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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新书速递|左玉河主编《黄敏兰史学文集》出版

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鸣沙

发布时间 2021-09-13 10:40   浏览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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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兰史学文集》

左玉河 主编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定价:¥168



内容简介


       本书为黄敏兰所发表的部分文章的汇编,分为史学理论、比较史学、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古代官吏腐败研究、中国古代制度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梁启超研究、生活史等八个部分,所涉领域广泛,内容丰富,体现了黄敏兰同志的学术特点与治学精华。


目 录

史学理论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学界关于民主、专制及传统文化的讨论——兼及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比较史学
中西封建社会结构比较研究

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非封建性制度
从“家天下论”看中国皇帝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兼与西方赋税理论的比较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中国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驳潘顺利“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说
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
从四种“封建”概念的演变看三种“封建社会”的形成
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封建”:旧话重提,意义何在?——对“封建”名实之争的理论探讨
中国人误解和滥用“封建”的根源

中国古代官吏腐败研究
试论中国古代官吏腐败的原因
论中国古代官吏腐败与制度的关系
论中国古代官吏腐败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兼与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规律比较
中国古代官僚的三种分配
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

中国古代制度研究
论中国古代故事现象的产生
论中国古代故事制度的不成文法特征和功能
中国古代中央权力集团的组织及其功能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梁启超研究
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新史学》的政治实践意义

生活史
我所亲历的陕北农村生活



编者的话


 

      黄敏兰同志1953年3月出生于北京。1968年12月至1971年11月,作为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宜川县新市河公社插队。1971年12月至1978年2月,在陕西省宜川县妇联任干事。1978年2月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黄敏兰同志勤奋刻苦,不断丰富有关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知识,关注史学动态和最新成果,积极参与全国及省内的学术活动,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史学论文,受到学界关注。1991年7月,黄敏兰同志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12月被评聘为研究员。2013年3月退休后,以体弱多病之躯,仍潜心于学术研究。2016年3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黄敏兰同志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成果丰硕。她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善于敏锐把握西方史学理论的前沿问题,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史学。她注重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擅长分析史学与政治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故其著述从取径方法上别具一格。黄敏兰同志所著《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以历史观为切入点,系统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对中国政治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论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以此为参照,考察民生史观、生命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产生的背景,揭示现代知识分子以不同历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中国政治的深层动机。该书视角新颖,多有独到见解。她的另一部专著《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将政治与学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中国“新史学”奠基者梁启超的思想做深入探讨,系统梳理梁氏从政治向学术过渡的过程,揭示其早期提出“新史学”的政治意义。该书不仅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新,而且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世纪之交,为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成就,黄敏兰同志撰写了《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从学科体系角度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分学派、史学研究与编纂、专题讨论与研究、史学理论等四大部分,既有纵向联系,也有横向比较,比较细致地勾画了百年来中国史学演进的轮廓。


      黄敏兰史学文集随着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日趋专门化、细密化、分散化,公共学术话题似乎越来越少。但史学理论研究的公共性,仍然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把握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黄敏兰同志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可贵的理论探索勇气,对于那些历史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敢于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其论文《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一文尖锐地指出:国内某些学者移植西方“后殖民”理论时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以致违背了历史学“论从史出”的原则和史学“求真”的宗旨。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该文条分缕析,冶思辨考订于一炉,内容涉及中西思想史、政治史、法制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对深化中国历史的认识并推进史学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因该问题牵涉到中国革命的现实政治问题,故是否坚持封建论被某些学者视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黄敏兰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后,反复强调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并撰文提出“超越定性和命名,从史实出发认识封建社会”的主张,着力阐发中西封建社会的差异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其讨论该问题的具体观点或许仍有商榷的余地,但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因予人以启迪而值得充分肯定。


       探讨史学理论问题,需要对国内外史学潮流进行敏锐感知与准确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大量引进国外理论方法,其中法国年鉴学派备受中国学界的重视和推崇。黄敏兰同志较早注意到法国学者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对年鉴学派进行的批评,撰写了书评《解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神话》,将西方学界反思年鉴学派和“新史学”思潮的新动向,及时向中国学界介绍,引起国内史学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对于纠正中国学界一度流行的盲目追随西方史学理论的偏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研究绝不仅仅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学问,历史学家应该承担传播正确历史观和准确知识的社会责任。清史专家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对中国专制帝王多有过分美化拔高的倾向。黄敏兰同志撰写《大清皇帝的“历史功绩”是谁家之功绩》一文,对其无原则地歌颂专制帝王、无根据地扬清抑明,以及宣扬陈旧的天命观等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敏兰同志向来主张,学术批评对于匡正学风不可或缺,学术争鸣能促进学术繁荣发展。由于某些理论问题属于公共话题,就需要处理好公共立场和个人立场的关系。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和不同学派,要给予充分理解和尊重;个人的意见既要尽量表达,也要有一定的分寸。在她看来,学术争鸣应该超越个人利害,以维护历史学的健康发展为目的,而不能沦为意气之争。黄敏兰同志撰文与中国学界不少学者展开过商榷争论,有些文章还颇具锋芒,批评也很尖锐,但其所争皆为学术问题本身,而绝不涉及个人之间的恩怨。可以肯定地说,在她的学术生涯中有不少学术论争对手,却并无一个涉及个人恩怨的私敌。这正是当代中国史学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和史学评论。


       黄敏兰同志思想活跃而有锋芒,文字虎虎有生气。但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文章,是她在长年罹患多种严重疾病的状态下,不断与病魔进行顽强斗争,用瑟瑟发抖的手一笔一画撰写的。她所留下的50余万字的论文,是其长期思想淬炼的结晶,浸透了她的毕生心血,体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倔强不屈的精神品格。这样一位超然无求而命运多舛的优秀学者,孜孜耕耘于学术园地,从不抱怨气馁;青灯孤影,病魔缠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思考和写作,直到走向生命的终点。

       黄敏兰同志因病逝世后,其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与文化史研究室诸位同仁,感到格外悲痛。大家钦佩黄敏兰同志为学之执着和性格之坚韧,遂决定整理出版她的论文集,并立志继承其未竟之史学理论事业。这个倡议立即得到近代史研究所领导班子的鼓励支持和必要的经费资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该文集的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201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文化史研究室整建制划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但黄敏兰同志文集整理出版工作并未受到影响。左玉河、赵庆云、张德明等同志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有序推进,认真编辑校对文稿。该文集分为史学理论、比较史学、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古代官吏腐败研究、中国古代制度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梁启超研究、生活史等八个部分,所涉领域广泛,内容丰富,体现了黄敏兰同志的学术特点与治学精华。这些特点,在目前重实证而轻理论的学术氛围中弥显可贵。

        人生苦短。学者之幸运或许在于,其生命凝聚在文字之中,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长存。黄敏兰同志这部文集沉甸甸的分量,需要人们深长体会。在黄敏兰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们出版这部文集,以表达学界同仁对她的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思。这大概也是对黄敏兰同志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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