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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评| 试论清代科举落第士子的出路:以儒医为例

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人文万象

发布时间 2021-09-23 11:05   浏览量 223



试论清代科举落第士子的出路:以儒医为例

 


摘要

 

    细观近些年来学界关于儒医的研究,成果虽越来越多,但大多集中在儒医的从业标准、条件、身份、医德以及基层医政机构、太医院管理等方面,而对科举落第习医、业医的士子之关注度则明显不高。清代,落第士子者中,除少数人能获得朝廷的安抚和安置外,绝大多人必须回归基层社会,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养家糊口。因此,业医便是落第士子谋生的一条出路。本文拟从清科举这一大背景入手,以落第后转而习医、业医的士子即儒医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时代命运、人生历程、生存状况等展开研究,以图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科举社会的全面认识。

 

    在开启正文之前,笔者有必要对本文中“儒医”做一界定。在中国古代,攻读儒学经典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必修功课。因此,“儒医”,广义而言,指的是“儒而知医”的群体,即涉足医学领域,学习医学,整理经方,探求中医之理,熟谙养生之道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中的部分人,有的世代业医且医术高超、德行高尚,有的入职官方医疗机构,等等。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医不过是他们的一种身份符号,能使他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多种身份认同,因为他们是科举时代的成功者,已经跻身于上层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医者的身份或对医学的兴趣爱好只是增色的工具而已。狭义而言,“儒医”则专指那些在科举道路上屡试不售,转而习医、业医的人。本文研究的“儒医”是狭义的“儒医”。就这一部分士人,最初也和其他士人一样,以科举功名为人生目标,然而在科考路上,他们没有能够顺心如意,落第之后转而习医、业医。这一部分人中,有些人在除医学之外还另有造诣,业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也是他们养家糊口方式之一而已。他们中有的人在行医的同时,仍旧会参加科举考试,心里始终放不下功名;有的终生不再留恋功名,绝意名禄,专注于医学领域。这部分落第后专注于医学的人中,有人因有较高天赋、家学传统,获得一项务实的本领,救死扶伤,终在科举之外开辟一方天地,成一代名医。但大多数落第儒医,在正史中罕见记录,籍籍无名,我们只能从清代的笔记、文集、地方志、墓志铭、医案等史料中去找寻他们的点滴事迹。回看这些科举时代的落第者,成为儒医,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中找寻到的一条新出路,并以此为生,以此利生。我们知道,有清一代,统治者为科举落第士子制定了详细而完善的安抚、安置政策,但无论安抚、恩赏,还是举人大挑、明通榜、中正榜、挑誊录等安置措施,竞争都是很激烈的,机会总是有限的,出路总是狭窄的。对古代读书人来说,业医,可以济人而善身,就成为摆在科举落第者面前的一条出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即所谓“达则愿为宰相,穷则愿为良医,以济人利物之功一也”[1]。

 

    从文献中可知,清代落第业医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才华横溢的书画家、收藏家、文献学家、经学家等身份兼业医的人,这类代表人物有王学浩、陆烜、吴春照、何王模和郑斌。另一类则是因医学成名成家,对传统医学有较大贡献的人,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有同仁堂的开创人之一乐凤鸣,以及李用粹、沈又彭、周扬俊、沈金鳌、陆懋修等。

  

 

