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的《耕织图》，雍正将自己也画入了图中（田埂上观耕者），体现出皇权对小农的重视与尊重。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他们”便包括小农。
马克思将小农视为“反动的”，因为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换言之，小农的“本质”就是奴性、自私、狭隘、保守等。从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胡适先生的“国民劣根性”，都包含了对“小农意识”的批判。
可欧洲的小农，和中国小农一样吗？对欧洲小农的认识，真能放之四海皆准？
中国有漫长的农耕文化传统，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是世界延绵最久、扩展最广的文化，至于五千年来，不断延绵、不断扩充的历史事实，便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优异价值。”在此期间，中国小农也在发展。特别是“唐宋之变”后，小农充分融入市场，成为独特的“小农、小工、小商”合一的新式小农。他们不仅不封闭、不保守，还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一边耕作，一边揣摩市场，经济理性、经营才能、专业知识等是他们的成功关键。
一般情况下，佃农年收入比长工高1倍还多，在一些地区，佃农生活甚至比地主还好。许多佃农自有土地招佃，同时又租别人的土地耕作。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国土地集中度仍不算高，贫富差距也不算大。
这种享有较多自由、能灵活组合生产力要素、可自主提升效率的小农，与马克思所说的小农，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少有人意识到东西方小农的差异，将中国小农也视为“现代化的阻力”，试图通过改造、提升、组织等，最终取缔小农。可从结果看，集体化降低了农业效率，“包产到户”等却推动了社会进步。
正确理解中国小农发展史，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小农变化，在今天尤有意义：往上推三代，人人都出身于小农，小农的思维方式、文化习惯、价值观念等，已扎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事实证明，中国式小农文化可以适应现代化，与其批判它、扼杀它、改造它，不如找到匹配的治理方式，释放优点，避免缺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彭波的《近世中国租佃制度：地权逻辑下的博弈与制衡》虽专注于近世租佃的制度研究，却有更广阔的关怀——它不只在讲述“过去的知识”，而是重启我们对时代大变局的思考：如何找到变革的抓手，如何厘清变迁中“真实的历史逻辑”，如何不被理论圆满的快感欺骗，如何跳出“进步/反动”二元叙事……本书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为此，燕京书评特专访了彭波先生。
彭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科、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金融、外贸、经济史和理论经济学等，2019年10月获得中国经济科学最高奖——孙冶方奖。
燕京书评：这本书为何专注在“近世”？“近世”是从日本舶来的一个概念，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易与“近代”相混淆，对这个词比较排斥，您怎么看？
彭波：“近世”在中国历史研究当中有特定的含义，大至可以指宋元明清这一时期。与“近代”一词所指内涵相差甚远。就本文研究对象而言，也可以延伸到民国。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因为在“唐宋之变”以后，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为中国历史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们所深知。虽然“近世”这个词来自日本，但中国学者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个变化。我们不能因为“近世”这个词出自日本学者，而不承认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变化。
《近世中国租佃制度：地权逻辑下的博弈与制衡》
彭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唐初，政府继承旧有的治理观念，同时也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尽力把土地和百姓都抓在手里。通过“均田制”的实施，一方面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把土地与老百姓人身自由相绑定，以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可是到唐中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国家逐渐失去了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无法继续实施均田制，只好“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允许人民可以自由迁徙。人民自由迁徙，就促进了劳动力与土地基于市场关系的结合，推动了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均田制”最早推行于北魏冯太后，它将农民绑定在土地上，在当时，对恢复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图为北魏墓葬中的浮雕。
