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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来源:社会学之思

发布时间 2021-12-16 17:09   浏览量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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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脉理或体系上的概念与理论抽象,其实都意味着对复杂经验其他向性特征的

切割或遮蔽,这就容易使人对大理论保持谨慎与反思,因为你总能轻易发现反例,而受制于文献,书斋式研究就未必有这种可能。

——《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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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吴毅 著

2021年11月出版/168.0元

ISBN 978-7-5201-8185-3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双村的社区背景

一 地理环境

二 历史沿革

三 经济概貌


第二章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解构

一 变异中的伦理性权威

二 保甲的官治化与边缘性

三 族权的实利性与经纪模式的解构


第三章 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

一 翻身与精英的整体更替

二 从村政到政社合一的权力重塑

三 国家遮蔽的社区权力


第四章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一 初期的渗透

二 政治的土改

三 家户经济的国家化

四 从自然村落到集体共同体社会


第五章 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

一 “文字下乡”和新式教育的勃兴

二 科技的进入与传统农业的改造

三 民间信仰的消解与隐伏


第六章 村庄的再造

一 改革:重建以家户为基质的村落经济

二 村民的原子化:村庄社会关联的重建

三 场街:地方社会的公的空间


第七章 村政的重建与村治的接续

一 乡—村体制的重建

二 村民自治的进入与张力

三 新村治精英的角色与行为


第八章 资源汲取与人口控制:村政的行政化

一 催收与拖欠的博弈

二 人口控制:代行政务


第九章 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

一 “办点”:行政资源的输入

二 借鸡下蛋:公益的输出

三 机制性脱序:外力退出后的公益困境


第十章 情理之间:村庄秩序的调节与维系

一 双村秩序的基本结构

二 调解与仲裁的理路

三 社会治安的组织化机制


第十一章 现代性的民间化与传统的反照

一 “私塾”的“复兴”

二 医疗卫生事业的民间化

三 科技进入的自发状态

四 民间信仰的反照


第十二章 去政治化的村庄政治

一 从政治分层到三元分层

二 去政治化的社会时空

三 新村庄政治人的谱系分析


第十三章 结语:村庄的政治与政治学中的村庄研究

一 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演进与互融

二 从叙事到理论:关于20世纪村治变迁的反思政治学

三 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从事田野研究的学术指向


参考文献

附录

索引



内容简介



本书以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叙述架构,对20世纪四川东部“双村”的村治历程进行考察,村庄的权威与秩序是考察核心。作者指出,影响20世纪“双村”村治的基本变量是“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决定这三组变量互动关系与结构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革命。这场革命以自身的规律渗入上述互动,框架不同时期的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进而形塑出“现代化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到超越革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的变迁逻辑。

本书着笔细微,视野宏阔,九曲一折,纵贯百年,小村庄映显大历史。有关村治变迁逻辑的提炼,更富含超越个案的启示。



作者简介



吴毅,重庆市人,1958年生,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受聘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卓越学者”领军岗。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出版《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2007、2018)、《记述村庄的政治》(2007)等著作。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精彩片段/段落


与诸多同行不同,当年我进入农村政治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遇的安排。作为一个此前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除了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作为中学生非常短暂地参加过几次“学农”之外,我与农村没有发生过其他交集,因此,自然不可能料想到以后竟会有机会与农村政治研究结缘。不过,当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面临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选择,方向却是完全陌生的农村政治时,经过短暂的犹豫,我还是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咬牙选择了迎接挑战——哪怕再不熟悉,也要干一行爱一行,融入一个当时尚在发展中的农村政治研究团队。既然人生如此安排,我又视学术如宗教,便非常努力地投身其中,竭尽心力培养和发展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热爱。


那是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由于以下的原因,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开始被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诸多学人所关注,村民自治则成为聚焦点:一是1990年代以后的国内国际环境,促使中央重视通过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在此种背景下积极推动村民自治示范活动;三是政治学界为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尝试通过学术重心下沉来为建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服务。由此,便促成了一波“草根”研究的热潮,开启了此后一个时期以村民自治研究拉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先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农村政治研究,我发现自己很得天时地利人和,并进入了这一研究的中心。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徐勇和项继权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国内较早开始村民自治研究,已形成特色和优势,华中师大也因此成为国内村民自治研究的重镇。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完成了进入这个领域后最初的学术训练与体验,而作为一个年纪不小辈分却低的新人(我读硕士时已33岁),又有幸去观察和思考包括自己投身其中的这一研究在较早时期的一些情况。

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它们的思考,才有了后来“双村”一书的学术缘起。


通过研究“双村”,有两点感受还想要提及。

一是我开始体会到微观田野研究对把握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像我这样在80年代先学习历史学,90年代又转向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人,是比较习惯思考大问题与大理论的,因为接受的就是这种训练——宏观思维和概念化、条理化地理解研究对象。于是,在文献中耙梳,表达新的感悟时,只要文献互证,逻辑自洽,推导成立,便是创新。这样做当然不错,但当你投身于一个微观的田野案例,面对具体过程-事件中模糊、杂乱和互斥的经验现象时,却可能对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产生新的感悟。你会发现,任何一种脉理或体系上的概念与理论抽象,其实都意味着对复杂经验其他向性特征的切割或遮蔽,这就容易使人对大理论保持谨慎与反思,因为你总能轻易发现反例,而受制于文献,书斋式研究就未必有这种可能。所以,微观田野研究的好处,除了能以新的发现去与主流理论对话,还在于有机会去体会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对准确表达理论、注意其适用前提和范围,非常有益。因此,我常常在不同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即便你偏好宏观理论思考,也不妨找机会尝试一次深度的田野微观研究,哪怕一次,你对理论的体验将会很不一样,它会使你对理论与经验关系的把握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二是微观历史的深入研究对宏观理论的把握同样重要。就中国宏观的村治历程来看,20世纪扮演着既重要又特殊的角色,要理解这种重要与特殊,得借助于20世纪之前和21世纪以来的村治格局这一大的历史尺度,前者可以被概要地视作传统的延续,后者可以简略地视作现代化格局下的展开,而20世纪正好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变时代。身处这一巨变中的农村会如何去适应?适应中又会面临哪些矛盾与冲突?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些解释是什么关系?何者更具有解释力?这对于非历史专业的理论研究者并不是容易识别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解释都能找到佐证自身的证据。结果,我发现,一些村治研究者对相应村治历史的理解是混乱的,经常存在互斥框架的混用,这种混用不仅影响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更为重要的还会影响他们对建立在历史理解之上的当下乡村发展的判断。而如果能对某个微观的村治历史有深入研究,这种混乱会大为减少,因为在微观研究中相对容易辨析各种解释模式的优劣。微观历史研究不仅要求厘清特定案例中的“事件”因果,更要将这些因果置于宏观的理论叙事模式中去解答。这个时候,微观历史链条与宏观解释框架呈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吻合还是排斥?回答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对微观历史的发掘,还能检验宏观框架的合理程度。一般而言,一个解释力强的宏观理论框架与微观“事件”的因果逻辑往往相互吻合,反之则易陷入宏观与微观解释的冲突之中。所以,许多时候,对宏观理论叙事价值的判断,是通过微观的历史研究来完成的。可以说,微观历史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帮助研究者掌握和理解地方的小事件,更在于帮助他们形成对大历史和大理论的判断。因此,我觉得,从事社会研究,有无对相关社会进程,特别是某个局部进程的深耕,结果会很不一样。而我认为,只有经得起微观经验验证的理论,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理论。

(摘自本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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