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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新书速递 |《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从列宁到普京》

来源:城邦的世界

发布时间 2021-11-22 15:16   浏览量 33




本书对百年来苏联/俄罗斯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梳理,深刻反思了其中东政策的得与失,揭秘其中东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探讨了这些政策背后的指导思想。书中有不少作者个人的见闻和感想,特别是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访谈,颇具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相信本书有助于中文读者深入了解俄罗斯中东政策的的历史脉络、底层逻辑和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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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从列宁到普京

[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著

唐志超 等 译

2021年10月/168元

ISBN 978-7-5201-8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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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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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939年4月26日~),苏联/俄罗斯著名东方学家、中东问题研究权威。他长期致力于当代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沙特史》《沙特费萨尔国王:个性、思想和时代》《埃及与埃及人》等。除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外,瓦西里耶夫在决策层也有着重要影响,经常为俄罗斯领导人及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对俄罗斯的中东非洲政策制定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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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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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超


唐志超,男,出生于1970年,江苏灌南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西亚非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中东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学术委员、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曾先后主持和参与数十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其中多个研究报告获得中央领导人批示。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与国家关系、地区安全 库尔德问题。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发表论文有《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地区大国博弈催生中东新格局》《土耳其当前政治局势》《南非公务员制度改革及现状》等。著有《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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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节选

   


中文版序言



 值此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

      当前,中国不仅是有影响的地区大国之一,也是负有全球责任的全球性大国之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亚洲、欧洲和非洲。中东是三大洲的枢纽。中东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产地;中东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的潜在冲突牵涉到了所有超级大国。    

      这就是我希望俄罗斯的百年中东政策历史——从阿富汗到也门,从土耳其到苏丹,会吸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商人、教授和学生以及普通民众的原因。在本书中,我调查了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起起落落,成功与失败,意识形态和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并考虑了当地社会和国际竞争的现实,以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    

      近六十年来,我一直作为一名学生在研究俄罗斯的中东政策,有时也是一名参与者,并试图在本书中留下个人印记。




前言



 那一年是1969年。我们在位于阿拉伯半岛阿曼苏丹国西南部省份的杜法尔(Dhufar)。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处于欧亚大陆的尽头,距离莫斯科有几千公里。我们住在一间覆盖着棕榈枝的棚屋里。屋里的地上铺着牛皮,一袋袋谷物挂在横梁上,以防被老鼠偷吃。一个没有戴面纱、鼻子上挂着一个大鼻环的女人,给我们端来了晚餐:米饭、鱼干,还有茶。全副武装的山民挤进了小屋,屋里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些人到这里来看我们——两个俄国人/苏联人。我们是“阿拉伯海湾被占领土人民解放阵线”的客人(阿拉伯国家称波斯湾为阿拉伯湾),是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的代表。我们俩一个是《真理报》的记者,另一个是军事情报官员。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观察和了解这个人民阵线是什么样的组织,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然后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PSU)提出工作建议。

      但是,现在大家的关注对象不是我们,而是一名来自萨拉拉的非洲裔阿曼人,一个奴隶之子。他的演说既随意又充满激情,政治口号犹如诗歌般脱口而出,他的话既合情合理又符合人心,我出神地听着……“我们深陷无知的汪洋之中,我们的脸深埋在泥土里、田野里、商店里,当我们试图拯救我们的皮囊时,我们因恐惧而颤抖。苏丹和谢赫们将我们出卖给帝国主义者。他们住在装有空调——一种在天气炎热时会释放出凉气的机器——的宫殿中……”听众们啧啧称奇。“而属于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呢?”他继续说,“是泥巴,是我们用辛勤汗水完成的工作,是耻辱。但我们不是奴隶,我们要在反抗中崛起。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将来不会有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生活,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孩子将去上学,医生将会来到我们的小屋,我们的石油将帮助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将沿着伟大的列宁所开创的、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离开了小屋。阿拉伯半岛的夜晚非常暖和,天空中悬挂着满月和低垂的硕大的星星。除了附近的骆驼偶尔发出的大声号叫外,这里非常安静。一个战士怀抱着冲锋枪,藏在被岩石遮挡的暗处睡着了。