    先看第一类儒医,他们的特点是才华横溢,且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清乾隆时期的举人王学浩(1754~1832),字孟养,号椒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候选教谕,但“累赴春官不第”,即多次参加会试都无缘得中进士。王学浩性情“恬澹旷适,绝意干禄”[2],之后他放弃科考,在其他领域却很有取得成就,尤其在绘画方面造诣颇高。他幼年时曾向昆山画家李豫德学习绘画,“而豫德为王原祁外孙,得南宗之传”,所以他在山水画方面宗王原祁。在绘画花卉方面,则效法徐熙。他的写生,赋色极淡,“得元人苍古之趣,书与诗俱善”。王学浩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如《墨山水轴纸本》《仿梅花墨法》等。[3]至道光之季,他被“画苑推为尊宿”[4]。后世评价其“运笔得元四家骨髓”[5]。他的书法作品,出入虞、褚间,篆、隶书尤其挺秀,造诣很高,《国朝书人辑略》称其:“今话于书,无不工篆隶古劲,直接秦汉而不自谓能真书,从欧入褚,晚探二王之秘;行书更得瘗鹤铭笔意,坚苍浑厚,自成一家。”[6]《历代画史汇传》评价他:“山水结体,精微有大痴气,笔力苍古近今,吴松当为第一,诗与书法俱善”[7]。同时,他还喜好收藏书画金石碑版等,后又获褚河南《双钩晋帖》及《鹅群帖》真迹,专门葺屋贮之,曰:“弃晋庋唐阁。”[8]他在书画界的影响很大,“近吴中画学,咸推蕉畦为第一云”[9]。直至今日,王学浩在绘画艺术领域影响依然有较大的影响。王学浩著作颇多,有《毛诗说》二卷、《灯窗杂记并鸥陂渔话》、《易画轩诗录》八卷、《山南屋画论》[10]及《山南论画》一卷等。[11]其中《山南论画》,后世称之为“立论精当趋向最高”[12]。作为地方士绅,王学浩还以其才学渊博、办事干练沉稳,深得地方官欣赏。侍郎周兴岱在粤东视学,王学浩为其幕僚,“襄校公明,誉满粤中”。他还热心邑中公益事业,考虑到县志历久未修,担心其中文献散佚,王学浩和邑人吴映奎、邱以墱、张宗城等一起纂修(道光)《昆新两县志》[13],“搜罗广博,体例谨严,为近时县志所仅见”[14]。

 

    王学浩在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学有专长,在地方上热心参与修志工作,为保护、传承地方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受儒家文化的滋养,王学浩特别孝顺父母,以嘉言善行表率乡里。不仅如此,他还通医学,治病救人,在乡里也算是个有些名气的医者。


    陆烜(1761~?),字子章,号梅谷,自号巢云子,浙江平湖人。自幼好学,弱冠即考取生员,然一赴乡试不售,即放弃科举之路。他工于诗画,锐意著述,藏书甚富。家有“奇晋斋”,藏书、画、琴、棋。通岐黄家言,不仅业医,且以医自给。他一生著述甚多,《清史稿·艺文志》的谱录类植物、动物之属中,有陆烜的一部医药学方面的作品《人葠谱》一卷。[15]作为书画家,陆烜的画笔超洁,且工诗,著有《梅谷集》。[16]而他的《陇头刍语》[17]一卷,则是札记类文集,前论理学,中论诗文,末论书画,不专一家之言,独有己见。

  

    根据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我们从子部、集部和丛书部统计出了陆烜著作有九部,堪称著述丰富。子部类:《梅谷偶笔》一卷,乾隆刻本。集部类:《梅谷文稿》一卷,《梅谷续稿》三卷,《耕余小稿》一卷,《梅谷行卷》一卷,《梦影词》三卷,《二蚕词》一卷。丛书部:《奇晋斋丛书十六种》十九卷,乾隆三十四年平湖陆氏刻本,民国元年冰雪山房影印陆氏刻本;《梅谷十种书》十八卷,乾隆中平湖陆氏刻本。


    吴春照(1783~1837),字子撰,号迟卿,浙江海宁人。为人萧疏淡荡,颇有口碑。然不得志于场屋,一生只为生员,遂寄情于绘画、操琴、布算、揲蓍之学,兼通岐黄家言,尤深于小学。[18]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学者吴骞,在其日记中对颇爱藏书的吴春照有这样的记述:“濡染家学,校雠极精审。”[19]吴春照留下了不少著作,如《字说》[20]《两汉书校勘记》[21],尤其他在医学领域,他也留下了一部著作《痧胀辨证》[22],令人刮目相看。

 