到了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国家正式放弃了对土地的直接控制和把土地与人口紧密绑定的管理理念。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下，人地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千年田换八百主”“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土地流动性加强。人民的自由度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从宋代起，国家从法律层面渐渐确定了百姓自由迁徙的权利，并逐渐剥夺了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控制能力。比如明代法律规定，地主如非法役使佃客抬轿，除受刑罚制裁之外，还要“每名计一日追给雇工钱六十文”。有了这些保障，中国主佃关系相对松散，不像日本主佃有等级地位高下之别。于是，劳动力力与土地通过市场相结合进一步强化，租佃制成了近世的最重要的土地经营方式之一。租佃制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据史籍可知至少在汉代就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成长过程中屡屡遭受重大冲击，其发展并不稳定，直到宋代才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逐渐成长并构成了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以后上千年间，从宋朝到民国，中国租佃制度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贯性。除土地经营方式改变的直接影响之外，经“唐宋之变”之后，中国社会还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比如唐代官员集团还是以士族为主体，社会阶层流动性较弱；而宋代官员集团则以平民为主体，社会阶层流动性大为增强。唐代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较为严格，对市场价格及开闭等均管理较为严格，市场发展较不充分；而到了宋代，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前提之下，政府基本不再直接管控市场。这些重要变化，也在不同角度和层次深刻地影响到近世中国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逻辑及内涵。宋代画家李嵩的《货郎图》（局部），可见当时不少乡村已融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彭波：唐代最高峰时人口并没超过汉代，不过五六千万人（不同学者的估计结果不同，但基本上在同一水平），宋代人口则达1亿多。因此，宋代明显存在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迹象。那么，宋代是如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不能超出农业发展水平）的呢？本文研究认为，重要原因是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提高了社会整体上的生产力水平。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史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普遍认为，在土地走向市场化后，宋代出现了“亚当·斯密式增长”（靠市场的深化来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分工推动发展。与之相对的是“熊彼得式增长”，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土地租佃制度通过土地的流转有效地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机地组合了起来，实现了生产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的有效结合，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宋徽宗《文会图》（局部）也间接呈现出当时经济繁荣的状况。闵宗殿认为，宋代水稻的亩产水平较之唐代有明显的提高。其中太湖地区稻米平均亩产450斤，其它地区269斤。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认为，宋代亩产谷381市斤可以成立。王通明认为，北宋南方亩产约353市斤，北方亩产约178市斤，南北方平均亩产为278市斤。虽说法不一，但普遍认为宋代亩产高于唐代。
宋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993—995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宋代市场发展对社会经济基础及农民生计来源的重要影响。在唐代，一户农民可能需要耕种20-30亩地才能养活自己全家（唐代均田制理论上是一家百亩）。到宋代，可能只需三五亩地，加上平日经商、打工的收入，就能养活自己。土地之外，市场和商业也成为基层小农必不可少的生活来源。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的格局，而这就允许社会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王小波、李顺就既是农民，同时也都是小商人。离开市场，则无以为生。王小波、李顺时，四川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基层百姓没法活，只好起义。起义平息后，宋朝接受教训，在四川就取消了“博买务”制度。土地的市场化配置允许同样的土地供养多一倍的人口，明显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土地的市场化配置与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是相伴随的，而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又反映了底层农民经济及人身自主性的增强。