      对来到此处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我不知道应该感到高兴还是难过。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那时我是一个思想浪漫的共青团员,随时准备为全世界“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胜利”事业而献身。

      我心里思考着尖锐而痛苦的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能在我们地球上最落后的地区扎根(比如在这里,还有我最近去过的老挝)?为什么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却被迫动用坦克?我们在这里,在中东,想要得到什么?是石油吗?但此刻似乎——尽管它似乎不再如此了——我们自己有足够开采的石油。还是出于我们经济形势的需要?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交易的。我们要赶走当地的谢赫和国王吗?但是他们真的打扰我们了吗?传播共产主义对我们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而且“我们”是谁?苏联吗?俄罗斯吗?党的最高领导层吗?俄罗斯知识分子吗?还是西伯利亚的矿工或普通农民?很明显,“我们”,即我们国家的人民,不希望任何英国或美国的战斗机在阿拉伯半岛的天空中盘旋,因为它们携带的原子弹也可以打到我们……还有其他的吗?

      那一年是1969年,是苏联在中东影响力达到顶峰的一年。很少有人能预测到苏联衰落的速度会如此之快。即便是苏联的中东问题专家,他们质疑苏联地区政策的目标以及实施的方法和手段,追问这些是否符合或违背苏联的国家利益,责问“国家利益”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什么是内外政策的平衡;他们也在追问,是谁做的决策,以及一旦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又是如何执行的;他们还想知道我们在西方、在阿拉伯国家、在土耳其、在伊朗或在阿富汗是被如何看待的……

      自那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不知有多少河水从伏尔加河和尼罗河流淌过,不知有多少沙土被狂风吹到了阿联酋的鲁卡哈利沙漠(the Rub'al-Khali),我也开始创作《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从弥赛亚主义到实用主义》一书。如今,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是诚实而清晰地写下我的观察、采访和推测,以及事实和文献的时候了。

      苏联解体之后,紧接着出现一个问题:当我们谈到过去和未来时,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哪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当然是俄罗斯的政策,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在过去,苏联就是俄罗斯,在历史进程中,许多国家和人民加入了苏联,或被加入。苏联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穿着“苏联外衣”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当本书使用“苏维埃联邦”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这些词语时,作者指的是带有苏联政治体制的俄罗斯。

      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然而,要想准确描绘阿拉伯国家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概要地讨论苏联对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由于苏联与这三国有着更广泛的关系,只能粗略地介绍一下纲要。不过,在本书第二部分,涵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之后时期,对之会有更详细的描述。

      当然,要做到绝对准确描绘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研究许多西方分析家的作品,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毕竟一个人要阅读所有已经发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在苏联时期,人们对近东和中东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以至于出版了几十本关于苏联在该地区政策的书。西方学者也很熟悉苏联的文献资料。此外,与同一事件相关的西方消息来源比苏联的消息来源更充分、更清晰。例如,我从未在苏联文献中找到在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任何关于苏联空降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和美国军队处于核警戒状态的信息。然而,无论是苏联作者还是西方作者——不管后者的价值观如何——都无法避免自己研究的“意识形态化”。他们运用“零和博弈”的研究方法:苏联的赢,就是美国的输;反之亦然。有时,甚至事实也被更改以便符合措辞。苏联解体后,人们对俄罗斯在该地区政策的兴趣几乎消失,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恢复。历史残余的教条主义和救世主精神玷污了大多数西方作家的作品,尽管也有例外,读者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相关参考。

      我在20世纪90年代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相当复杂和雄心勃勃的。不过,即使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我还是希望能有助于人们对苏联在近东和中东的政策有新的了解。主要的想法是试图找到不同层次的或现实的组合,或至少在分析中考虑到这些组合。第一层次是促使苏联外交部门采取行动的近东和中东形势。第二层次是苏联自身的运作法则,包括苏联官僚机构,它们是根据某个意识形态指令来决定外交政策(至少过去是这样)的。第三个层次很少被研究,包括参与决策或执行某一外交政策路线的个人,即那些或有能力或无知或聪明或愚蠢的人,那些或怀有信念或持有偏见的人,那些或有兴趣或盲从的人,那些或勇敢或懦弱的人。很明显,我属于第四种人。按照命运的安排,我献身于中东地区研究,曾是某些事件的见证人,并有几次机会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因此,我的地位、思维方式、经验、知识,可能还有偏见,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