    何王模(1774~1837),字铁山,号萍香,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祖居江苏奉贤庄行镇,后徙居青浦北簳山,遂为青浦人。世医何炫第四子。早年为嘉兴府学生员,两次参加乡试均落第,未能中举,年未三十放弃举业转而攻他业。他不仅工诗,尤其善医,远近闻名,虽“不欲以方技名家,而就医者踵至,视之如仙,故医名与父相埒”[23]。这与其家学不无关系。著有诗文集《倚南轩集》《萍香诗钞》《过珠溪忆王述庵》[24],另有医书《寿世编》。其子孙俱继承家学,精于医术。尤其是其孙何世仁,不仅工书画篆刻,“尤精于医,所治辄应手愈”,以此医名远播,“有《簳山草堂集》《福泉山房医案》《治病要言》等”[25]。

  

    郑斌(1720~1774),字德纯,号雪渔,江苏苏州府长洲周庄镇人。他的父亲郑言就是医生,且在妇科领域家学渊源。郑斌自幼习儒,后来补长洲县学廪膳生,岁试辄冠,为历届学官所激赏。此时,幸运之神止住了脚步,他五应乡试皆不举,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十五岁时,才成恩贡生。然而,是年辞世,士林皆为之叹息不已!郑斌在屡次落第之后,继承家学祖业,尤精妇科,名重于时。同时,他还工书画,在艺术领域颇有造诣,书宗欧阳询,瘦劲端整;“山水师香光(即董其昌),尤擅《洛神》”[26],得之者珍若拱璧[27]。他还著有诗集《雪渔高士集》一书。

 

    透过以上几位医家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除了在医学领域有一定成就之外,在经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有着更为突出的成果,医生只是其中一个身份而已。他们经历了科场失败的痛苦之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归宿。


 

    第二类儒医,他们的特点是科举考试屡次碰壁之后,完全投身于医学,并在医学领域有一些突破和创新,不仅在当时有着不小的社会影响,而且对今天的中医临床大夫也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乐凤鸣,同仁堂创始人之一,自幼习举业,后因乡试落第,遂决心继承先志而习医。乐家祖上几代为铃医,即走方郎中,于明朝永乐年间从宁波迁居到北京。到其父乐显扬时,凭借祖传几代积累的医学药理知识,当上了清朝太医院的吏目,已入御医之列,同时收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及家传秘方,于康熙八年(1669)始创同仁堂药房。乐显扬的第三子即乐凤鸣,自幼习举业,后因乡试落第,遂决心继承先志而习医。康熙四十一年(1702),乐凤鸣正式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影响力逐渐扩大。康熙四十五年(1706)他完成《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明确提出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此训条至今仍被同仁堂后代子孙恪守。乐凤鸣还辑成《同仁堂药目》[28]一册,迅速传播全国,同仁堂声誉大振,以至雍正初期清宫御药房用药亦必指令到同仁堂拣选。由此奠定了同仁堂上百年的基业,老字号名不虚传。

 

    李用粹,字修之,号惺庵,生卒年不详,大致是清顺康之际人。清代著名医家,祖籍浙江鄞县(今鄞州区),即今天浙江宁波人。幼年时随父亲李赞化徙居上海。他的父亲原本工医,明崇祯时,赐中书舍人。李用粹幼习举业,才识明敏,无书不读。然而,三赴考场不中,遂幡然改计曰:“不为良相,当作良医。”此后从父习医,尽得家传,且能够活学活用,“因心变化,独臻神妙”[29]。与同时代的海派徐子瞻、刘道深、沈元裕一起并称“上海四大名医”。他还得到时任松江府同知的西秦人田元恺[30]之赞叹:“有修之李君者,年富而学博,养邃而识纯。其决病也,如洞垣之照;其投剂也,若大还之丹。无论沉疴怪病,卒能返本回真,仁风翔洽,遐声称久矣。”[31]李用粹业医五十余年,救治病人无数,著有《证治汇补》《旧德堂医案》等,成一家之言。江南巡抚商丘人宋荦更是欣赏李用粹之才,曾延请他至幕府,“将行,书擘窠五字赠之”,曰:“行贤宰相事。”[32]他对李用粹的赞赏与信任可见一斑。其后世子孙亦继承医术,李用粹之孙李楷(字献葵),李楷之子李廷璧(字环英),“切脉极审慎,乾隆丙子大疫,治多效”[33],即乾隆丙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南大疫,民情大困,在此期间,李氏子孙利用自身医术对民众多有救助。

