒释道的全面批判即是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批判。从当事人的角度,以伦理革命作为最初的发力点实际上是《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思考的延续。


新青年封面1.png

新青年封面


      这一时期,《新青年》的作者是一群19世纪的60后、70后、80后、90后,他们的平均年龄33岁,最年轻的是生于1891年的刘半农,最年长的是生于1865年的吴稚晖。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是杂志的操盘手,各期主要稿件都由他撰写,且写且译且编。尽管其上常有今人看来的振聋发聩之声,但当时的《新青年》堪称一份“独人杂志”,影响不大,用鲁迅的话说,“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文学的改良与革命



       1916年年底,蔡元培以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邀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按照陈独秀密友汪孟邹日记的说法,“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以此为契机,《新青年》进入群星荟萃的“文学革命”时期。


      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安徽人——胡适(生于1891年)和陈独秀成为《新青年》文学革命的双子星。《新青年》也因为提出“文学革命”这一时代议题,从一份没人赞同,也没人反对的杂志,变成引发争议和讨论的思想风向标式刊物。


      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念书的胡适擎起文学革命的大旗,颇具戏剧性。


      作为一名庚款留学生,胡适每月应得的费用由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钟文鳌发放。钟习惯在给留学生发支票时夹带传单,宣传“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如此等等。胡适当时年少气盛,写信斥责钟文鳌: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问题。信发出后又自觉鲁莽,反思自己是否有资格谈论相关问题。


       恰逢在美的中国同学会成立“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便与赵元任着手研究起“中国文字的问题”。他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提出古文是半死的语言,白话文是活文字的观点。在赠予几位好友的白话诗中,又大谈“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但这样的主张遭到其周围好友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等人几乎一致的反对。


        胡适不为所动,又写出《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此文强调两个观点:文学革命自古有之,从三百篇变为骚,又变为五七言格式,赋变为骈文,古诗变为律诗,诗变为词,词变为曲,变为剧本……针对梅光迪反对白话文和“俚俗文学”的尖锐批评,胡适提出“第一流之文学,皆以俚语为之”。此文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总目标是创造一种“言文一致之语言”。


       胡适的观点并不为身边朋友所接受,在与友人的辩论中,他的观点日渐清晰、日渐犀利,先后提出“吾国文学三大病”和文学革命的“八事”。“三大病”为:无病呻吟、模仿古人、言之无物,“八事”为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究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言之有物。
      

      这些旗帜鲜明的观点得到陈独秀的激赏,称其为“中国文界之雷音”。不过,两位安徽人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还是稍有不同。胡适虽在给友人信中使用了“文学革命”的字眼,但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在此后一期《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并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鲜明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宣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之倡导文学革命是因其相信“旧文学,旧政治,旧理论本是一家眷属”。
       

    文学革命开创了《新青年》的“同人杂志”时期,作者队伍大为扩充。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年底,“文学革命”成为《新青年》上的重要议题之一,与此有关的重要文章、通信多达50多篇。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办刊之初,陈独秀则提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皆枝节问题”。但时局容不得他一心做启蒙青年的工作。民国肇造,但时代的氛围还相当沉闷。清王朝被推翻6年后,北京神武门内宣统的小朝廷每天上朝,还有专车从玉泉山给皇上拉水。在景山前街,陈独秀经常看到带着红顶帽的旧臣上朝及黄车滚滚的街景。1917年7月,张勋与段祺瑞上演“马厂誓师”和反复辟的双簧戏,北京城一会儿挂龙旗,一会儿挂五色旗,人心惶惶中,不少人怀念清朝一统时的安定生活。见此情景,陈独秀和《新青年》同人议论,一定要写反复辟的文章,讲清批孔与反复辟的关系,改变“不谈政治”的定位。


      在欧战结束前的1918年7月,陈独秀已敏锐意识到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将有大变,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他提出:“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

 

      11月14日到16日,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北京各大学放假三天,在天安门外举行演讲大会。28日到30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演讲。蔡讲《劳工神圣》,李讲《庶民的胜利》,两人似已朦胧意识到,将来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时期,陈独秀写下《克林德碑》,检讨义和团用迷信和愚昧方法反对八国联军入侵。

 

       欧战结束后的放假庆祝和演讲,“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胜利”“劳工神圣”思潮的流行,极大地调动起国人爱国救国的热情。当时报载:北京“商民闻此佳信,笑逐颜开,鼓掌欢舞,遂纷纷高揭国旗,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辉煌耀目,全城街市,顿呈一种兴高采烈之景况”。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青年学生反应尤为强烈。

 

       住在天安门附近箭杆胡同里的陈独秀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股爱国热情,认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要有另一个刊物更有力地推动形势的发展,《每周评论》应运而生。其《发刊词》开宗明义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提出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每周评论》在创刊伊始,就把言论的主题锁定在当时全国瞩目的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


每周评论.jpg

每周评论第一号(1918)



      1919年2月9日,巴黎和会表现出欺侮中国和弱小国家的态势,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揭开假面》等文,斥责和会“由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利”。《每周评论》声援学生给和会中国代表拍电报的行动,揭露日本的“二十一条”,点名批评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5月4日当天,《每周评论》刊发了陈独秀撰写的《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文章写道:“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针对当局对爱国学生的镇压行为,陈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曰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曰不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鼓励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曰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青年学生应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刊出此文的第二天,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请胡适译为英文,自己则携带中英双语的传单,数次到闹市区散发,并因此被捕。消息传出,声援者甚众。


       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派出的“南北议和”代表时说,“陈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文,借一位读者之口发出“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的呼声。
李达则向陈独秀表达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
       

      毛泽东则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微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
       

        甚至一些陈独秀的论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在陈被捕后也纷纷表示声援。桐城派文人马通伯、姚永概等称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安徽省长吕调元特意致电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于过激派无涉。”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论敌刘师培也在呈文中强调陈独秀“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
  

       以上种种言论足以说明,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陈独秀的声名之盛。


                                    (本文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石岩据《陈独秀全传》136-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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