      像任何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也要依据政治或历史的记录,诸如文件、宣言、声明、演讲、照片和协议。然而,很多文献依然难以获取。主要外交政策机构的档案依然不对外开放。因此,我采访了一些过去时代的人物以及仍然在工作岗位上又愿意交谈的人物。

      寻觅材料和中东政策决策者的使命把我引到了索科尔(Sokol)地铁站附近一套普通的两居室公寓里,那儿住着86岁的德米特里·谢皮科夫(D.T.Shepilov)。1956年11月5日,正是他将著名的核导弹最后通牒递交给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驻苏大使。他本来很有机会成为苏联领导人,可惜最终没能做到。或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我还到访了位于库斯基铁路(Kursky railway)地铁站附近的伊利扎偌瓦(Elizarova)大街一座简陋的大厦,这里是苏联对外政策协会所在地,我采访了协会主席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先生。1990年12月,在关于一伙右翼分子即将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出之后,这位苏联外交部部长宣布辞职,为此而声名鹊起。1992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宣布独立后,他成为该国的首任元首。

      我还采访了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扎索霍夫。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事实上的领导人,并出任苏联驻叙利亚大使。在1991年政变前,他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并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在当选为俄联邦议会的一名议员后,他成了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我的采访是在Prechistenka大街(原Kropotkinskaya大街)的团结委员会大楼里进行的。在1991年“八月政变”之前,我在斯塔拉亚广场(Staraya)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里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前委员、书记处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B.N.Ponomarev)有过一次会见。尽管他已被中央委员会免去职务,但他仍然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1991年8月后有更多这样的办公室)收集没人要的报纸,他正在为撰写一本也已没有人需要的关于苏共历史的课本收集材料。他是唯一一个在我们交谈时拒绝让我使用录音机或做笔记的被采访者。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不得不凭借记忆赶紧写下内容本就不多的谈话。

      我与波诺马廖夫先生的助手乌里亚诺夫斯基(R.A.Ulyanovsky)有更深入的交流,他与波诺马廖夫很熟,当时他住在时尚的亚历山大·托尔斯泰街(史比里道诺夫卡街)的一套三居室公寓里。在所有20世纪30年代受迫害被清洗,后来又恢复名誉的那些人当中,他是1956年之后唯一一位跃升到较高地位的人,成为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信奉神话,并为之进行辩护和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神话。与我谈话时,他的眼神茫然,似乎在看着一座曾经似乎坚不可摧的建筑物的废墟。

      很多苏联精英阶层的代表人物现在都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街(Stanislavsky)的一座公寓楼里。在其中一套公寓里,我与埃格里切夫(N.G.Egorychev)进行了交谈。埃格里切夫在20世纪70年代曾担过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他曾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也是一位潜在的苏联领导人,但他遭遇了竞争对手——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L.I.Brezhnev),他失败了。但是,与斯大林时代政治对手会被消灭不同的是,埃格里切夫被“判处”流放到丹麦做大使。后来,戈尔巴乔夫当政,他又被任命为驻阿富汗大使,当时苏联军队正在从阿富汗撤离。

      除了一些大使外,还有很多外交官,以及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现在的对外情报局前身)第一局(PGU)以及对外经济部门的人员同意跟我见面,接受我的采访。一些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提及,而其他大多数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则宁愿匿名。因此,在与我交谈过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不会在本书中被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些内容的价值。我承诺,在引用匿名采访对象的谈话内容时,将保留他们所谈内容,不会添加任何东西。我常常认为匿名者所讲的内容往往比那些愿意具名的人的讲述更可靠。