 

    李用粹所著的《证治汇补》,自成书以来,多次翻刻,广泛流传。书中首述《灵枢》《素问》,“下注诸书,冠以提要,附以己见,尤详于辨证审治,以脉法为投治之本,后世重之”[34]。“审其异同,穷其辩论,深得奥秘,擅内、妇科诸证,精于诊脉、用方”,尤其“对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脉象、治则、用药等均有详细的论述和自身临床体悟的阐述,是中医临床学习的实用性古籍”。[35]《证治汇补》包含内容实用而广泛,论述病症80余种,“汇合群书,采其至言,摘其要句,故节目多而不繁,法则备而不简”[36]。清初名士、曾任康熙皇帝起居注官的徐秉义,即“一门三鼎甲”的“昆山三徐”[37]之一,他曾盛赞李用粹及这部作品:“上海李惺庵先生,才识明敏,以其余学,傍究医学,息脉处方,有验精良,博采轩岐以来诸书,条贯辨析,标奇举要,集为一编,命之曰《证治汇补》……兹书十事之中,始于病因,终于方剂,临症施治,了然于心目,又何患其微且变乎。甚矣!惺庵之施博而功大也。”[38]直至今天,李用粹的《证治汇补》仍是医学著作中一部重要的作品,正如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徐超琼、杨奕望的论述:“倘若把流动的江南置于广义的范围,《证治汇补》所引著述更为宽泛,还包括许叔微、陈无择……众多宋明时期的江、浙、赣、皖名医大家。李用粹可谓传承江南医学之灵秀。”[39]毫无疑问,从科场失意中走出来的李用粹,不愧为清代独具江南特色的一代名医。

 

    沈又彭,字尧峰,浙江嘉善人。幼年学习举业,同时也喜好占星、聚水之术,而尤粹于医。“年三十以国子生三踬浙闱,遂闭关十年而技成”。三次乡试他都名落孙山,失望之极,转而全身心于医学,每每治疗辄有效。而他有着高尚的人品,行医“不计利,不居功”。在方志中有一则生动故事,记述沈又彭高尚的医德,深为邑人赞誉:

 

    邻人子濒危,悯其母老无继,会维扬盐贾以多金聘,乃恻然曰:“富者不得我,聘他医可活也。此子非我不活,忍以贪利而令人死且绝乎?”卒不应聘,而邻人子赖以生。[40]

 

    沈又彭是一名比较全面的医家,尤其是妇科领域,确有专长。他著述丰富,迄今为止,为大家所熟知医经有《读伤寒论》《读女科》《读治哮症》《读治杂病》,其中尤以《读女科》即《沈氏女科辑要》对后世医家影响最大。沈氏读前人经典往往能够“发前人所未发”[41]。近年来,关于沈又彭医书著作又有新的发现,据上海中医文献馆的杨杏林的介绍,沈又彭的《玄机活法》是新近发现一部著作。杨氏将《沈氏女科辑要》与《玄机活法》做了详细比照,发现两部作品在撰写体例上颇为相似,“均是先释《内经》、《伤寒杂病论》及各家之说,并论病机,再述治法,后附医案和方药”,而且此书的发现丰富了沈氏的医学著作,对于后人认识、学习沈氏医学思想、脉络有不小帮助,“如果说《女科辑要》是沈又彭关于妇科的专著,那么《玄机活法》则是沈氏在内科方面的一部殚心之作”。[42]

 

    道光年间,王文镕将沈又彭及其同乡俞震两人医案合编而成的一部医案医话类中医著作《沈俞医案合抄》,“全书载医案191则,其中俞震106则,沈又彭85则”[43]。

 