近世中国社会，国家对土地控制的减少、地主政治权力的削弱与市场的发展共同促进了土地租佃市场的成长。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减少，土地边际产出水平下降。在这个背景下，经营地主招长工自己播种，效率低、风险大。而在土地租佃当中，佃农有生产经验，懂得一定管理，会根据市场需要选择种什么作物，有的还自带耕牛、工具。地主与佃农共享经营成果，效率高多了，土地边际生产力上升，部分抵消了人均土地减少的负面影响，也能够更好地覆盖风险。这导致以租佃制度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在竞争当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如果说明代中后期缙绅地主的力量尚相当强大，对佃农的控制力还比较严密的话，那么，可以说清代之后，现实中庶民地主是占了绝大多数的。田主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在南方，“三吴之地，四百亩之家，百人而不可得其一也”。到清中后期，经营地主则已经几乎完全让步给出租地主了。燕京书评：从史料看，唐代货币经常性供给不足，导致“钱重物轻”，抑制了商业发展。唐代以后，特别是白银大量流入后，这个问题似乎有所缓解？唐宋革命之后中国土地租佃制度大大发展，会不会也与此相关？彭波：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误区和混乱。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铜钱”不等于“货币”，流通中的土地也是一种“货币”，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货币创造及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从唐代到民国，中国一直采取多重货币本位制，铜钱只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单指铜钱，古代一直供应不足。从文献看，中国历代确有大量铜钱不足的记载。其中宋代铸钱最多，仍不够用。铜钱不足除了供给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平衡，大量集中于地主阶级及大商人手中，政府及民间均明显感觉不足。民间窑藏较多，而流通当中不足。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只有铜钱一种货币。例如在唐代“钱帛兼行”，帛（纺织品）也是货币。比如唐代笔记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大家赶路，前面一辆载着瓦罐的大车陷住了，堵塞了道路，后车无法前行，一名商人问：你这车瓦罐值多少钱？主人说值七八千钱，商人就用帛买下它们，然后将其全部砸碎，把车推翻，使道路通畅。可见，唐代的帛也是货币。而且，构成货币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唐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铸造了“重轮乾元重宝”,价值50枚开元通宝，但仅重10.94克，引发唐朝时期的第一次货币贬值，图为乾元重宝的母钱（即中央允许地方铸造时提供的样板钱）
宋代之后货币体系更加复杂。学界多认为宋代是“钱楮兼行”，这里“楮”是纸币。其他如白银和铁币也有较为广泛的使用。此外还有一些有价证券，比如说度牒。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打死了人，就凭借事先购买的度牒，出家当和尚。度牒是国家认可后发给僧尼者的证明文件，可以交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货币的作用。由于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宋代一方面存在持续的通货紧缩，同时也频频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宋代发行的纸币交子，除四川外（四川以铁钱为通货），可以在其他地区流通。
宋代流行纸币，纸币的问题是发行者会利用通胀掠夺民间财富，但宋代交子、会子运转较好，比较稳定，比一些现代货币还稳定。金朝模仿了宋代的交子制度，元代又模仿金朝，建立了铜钱、纸币、白银并行的货币制度。到明代初期，因过度增发，纸币严重贬值。明代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较差，铸铜钱较少，日常交易主要依靠历代剩下的铜钱，而且当时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都用中国铜钱，大量铜钱流失到海外。因铜钱不够，明代一度甚至只好采取实物交易。明代中后期，随着开放海禁，白银大量进入中国，补充了铜钱不足。清代依然采取铜银本位，货币市场运行较为稳健。但是自身货币创造能力不足，较多依赖于外部市场。
宋代也有金属货币，是多种币制共存。
整体上看，中国租佃制度的发展与自身货币供应的不足及不平衡，存在一定的联系。土地租佃活跃了地权的交易，有利于土地自身的资本化。包括土地租佃在内的丰富的地权交易，可以调动民间储藏的倾向，引导资本在土地与商业之间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币的流通和创造，缓解社会整体货币供应不足及失衡的问题。燕京书评：租佃制带来土地分配零碎化，使古代中国成为“小农的海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这是“高平衡陷阱”，是“内卷化”，你怎么看？彭波：美国加州学派称中国传统社会是“高平衡陷阱”和“没有发展的增长”，认为从明代到民国，600年间中国的人口总量增加了10倍，社会却没有发展，只是不断循环、原地踏步。但是我认为，这种判断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在这600年间存在亚当·斯密式增长，中国社会的市场不断发展，土地资本增长较快，否则这600年间中国的耕地数量没有显著增长，不过1-2倍，而人口却增长了近10倍。人均产出虽未有明显增长，却也没有明显下降。能做到这一点，说明技术、资本、工作的效率都在提高。所以，我认为这600年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没有增长的发展”阶段。