      在我的两位学生的帮助下,本书的质量和可靠性得到了保证,这两位学生分别是伊瑞拉·阿波拉莫娃(Irina Abramova)和奥勒根·列文(Oleg Levin),他们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前者成为一名杰出的研究人员和科学的组织者,2015年接替我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非洲所的所长。后者成为一名高级外交官,2015年被任命为俄罗斯驻约旦大使。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从列宁到普京》新版本涵盖了100多年时间,其中包括了后戈尔巴乔夫时期。先前的内容得到更新,但基本的判断保持不变。本书的第二部分——“务实主义的局限性”,讨论了后戈尔巴乔夫时期。经常性访问这些地区国家以及与西方同事的会见,使得我多年来始终能够了解形势的发展。因此,我决定在“前言”部分增加一些新的体会。

      ……我们现在在华盛顿,时间是2011年1月。一群俄罗斯东方学家正在和美国同事见面。电视节目里正在热播“超级秀”——阿拉伯革命。一个美国记者在开罗熙熙攘攘的解放广场进行了完美的报道:“抗议者没有表达任何反美情绪。”而在他的身后,贴着一张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海报:“滚开,懦夫!美国代理人!”(指穆巴拉克总统)。所有从俄罗斯来的与会者都认为伊斯兰主义将会在阿拉伯世界兴起;而美国同事则都对此保持沉默。

      ……解放广场。开罗。2011年2月。穆巴拉克已经放弃了权力。贾迈勒·艾尔-吉塔尼(现已去世)是一位杰出的阿拉伯作家,或许是阿拉伯世界最好的作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大约1月25日前一周,我参加了总统府的一个招待会,一些人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尼罗河勋章。我感到沮丧。我看到了一个宫廷,有男仆,有典礼,有说谎者,有阿谀奉承者。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毫无希望。“它还能持续多久?”——我问自己。当然,在1月24日我听说第二天青年人将会通过互联网组织一场示威时,作为一个老一辈的人,我根本不相信互联网会取得成功。不过,它后来真的成功了!亚历克斯!最终成功了!这场革命将所有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富人和穷人、知识分子和文盲团结在一起。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狂欢。虽然会有困难、苦难和牺牲,但是旧的、垂死的政权将永远不再回来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忠实、诚实、才华横溢的朋友。我真想相信你!我真的很想相信我深爱的埃及的未来。但是我来自俄罗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经历了那么多的革命和反革命!看着我的国家的现状,我是多么痛苦。”我没有说出这些话,以免伤害他。

      解放广场自身已经成为埃及革命的品牌名称,象征着坚定、自由、勇敢。在这18天时间里,这里始终激情澎湃,一刻也没有停息。示威者在这里发表演讲、辩论、朗诵诗歌和放声歌唱,与警察、警察雇用的暴徒甚至骆驼骑兵展开搏斗。数百万人对穆巴拉克总统高呼“滚开!!!”然后,警察就消失了。广场和小巷里停着坦克,但军队没有干预事态发展。穆巴拉克总统真就下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迎来的是埃及的困难时期。

      我又在问自己一个老问题:“我们,俄罗斯,想从这里得到什么?”它恳求一个答案:“不要干涉!不要干涉埃及和阿拉伯的事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成功。