    周扬俊,字禹载,江苏吴县(今吴中区)人。少习举业,顺治三年丙戌(1646)副贡之后屡试不售。年近四十,遂弃儒习医。“揣摩岐黄术十余年,面后成”[44]。他善治伤寒,集方中行、喻嘉言两先生的注释,并参以己见。“及悬壶问世,诊未病者,能预决其死;将就木者,能起其生,知名于时”。康熙十年(1671)来到京师,为漕运总督林起龙所器重,赞之曰:“不谓今日业医尚有溯河源,探星宿,务欲展尽底理,不为时论摇夺如子者乎!”[45]于是声名鹊起。

  

    周扬俊著有《温热暑疫全书》四卷、《伤寒论三注》十六卷、《金匮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十药神书注》一卷。他还辑注了《温病方论》四卷[46]。其中,完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的《温热暑疫全书》四卷,分别从温病、热病、暑病、疫病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江南地区温热暑疫发病的时间持续较长,而一些医家难以辨析温病与伤寒,这对人们造成较大的威胁,因此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创作此书的初衷:“医之道难矣哉!凡病伤寒最重,温热尤烈,伤寒仅在一时,温热暑疫,每发三季,为时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类,疗治不得当也。则温热暑疫,皆热证也。燎原之下,竟乏清凉一滴。”[47]即便今天的中医临床大夫,对周扬俊此书中独具创新的见解依然非常感佩,比如,“沿用以‘疫’对疫病命名,认为‘尸气’在疫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提出疫病的致病特点在于‘三焦混淆,内外无间,不分表里,直行中道’,并强调‘凡疫邪贵乎早下’的驱邪观点,对疫病的防治尤为重视”[48]。此外,他还在《温热暑疫全书》中提出了“常暑、动暑、静暑”[49]等症。现代医生对他提出的“静暑”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进行归纳总结,与现代人常见的“空调病”进行对照研究,提醒、警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因不同的生活方式会生出的全新病种。由此反观古代医家的高论,实在值得我们今人反思。[50]周氏另一部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伤寒论三注》,这里周氏接受前代个别医家持有的错简之说,再结合自己临床的实际经验,“以体现辨证论治为主要目的,进行纠偏补漏”[51],他这种方式既不掠人之美,又有画龙点睛之作用。可见,周扬俊治疗温病的学术思想和临床成就,为后世温病辨证论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于今天预防传染性和流行性疾病的诊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沈金鳌(1717~1776)字芊绿,号汲门,又号再平,晚号尊生老人。江苏无锡人。廪贡生,早年习儒,博通经史,兼工诗文。年近四十,屡试不售,叹曰:“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余将以技济人也。”[52]遂转而学医,一生研习《黄帝内经》之《素问》《灵枢》等经典,结合临床治疗,屡屡见效。沈氏一生医学著作不少,有《伤寒论纲目》十六卷,《杂病源流》三十卷,《妇科玉尺》六卷,《幼科释谜》六卷,《要药分解》六卷,[53]《沈氏尊生书》九十二卷[54],等等。沈金鳌作为古代医家,他研究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男科、妇科、儿科均有研究与实践,用方灵活多变,如其《杂病源流》中就对咳嗽治疗有着独到的见解,对汗证、消渴、头痛等疾病则多有精彩辨治,沈氏《妇科玉尺》中对妇科带下病的辨析方法及用药选方,对于今天的中医大夫依然具有指导意义,给他们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及用药参考。

  

    陆懋修(1818~1886),字九芝,江苏元和人,[55]贡生。少攻举子业,因七试省闱不售。绝望之余,陆懋修将全部心力集中于医学,研精覃思三十余年,以儒医名世。他一生著述甚多,有《世补斋医书六种》三十三卷,包括《世补斋文集》《不谢方》《伤寒论阳明病释》《内经运气病释》《内经运气表》《内经难字》等内容,及《世补斋医书后集四种》二十五卷,[56]且重订及校正《傅青主女科》和《岭上白云集》。[57]陆懋修精研《黄帝内经·素问》《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晚清的江南,温病学说盛行,尤其以叶桂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几乎垄断整个医学界,陆懋修敢于提出怀疑并阐述自己的见解,他说:“桂医案出门弟子,不尽可信。”尤其是当时的医家大多不能区分伤寒与温病的差异,往往将瘟疫与温病混为一谈,“瘟疫有寒、温之分,与温病不同,医者多混称”[58]。这导致判断不清病人的状况,对治疗不利。陆懋修针对此医学领域的时弊,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仅指出瘟疫与温病之不同,而且还提出“以温清二法分治寒温二疫”[59],且尤其重视运用五运六气来指导疫病的诊辨及具体用药。这一点对于后世医家起到不少警示和帮助作用,在医疗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他是一位晚清优秀的儒医。

