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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译后记|毛明超《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

发布时间 2021-09-28 11:16   浏览量 220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传记。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于涅卡河畔的德国小城马尔巴赫。他自幼天资聪颖,口才过人,14岁时进入符腾堡公国军校“卡尔学校”,学习法学与医学。但年少的席勒却已显露出对自由的渴望,厌恶学院内刻板生硬的规章,更厌恶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独断,不止一次地想象有一天能够逃离这一切。

 

    彼时的德国正是“狂飙突进”文学崭露头角之时。1774年,青年歌德匿名发表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石激起千层浪,霎时间,一股青年运动的风潮席卷德国,誓要与束缚天性、扼杀自由的等级制度与封建礼法一刀两断。年轻的席勒也深受触动,在心中悄然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他一边学习,一边偷偷创作诗歌与戏剧。正是在“卡尔学校”的压抑氛围中,席勒写就了他的处女作《强盗》,并于1781年匿名自费出版。这部剧讲述了贵族青年卡尔·封·莫尔被人陷害、落草为寇,从而与整个旧秩序为敌的故事。席勒借卡尔之口挑战他那个“软弱无力的阉人世纪”,因为只有自由方能培育出“伟岸宏大异乎寻常的人才”。毫无疑问,卡尔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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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席勒还需忍耐:公爵和军校禁止他从事文学创作。但创作的笔既已拾起,就无法再屈从于强力。席勒知道,他该走了。1782年9月,他与同伴逃离了符腾堡,同时继续写作,接连完成了“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1783),以及“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在后一部剧中,席勒借贵族青年费迪南与市民少女路易丝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批判了一个荒淫无度、寡廉鲜耻的宫廷社会。他为戏剧赋予了极高的使命,将之视为坚守正义的“道德机关”:“世俗的法律力所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而舞台的效果将“比道德和法律更为深刻持久”。

 

    只是这座道德机关暂时还无法保证席勒的生计。就在他因为沉重的债务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封寄自莱比锡的信让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未见过信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科尔纳,但信中洋溢的真挚、崇敬与认可还是让席勒于1785年踏上了前往萨克森的旅途。与科尔纳的友谊让席勒感到,自己终于觅得了知音,而名诗《欢乐颂》便是这段友情的见证。日后,乐圣贝多芬将会在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中为这首诗谱曲,而它也将成为欧盟的盟歌被世人传唱至今。

 

    因为科尔纳的慷慨资助,席勒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中去。1787年,他完成了名剧《唐·卡洛斯》,并在戏中虚构了波萨侯爵这一人物,让他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单枪匹马觐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并勇敢地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台词:“请您允许/思想自由!”正是这一部戏让席勒被后世尊为自由的旗手,正如海涅所言,席勒“摧毁了精神的巴士底狱,建造起自由的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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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在《唐·卡洛斯》付梓后第二年,巴士底狱便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化为瓦砾。到处都飘扬着象征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三色旗,席勒本人也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然而时势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所谓“自由”成了恣意的代名词,所谓“美德”成了暴虐的遮羞布;目之所及,只有不受约束的欲望和不近人情的法令。席勒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无法通过暴力实现,而只能通过艺术和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经审美得自由”恰恰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中的核心观点。他希望借助美育调和人身上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让人们在行动中既能遵循道德规范,也不缺少情感关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想要通过“游戏”的手段实现“情”和“理”的统一,因为“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种游戏并非孩童的嬉闹,而是在承载着人类精神美之结晶的艺术中徜徉。不仅如此,席勒更想要借助文学将古人的纯真与今人的思辨合而为一,在重塑人性的同时迎接一个诗与哲学再度交融的黄金时代。文学、人生与历史的理想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席勒另一名篇《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的主旋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席勒先是迁居耶拿,后又搬至魏玛,并结识了日后的挚友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自1795年歌德为席勒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到1805年席勒溘然长逝,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魏玛古典文学的黄金十年。时至今日,在魏玛剧院正门前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这一对双子星的塑像:席勒在左,歌德居右,二人共握着象征诗人荣耀的月桂花冠;席勒左手握着一卷书稿,微扬着头,目光炯炯,仿佛正眺望着他在诗中所吟诵的那必将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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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歌德的交往让已近不惑之年的席勒更加成熟。他褪去了些许青年时的冲劲,笔下增添了几分凝练与厚重;他开始意识到,即便是美也无法抵御时间的冲击;但若是人们诉诸内心,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大的不幸中,人依旧可以保有心灵的崇高。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历史,描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个体。三部曲《华伦斯坦》(1800)勾勒了试图与瑞典和谈而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华伦斯坦如何死于哈布斯堡皇朝的阴谋,《玛利亚·斯图尔特》(1801)展现了这位苏格兰女王如何带着尊严迎接死亡,《奥尔良的童贞女》(1802)则以圣女贞德为原型,诉说了她如何在抵御异族入侵的战争中带着必胜的信念牺牲。只有重现瑞士独立历程的《威廉·退尔》(1804)以胜利结尾:神射手退尔除掉了暴虐的总督格斯勒,而瑞士先民则在四林湖畔的吕特利草地上喊出了著名的誓言:“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碰到任何困厄都不分离!”

 

    席勒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期望的。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看见德国的统一。早年的困厄与疾病已挖空了他健康的根基,不知疲倦的写作又耗尽了他的精力。1805年5月9日傍晚,席勒与世长辞,时年仅46岁。但他度过的,是怎样一段璀璨的人生!