      在21世纪,俄罗斯仍渴望重返中东。于是,叙利亚成为门户。

      ……大马士革。2016年4月。我正在俄罗斯驻叙利亚大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维奇·金斯查科(Alexander Alexandrovich Kinschak)的办公室里与他谈话。偶尔会听到远处传来的重机枪轰鸣声。“他们正在对大马士革郊外的目标进行打击,距离这里有5~7公里,”亚历山大解释说。这些地区处于叛乱分子——“伊斯兰国”或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的控制之下。政府军只袭击没有当地居民居住的区域。武装分子躲藏在地下隧道里。这些区域和其他有人居住的地区都被军队封锁了。“我能到前线阵地去吗?”“不,我对您的安全负责。在城里,您只能乘坐我们的车,它是装甲车,安全可靠。”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境,我受到了两辆汽车的欢迎,车上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成员穿着黑色军装,携带着枪支和无绳电话。我先被带到大马士革市中心的一家旅馆,然后一辆车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将送我到了大使馆。大使馆里面由俄罗斯士兵守卫,外面由叙利亚警卫保护。通向使馆的这条道路两侧是高高的混凝土墙。大使馆附近的一个立交桥已禁止车辆通行。我就开着这辆车在城里转来转去,去开会和拜访大学。好吧,规矩就是规矩,但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付了小费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带我看了可以乘车前往“伊斯兰国”首府拉卡(也就是内战的前线)的公交车站、拥挤的咖啡馆、嘈杂的老城街道,然后他开车到了叙利亚军队的阵地,那里设卡阻断了前往雅尔穆克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道路。难民营里没有帐篷,这是大马士革的一个贫民窟。在两个伊斯兰组织发生冲突后,雅尔穆克难民营的部分地区被“伊斯兰国”控制,另一部分被努斯拉阵线控制,而有些街区完全被废弃,武装分子则躲在地下隧道中。

      一名年轻的军官在听到我的请求后检查了我的俄罗斯护照,在经过长时间交谈和他致电某个人之后,他同意带我去一个观察哨。“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走一步,那边有狙击手。”“我同意,”我回答道。我们沿着一条很深的战壕来到一所被废弃的房子前,在那里你可以从一堵水泥墙的上方通过望远镜看到武装分子控制的区域:一个废弃的广场,周围都是破旧的建筑,被毁坏的汽车残骸。“我们在这里观察,如果观察到任何动静,我们就把坐标传送给炮兵,他们就会打击目标。”我被禁止留在这里。临别时,这位官员重申了他对俄罗斯的感激之情,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讲过的话。政府军的政治教育很好。

      我访问叙利亚时,俄罗斯在那里首次展示了其军事实力,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次。这次访问留下了许多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无论是对这个国家,还是对中东地区。在《实用主义的局限性》一书的第二部分,我将尝试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

      不过,抛开时间先后顺序,我将讲述2015年12月对阿联酋的访问。杜法尔的革命者们曾希望“解放”这个国家以及阿曼,以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在阿拉伯半岛,迪拜。2015年12月。一架电梯毫无声息地将我带到了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厦哈利法塔的第161层。它总共有200层,高828米。在观景台上,你可以欣赏到高达60~70层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立交桥,再往东是大海,往西是沙漠。当我1969年访问阿联酋时,那里还都是渔夫们简陋的小土屋和贝都因人的帐篷,当时阿联酋刚刚独立,我是访问阿联酋的第一位苏联人,或许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阿联酋的俄罗斯人。

      在哈利法塔,你可从一层走到另一层去参观:它简直可算作世界上第一座垂直的城市,可以容纳3.5万人。里面有公寓、酒店、写字楼、饭馆、商店以及各种消费服务项目。日落时分,你可以下到酒店较低的露台,欣赏粉色的人工湖上的喷泉,喷泉的水柱随着爵士乐或阿拉伯音乐而起舞。你也可以沿着一排排百货店、商店和精品店走走,也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浏览俄语杂志或一沓厚厚的当地阿拉伯语或英语的报纸。夜晚在旅馆的房间里,你有数百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你将被淹没在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提供的信息(或虚假信息)海洋里,被眼花缭乱的汽车、珠宝、鞋子、手表、香水、艺术展品、音乐会和旅游等广告搞晕——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出售的。

      我已到了不可能像17岁男孩那样浪漫的年纪,但当看到世界某个地方有一个标价为60万美元的双人晚餐的广告时,你的灵魂仍然在抗议。只要你付了钱,你就能得到一个“全包”:两个人的头等舱航班,甚至是飞往世界某个角落的专机,还有与此相称的酒店套房、酒水和美味佳肴。然而,在旁边,在邻近的也门,生活在简陋棚屋里人们若能拥有一些装在小袋子里的粮食就会感到很幸运了,这些小袋子用绳子悬挂起来,以防老鼠偷吃。他们经常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被苍蝇追逐着的孩子常常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这里有一则关于一支俄罗斯队和一支瑞典队在阿联酋进行冰球比赛的消息。在俄罗斯总领事馆一名年轻雇员的汽车后备厢里,我看到了一双溜冰鞋。他解释说:他全年都在和待在这里的俄罗斯人打冰球;他们的对手有十几个队。即使在摄氏45~48度的高温下,这里的溜冰场也能进行训练和比赛。好吧,在阿联酋,你还可以发现可进行特殊障碍滑雪赛的雪山。