 

 

    限于文章体裁的限制,文中选取的儒医,不可能展现出清代落第而业医人士的全貌,只能选取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少数个案为例,以管窥豹。然而巧的是,我们选取的上述10余位医家,他们的籍贯全部集中在江苏、浙江等江南地区,看似是偶然性现象,其实偶然性的背后有其必然性。明清时代的江南,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庶,文化教育的普及与兴盛,使得人们对自身身体也日益重视,基层社会对医生的需求和尊重也有加无已。这些都为产生大量优秀医家奠定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

 

    自古至今,江南“负海枕江,水环山拱,自成一都会”[60],是一个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地方,所谓“吴地膏沃,百物阜成”[61]“土膏沃饶,风俗淳秀”这样的描述不绝于史。江南不仅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而且“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民生其间,多秀而敏”。[62]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庶,自然重视读书明理,“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63],“以至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64]。“学医必读书”,以此,江南地区能够产生为数众多的医家,与当地富庶的经济、发达的文化教育密不可分。

 

    经济繁荣、文教兴盛的江南,科举考试自然是读书人的首选。江苏、浙江作为明清时代的科举大省,实至名归。江南历来人才辈出,科考竞争相当激烈,落第者自然就多。对于科举落第者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富饶的江南地区,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艺术行业,以供他们选择,“吴为东南一都会,挟艺术以游扬兹郡者不少”,这“艺术”中间就数“医其尤也”[65]。无论从社会角度、经济角度,还是从人文角度,大量落第儒医出现在清代的江南社会,都有着天然的合理性。

 

    对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来说,读书之辛苦自不待言,但科举考试的吸引力始终强烈。“科举为所有希望做官的人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机会,而面对这样一个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只要有一线希望的人谁又会放弃它呢?”[66]如果能幸运考中,从此进阶统治阶层,享有政治、经济特权,获取功名利禄自是不远的。这也正是我们上面记述的这些落第者一次次不放弃科考的原因。纵观他们的一生,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幼年时无一不以“儒”为业,无一不以读书入仕为人生目标,不断地参加科举考试,不断地经受挫折失败,有的经历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乃至数次落第打击之后,在经历沮丧、难过、痛苦、失望、绝望之后,他们深知科举考试的残酷性,深知并非所有读书人都能入仕之理。作为一家之主,他们得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除了科举入仕之外,何以为生,何以为业?他们必须重新思考、规划人生,出于家学传统或兴趣爱好,由儒转医,选择了这样一个“为其事必有其功,独医乎哉”[67]的神圣职业,并且在医学领域,发挥所长,绽放耀眼夺目的光彩,其中有的还在文史、艺术领域,取得不菲的成绩。科场中或许是少了几位有才华的进士,但社会上却多了几位良医。他们那跌宕而别样的人生,拓展了我们对古代科举社会的多样而复杂面相的认知和理解,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良相”之功,不容小觑。

 

    通过对清代落第士子从医这条出路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古代科举社会的不同层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将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透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和灵动的人生轨迹,认识制度及制度在基层民间社会的执行状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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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琉球历史交往的特设机构 伍媛媛


清乾嘉道时期广西土司地区土民的日常生活

——以40件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陈季君 贺益

 

读史札记


《清史稿·土司传》中的鄂尔泰奏折考辨 郗玉松

 

史家与史评


清代道教史相关专题研究综述 汪桂平 马杰 高翔 罗巧芸


从细节中理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之路

——读《西医来华十记》 王士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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