加州学派又称尔湾学派，因该学派的部分核心人物曾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而得名。图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彭慕兰先生，他的《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大分流》等著作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外国人说中国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指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但是社会没有发展。我提出的“没有增长的发展”是指人均没有增长，但是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发展。“小农的海洋”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重要优势，虽有重大缺陷，但在总体上适应了当时特定的发展条件。两相比较，大农场的优势在于投入大，但是利润高。小农场的特点则在于利润小，但是投入也小。小农经济作为个体，应对风险能力很差。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则抗风险能力强，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和冲击，非常善于充分发掘土地的生产潜力。在危机之后的恢复也很快，所以可持续性更强。就像学者方行所说：“中国传统农业，是‘高度用地与积极养地相结合，以获得持续的、不断增高的单位面积产’。‘土地越种越肥，产量越种越高’。”就外部市场关系而社会发展背景而言，大农场适宜高速稳定发展的社会背景，而小农经济更适应低速不稳定发展的社会条件。总体上，小农经济成本低，适应能力强，满足了当时的历史需要。燕京书评：在书中，您指出佃农的收入状况要好于长工，为什么会这样？彭波：这是本书的重点之一，有大量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佃农普遍可以养家，雇农只能自己糊口。而且这是普遍的现象。比如毛泽东的《兴国调查》中就发现：“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不但人人有老婆，一人几个老婆的也有。中农百分之九十有老婆，百分之十没有。贫农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著名学者彭慕兰则认为：“18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长江下游的有保障的佃农（注：拥有永佃权的佃农）的收入2.5—3倍于无地的农业工人。”再小的一户佃农，也相当于一个企业。而经营该企业的佃农本人，不仅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还具有企业家的性质。所以佃农的收入也不应该仅是劳动力价格，还应当包括企业家才能的报酬。燕京书评：一般认为，自已拥有土地或者当长工，风险会更小，为什么近世小农更喜欢去当佃农呢？彭波：近世中国社会的佃农多是长租，而非短租。调查显示，“30年代苏南农村中，90%的租佃契约都是永佃及不定期租佃，而短期为1—10年的定期租佃只有2.5%”。对永佃权下的土地，地主方面无权单方面解约。在福建地区，近代调查表明，不定期租佃契约占多数，但是“各县习惯，不欠租者，不得撤佃一语，传布亦广，为不定期租佃缺点之唯一补救办法也”。清代契约，内容为：立退佃鍾高陞仝弟勳弟、進高、英才，本家置有水田一坵，坐外屋下長坵安着，计租壹碩貳方，前已立正、找截契，並立借字，其田價重業断，理应退與叔祖亞岳邊自行起佃耕種，永爲己業，自立退佃之后，当即又向叔祖邊借出錢叁千文前來应用，此田自既立退立借实爲断業，吾邊伯叔兄弟子侄不敢再言执種之理，恐口無憑，立退佃爲照。（引自《浙江畲族文書集成》）其中“永为己业”意味着交易的是永佃权。
长期租佃，佃农不仅可以靠劳动赚钱，还能收获土地资本成长的溢价。一方面，中国传统小农有经营才能，不甘心做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有观察市场、组织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小农往往还拥有一定资产，比如有牛、有农具等，只是没土地，租地后就可以单独组织生产。既然可以投入经营，去赚红利。自己可以当老板，为什么要给别人当长工呢？可见，过去强调的“地主欺负佃农”可能是一个刻板印象，越到后来，越走向“强佃欺主，强主欺佃”。比如来自福建的一些史料证明，佃农有时不交地主的租金，地主却拿他没办法。当然，强主还是更多一些。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离：中国传统社会的佃农收入相对较高，可以维持小家庭的生存和延续，但是个人省吃俭用，非常艰苦。而当时的长工收入低，养不起家庭老小。但是个人吃得比较好。因为雇主要保证他们的吃喝以提高工作积极性。毛泽东曾说：“（父亲）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作为地主的儿子，他父亲给他的待遇还不如长工，就更别说佃农了。这其实是常态。燕京书评：可官僚资本大量占有土地，导致兼并，小农根本无法对抗，这被认为是历朝历代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为何近世中国的土地兼并不算严重呢？彭波：土地经营带来的收益较少，不容易积累财富。依靠土地发不了家。据古人观察，靠种地发家者不过30%，靠当官发家者占70%。但是，官僚占有土地和小农占有土地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财富积累，后者是生产资料。历代官僚往往都会购入大量土地。购买土地的钱可能来路不正，但是土地购买却往往相对公平，强抢、霸占的记载不多，说明大多数是通过市场，公平交易而来。比如清代的和珅，被列了20条大罪，没有一条是强占农民的土地。其他相关记载也很多。官僚占有土地是为了财富保值，好传给儿孙，保障儿孙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生产，所以聚合快，分散也快。往往只在官僚体系、大地主内部之间流通，市场空间有限，反而限制了兼并的能力。清代大贪官和珅拥有8000顷土地，却不见他抢占农田的记载，近世官僚资本多从市场上获得土地，一般不直接掠夺农民，否则成本太高。