      2014年,有60万名俄罗斯人访问阿联酋。他们在这里消费了12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有游客、部长、商人,不仅仅是他们。在一家高档饭店的餐厅里,几个男人正在愉快地用俄语叫嚷着什么。一个侍者低声对我说:“这些人都是俄罗斯黑手党的教父(俄语意思是‘权威')。这里没有人敢碰他们,他们也没有去打扰别人——在这里他们只是非常慷慨的顾客。”

      在沙迦,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最近建造了一座使徒圣菲利普五圆顶教堂,成为圣坛。有些人来这里是为了在阿拉伯半岛这座唯一的东正教教堂的寂静中沉思,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祈祷宽恕和忏悔自己的罪过。

      那时阿联酋正好在举办一个军事航空展——“2015迪拜航空展”。俄罗斯有23家公司参展,展示了200多种现代化军事装备——从多用途战斗机到侦察和通信系统。它不仅仅是展销: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Rostec)与阿联酋塔瓦宗控股公司(Tavazun)还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武器弹药,包括BMP-3步兵战车。

      在阿联酋,我还参加了一个由阿布扎比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波斯(阿拉伯)湾安全的国际会议。该中心有3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员工。他们的作品很严肃,涵盖了安全、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最热门的话题。该中心主任贾迈勒·萨纳德·阿-苏瓦迪(Jamal Sanad Al-Suwaidi)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从部落到“脸谱”:社交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From a Tribe to Facebook: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像邻国科威特和卡塔尔一样,阿联酋也是独特的:稀少的土著居民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财富,传统的领导人一直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财富。为此,他们吸引了一些精英人士和低技能的外籍劳工,在阿联酋,这些外籍劳工的数量是当地人口的10倍。

      当然,这并非重点。重点是俄罗斯需要这里的什么东西?答案出奇简单:互利的贸易、军售、共同的经济项目,以及吸引阿联酋对俄的投资和旅游,没有意识形态成分。自然,俄罗斯对波斯湾的安全也有兴趣,尽管其参数需要特别考虑。

      在撰写本书第二部分的时候,我意识到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许多秘密和决策机制依然是“一本被密封的书”。与之前相比,许多苏联领导人已相当坦率地讨论过那一个时期的决策情况,而后戈尔巴乔夫这一时期的相关信息则很难得到。当代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甚至在匿名的情况下也不愿透露更多。

      因此,我不能不怀着感激之情记录那些内容丰富、有助于理解许多事情的谈话。我与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Yevgeny Maximovich Primakov)的会晤是或在商会大楼或在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的办公室进行的。他曾是我在《真理报》的同事,也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记者,曾成功地出任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部长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叶利钦在“家族”和寡头们的煽动下解雇了他,此后,普里马科夫担任了多年的商会主席。在他80周岁的纪念会上,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由约200名宾客组成的“小圈子”中。普京称普里马科夫为“伟大的公民”。此外,普京还说了下述一段话:“在俄罗斯濒临深渊的那些年代,是像普里马科夫这样的人将她从悬崖边拽了回来。”然后他们一起唱了一首关于列宁格勒的歌曲——“湍急河流上的城市……”

      我在采访前外长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万诺夫(I.S.Ivanov)时也收益良多。我们在他创立的位于马纳扬亚基芒卡大街(Malaya Yakimanka Street)上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相见。

      关于能源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前燃料和能源部部长,现任俄罗斯油气生产商联盟(the Russian Union of Oil and Gas Producers)主席尤里·沙夫尼科(Y.K.Shafranik)向我做了详细介绍。另一位公开与我交谈的人是库利克(A.S.Kulik),他曾是苏联中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退休后,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和信念,甚至是关系,但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是一个罕见的苦行僧——他按原则依然住在自己的“赫鲁晓夫卡”(Khrushchyovka)公寓里,而没有搬到一个更舒适和更有名气,也更符合克格勃少将局长身份的住所去。