 

    德国知名学者、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传记大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洋洋洒洒七百余页,借助翔实的材料将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生平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萨弗兰斯基出生于1945年元旦,20岁起在法兰克福大学修习哲学、文学、历史与艺术史,在20世纪70年代初前往柏林自由大学,一边担任助教,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却在科研之外逐渐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写作才华。1984年,萨弗兰斯基以一部E.T.A.霍夫曼传记一炮而红,开启了他为德意志思想立传的历程。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写作时不拘泥于学科藩篱,在文学与哲学间游刃有余,文风轻快而富有思想性,同时又极为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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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7年成为自由作家后,萨弗兰斯基先后撰写了叔本华(1988)、海德格尔(1994)、尼采(2000)、席勒(2004)、歌德(2013)和荷尔德林(2019)的生平,塑造了德国浪漫派的群像(2007),描绘过歌德与席勒间的友谊(2009),还思考过恶(1997)与时间(2015)的问题。2001年,萨弗兰斯基入选德意志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先后获得尼采奖(2000)、荷尔德林奖(2006)、托马斯·曼奖(2014)等一系列德国重量级文学奖项,更在2009年荣膺德国一等十字勋章,是当今德语文化界首屈一指的大家。

 

    翻阅这部传记,就能发现,萨弗兰斯基视席勒为德意志理想主义的代表。何谓理想主义?在汉语语境中,表示“理想主义”的德语词“Idealismus”又常被译为“唯心主义”或“观念论”。但此二义实取自德语的“理念”而非“理想”,源于“Idee”而非“Ideal”。然而在席勒笔下,更重要的当然是后者,即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式想象。不,不是乌托邦: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不怀疑其蓝图最终的可实现性。他绝不会安于现状,而是天生就要求变革。他不能满足于眼前的平庸,而是要以诗意的想象将分散在各处的美汇聚到一起,创造出新的、升华了的现实——而这正是诗人的使命。在席勒看来,“作家最需要的就是理想化、高尚化”(《论毕尔格的诗》)。

 

    理想主义意味着以理性摆脱物质的束缚,从主体自身出发为客观世界立法。席勒认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以理性必然性与普遍性为自我要求,在认识中坚定地要求“绝对的永不止息的思辨精神”,在行动中追求“绝对的道德严肃主义”,始终要让“事物服从他的思维能力”,因此他的追求将“永远大大超出感性生活和现状的范围”。然而,在这高亢的话语之外,席勒同样清楚地看到,理想主义也有自己的缺陷。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眼中只有整体与永恒,却忘了“整体只是由个体组成的完美无缺的圆圈,永恒只是瞬间的总和”;宏伟目标的实现总是依赖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即便他们所欲求的不过是满足其自然天性。理想主义者在仰望星空时,太容易忽视自己脚下的土地,但席勒知道,无论是怎样的参天巨树,“如果没有根,树干也就完了”(《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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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多时候,理想主义者是孤寂的:他们总是忘记自己的豪言壮语在旁人耳中不过是含混的梦呓;世界并不理解他们的雄心,更不愿意服从他们的引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个世纪还未成熟,不能接受我的理想。/我是将要到来的公民中的一员。”波萨侯爵如是说道。理想主义者必定不合时宜,因为他的全部追求就是否定并改造这个时代;在他对未来的乐观背后,始终隐藏着对当下的悲观。可他无法置身事外,更不甘与世无争地栖身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壁龛。于是他虽要取材于现在,但他的艺术形式却要“取自更高贵的时代,甚至超越一切时代”;他要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画出他的理想,不是为了将之强加于周遭的人与事,而是要“不声不响地把它投入无限的时间之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确立了目标,假以时日,未来必将成为现在。“在不受任何限制的理性面前,方向同时也是成功,路刚一走,就已经在身后边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是理想主义者席勒留给后世的箴言。

 

    席勒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终其一生,他从未放弃过文学的理想。1805年4月2日,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席勒在给好友威廉·封·洪堡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别人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人们知道,他和洪堡完全不必感到羞愧。

 

    萨弗兰斯基的席勒传甫一面世,就引发好评无数,在次年更是斩获莱比锡书展非虚构及散文类图书大奖。他不仅书写了一位作家,更展现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研究席勒还是了解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思想史,都可从阅读此书开始。译者本人也在翻译、校注与审订的这三年中收获颇多。当然,笔耕不倦的萨弗兰斯基偶尔也会在行文中有些许疏忽,但白玉微瑕,译者已一一改定并在注释中做了说明。此外,这部席勒传十余年前已有中译本,但为保持译文的独立性,译者自始至终从未参考前人成果。译者自知才疏学浅,如有错漏,文责自负,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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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译作的完成,要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诸位老师的鼓励,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与索·恩工作室,尤其是段其刚老师的信任与耐心。北京大学德语系2018级本科班作为译者的第一届学生与译稿的第一批读者,对译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弗里德里希·席勒如同一颗彗星划过德意志的天际;他的一生虽短,却释放出理想主义的无穷光彩。这位德意志文学的巨擘在最富创造力的盛年骤然离世,让人不禁想起他那首动人的《挽歌》:


    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它征服人与诸神,


    却无法打动冥府宙斯铁一般的胸膛。


    歌德悲叹,失去席勒意味着失去自己生命的一半。但死亡何尝不是新生?


    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


    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


    时光易逝,艺术常青。


    谨以此书献给与译作一道呱呱坠地的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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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著

毛明超 译

2021年8月出版 / 178.00元

ISBN  978-7-5201-8319-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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