总结来说，不是因为有了大量土地而富裕，而是因为富裕才拥有大量土地。一般认为，族田是传统社会比较有效的保富手段，如果不采取这种方式，官僚地主和富贵商人占有的土地很快会散失掉。对于土地兼并，过去有种说法，一是从长时段讲，后代比前代更集中；二是在一个朝代内，晚期比早期更集中。但从实际调查看，近世土地的集中度不算高，兼并不算严重。这里需要强调，土地的集中与地权的集中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大量记载某个地方一旦发生灾荒，农民就大量“典卖”土地。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实是“典”地居多，真正的绝卖很少。“典”来的往往只是一种权益，并非土地本身。另外，“典”的价格往往非常低，也正因为如此，容易为出典者所赎回。大官僚大地主大富商更倾向于购买地权，而并不是热衷于集中土地。因为他们往往并不直接经营土地。近世大官僚大地主大富商购买地权，与世界近代史上欧洲富人购买国债，及当代中国有钱人购买股票一样，都是为了追逐财富的保值与增值，而非着眼于土地本身。燕京书评：为什么同时期西方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中国却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上呢？彭波：这不是土地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关系背景不同的结果。西方社会的发展轨道不一样，形成的资本关系也不一样，我们无法克隆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关系来说话。早期大航海的几个国家，葡萄牙、荷兰等，也就一二百万人口，原本市场很小，大航海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市场快速扩容。冒险回报率畸高，激活了资本市场。市场高速发展期，资本总是比较活跃，商人们更敢投资。而且当时欧洲制造业比较落后，达·伽马到印度，拿不出什么商品跟当地人交换，就找了几块破布，当地人根本看不上，达·伽马没辙，只好抢。战争的风险很大，收益也很大。战争为资本打开了市场，刺激了欧洲的发展。达·伽马是大航海时代的佼佼者，但所谓海洋贸易，其实是半商半抢。
但是宋朝之后中国已经发展到上亿人口甚至三四亿人口，经济发展程度又比较高，我们出去，可卖的东西很多，但是可买的东西并不多，周边国家生产的东西质量不如中国好，做外贸是有利益的，但是跟西方国家的大航海没法比。明清时期，中国出去做生意的人也不少，但对上亿人的大市场来说，外贸的影响不大，不足以带动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变革。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在1901年完成的《中国及其对外贸易》中，便说：“中国既不需要进口，也不需要出口，他们可以没有对外交往而安然独处。”“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皮革。中国拥有这些大宗物产，还有无数的土特产品，他们实在不需要从外面购买哪怕是一分钱的东西。”图为罗伯特·赫德在中国上海的旧居前与海关同事合影。罗伯特·赫德在中国生活了56年，与一名中国女子生了几个孩子，他统领海关总税务司50年，那是一个“国中之国”（直到民国前期、日据前期，海关依然独立存在），名义上是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但人员任命、日常运营均自成体系。在长期接触中，罗伯特·赫德既是列强代言人，又迷恋中国文化，认同清廷，主张与清廷密切合作。
西方近代的快速发展，在当时是一种后发优势，可以借力更加先进国家的资源，进而形成体系性的突破，资本因为得到更高的回报而表现活跃。相比之下，中国当时是先发国家，无法借力，发展动力相对明显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土地市场发展。外部市场不足，资本投入不足，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当然也就难以支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土地市场的发展及土地经营方式的演进。土地租佃这种极其精细化、精打细算、单位投资少的经营制度就因此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燕京书评：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允许私人拥有土地，可为何没走向西方式的明确产权，而是从明代中期起，形成田面权与田底权这样的“双层所有权”，成为“一田二主”？彭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儒家的理想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小共同体之上，由此形成了两个对立统一的观念：其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土地都是皇帝的，皇帝通过井田制，分给大家耕种。其二是“为民置产”，好的皇帝应该让人民拥有自己的资产，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清乾隆御制耕织图绣屏，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鼓励农民耕种，体现了传统农耕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在这两个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特殊的地权制度——土地是皇家的，但使用权是百姓的。所以中国无法形成西方式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产权观念。日本的寺田昭明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土地契约都说买卖“产业”，而不说买卖“土地”。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也存在重大影响。在西方中世纪，国王、公爵各占一部分土地，国王打仗没钱了，只好卖掉自己的土地，形成了明确的交易关系。中国则不一样。中国历来私人拥有的土地在源头上是国家分配的，而不是自己买来的。国家从来没有大规模出售过土地。只是国家分配的土地逐渐失去了控制，转化为民间所有而已。例如唐代实现“均田制”，国家把土地分给百姓耕种。按法律的初始规定，被分配者去世之后，国家有权把土地收回来重新分配。但从实践看，田地的收授是相当困难的，分下去往往就收不回来了。宋代之后国家不再大规模均田授田，但是在战乱之后，有一些土地放荒，国家会迁老百姓过去耕种，耕种后，这些土地也就成老百姓的产业了。但他们只是产业的主人，而不是土地的主人，土地的主人还是皇帝。但是，民间对产业的掌握也是相当牢固的，一般情况下，国家听许民间对地权的交易，轻易不进行干预。清代外销通草画中，呈现出当时中国人的生活风貌，可见当时农民基本是小农、小商、小工相结合的，在市场左右下，身份可灵活互换。