      我最要好的老朋友谢赫·拉维勒·盖努丁(Sheikh Ravil Gainutdin)是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的主席、俄罗斯欧洲地区穆斯林精神管理委员会主席,他也没有拒绝与我见面。我们约在他的办公室会谈,对面是一座华丽的建筑——莫斯科大清真寺。附近有东正教教堂、亚美尼亚大教堂和奥林匹克体育场,这里是俄罗斯希望所有俄罗斯公民合作与团结的象征,只是还缺一个犹太教堂和一个佛教寺庙。

      关于2011年之前俄罗斯与埃及关系的那一节,是在俄外交部副部长、前驻以色列和埃及大使博格丹诺夫(M.L.Bogdanov)的论文基础上编写的,我曾有幸指导他的论文。博格丹诺夫同意我对他做一个专访,内容涉及“阿拉伯之春”后的俄罗斯中东政策。

有关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俄罗斯空天军参与叙利亚内战的细节,是由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Mistura)的高级顾问、著名学者维塔利·纳乌姆金(V.V.Naumkin)向本人透露的。

      对斯特尼伊(P.V.Stegniy)的采访,实际上是斯特尼伊与我合作撰写了一些章节。他曾任俄罗斯驻科威特、土耳其、以色列的大使,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本书第一部分提及的匿名“外交官”,大部分都是对他的采访。

      我在《真理报》的老同事、当时也是《今日亚非》(Asia and Africa today)杂志的员工、克格勃第一局的鲁萨科夫(E.M.Rusakov)上校不仅同意做本书第一部分的编辑,还让我对他的自身经历做了一次采访,这非常有助于“从美国视角”来看待事件。

      我的同事们——东方学家考若塔耶夫(A.V.Korotaev)、伊萨耶夫(L.M.Isaev)、特卡琴科(A.A.Tkachenko)、菲林(N.A.Filin)、拉万迪-法代(L.M.Ravandi-Fadai)、霍杜诺夫(А.С.Ходунов)和前俄罗斯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曼朱辛(L.I.Manzhosin)参与了本书个别章节的讨论,为我补充了不少史实和事件。本书第二部分大量的编辑工作是由我的助手、《今日亚非》杂志的O.I.捷杰林完成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助手楚卡诺夫(S.A.Chukanov)帮助收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他还用英语、俄语和阿拉伯语与外界保持联系。一句话难以表达我对他的谢意,直至他病重去世,他的工作才中断。

      科斯特亚内兹(S.V.Kostelyanets)负责英文翻译工作,研究生梅什切瑞娜(K.V.Meshcherina)负责翻译成阿拉伯语。事实上,如果没有我的长期助手波鲁尼娜(S.V.Polunina)的辛勤工作,这本书永远不会为人所知。波鲁尼娜是唯一能够辨认出我的潦草字迹和记录下我的快速口述的那个人。

      因此,这本书可以被看作一部集体作品。虽然我与采访对象、同事和助手肯定有许多优点,但本书所有的缺点和违规行为都归于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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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目录



i/前言

001/第一章 弥赛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渊源

021/第二章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沉浮

055/第三章 走向衰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

131/第四章 “热忱的革命者,忠诚的朋友”:苏联与共产主义运动

165/第五章 阿拉伯世界的一朵奇葩

179/第六章 决策过程

221/第七章 阿富汗:俄罗斯的未愈之伤

257/第八章 弥赛亚主义的衰落:戈尔巴乔夫时代

273/第九章 外交与内政:苏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

297/第十章 “沙漠风暴”

329/第十一章 被诅咒的90年代

375/第十二章 重返中东,路在何方?

431/第十三章 孩子们的革命

485/第十四章 叙利亚的悲剧与恶魔降临

539/第十五章 空天力量的试验

570/结论

583/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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