总之，文化背景不一样，历史发展路径不一样，土地的权益关系也就不一样。中国社会衍生出来的观念是“产业归谁”？“权益归谁”？而不是“土地归谁”？发展到后来，中国就形成了跟西方国家，无论在观念当中，还是在实践当中，都截然不同的土地关系。直到今天，中国土地产权构成也是“集体所有权+农民承包权+市场流转权”三权分立。其中，集体所有权保证国家安全，农民承包权保持农村稳定，而市场流转权则保证效率。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地权关系是基本上一致的。燕京书评：黄仁宇先生曾说，传统中国社会就像潜水艇面包，上下两边，即皇权与下层百姓之间，力量较大，中层很薄弱，近世中国的租佃制度会不会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彭波：这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矛盾，而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社会而言，中间阶层有收益，也有成本。中间阶层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升社会效能。中间阶层太强大了，也会压迫农民、欺骗皇帝；太薄弱了，又不利于稳定。不同时代条件不同，发展状况也有所不同。清代初期遇到灾荒，政府发救济粮，明确不发给佃农，因为救济佃农是地主的责任，他们是生产共同体。这时地主阶层就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但他们掌握着土地，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作用和关系也是古以有之，宋代之前就构成了作为社会基层核心力量之一的地方豪强。类似的关系在西方中世纪也是一样普遍存在的。清末从广州出口到西方的玻璃画，体现了当时农民业余当矿工的场面。
经过亚当·斯密式的增长，土地的占有和分配都相对细碎化，地主没能力对抗中央了，同时也没能力帮助佃农，所以政府只好替代他们的作用，同时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主佃关系当中。效率提高了，但减震器的作用下降了，百姓有不满，可能直接与政府爆发冲突。古代西方也一样，中间阶层之一是贵族，他们为农奴提供庇护，但也带来不安定因素，战争频繁不断，所以后来就被取代了。早期教会也是中间阶层，负责教育、文化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直接管理教育、文化等，教会的作用就被替代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对上述变化进行了详细地说明。随着社会发展，中层可以被替代，这是一个自然的、适应时代需要的过程，是伴随生产力提升和市场发展的必然过程。唐朝“两税法”前，中国大体上是地多人少，人口常不足，所以国家重视人口。名义上，国家掌握人口之后，要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土地，同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负担。而国家直接掌握人口和土地，同时寻求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合理结合，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对中间阶层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中古到近世，人口增加，土地相对不足，边际回报上升，可以支持的负担提升，所以政府日益重视土地，对人身的直接控制减少了。国家只需要掌握土地，就可以掌握税收，就不会缺少人力资源。无论是国家和地主，都发现通过市场掌握土地，间接获得人力资源是更加高效的管理方式，传统的、控制人身的地主越来越多地演变成为新式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地主，通过市场与农民进行交易。新式地主仍然存在中层的意义，但是更多是经济意义上的，政治意义已经大为削弱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土地租佃制的发展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符合国家总体目标。近世时期，农民的独立性大大提升了。农民可以通过经济作用，缓和权力的压力。在经济力量取代政治约束之后，佃农和地主之间无人身依附关系，地主造反，佃农也不会跟着他造反。土地权利的私有化及分散化，并不会减少了农民对抗政治权力的能力，而是加强了这种能力。虽然单户小农对抗政治权力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却是加强了。所以在近世以后，历代王朝至少在主观动机上对农民的剥削在总体上是非常克制的。近世也出现了新的中间层——宗族。宗族不直接组织生产，只有资本，它也起到了减震器作用。比如范仲淹，购买部分土地用作族田，支持宗族中的子孙学习，维护了社会稳定。在中国，所谓的宗法体系和宗族，并不是在市场关系产生之前的一种社会发展中的原始遗留物，而恰恰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越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宗族就越发达。1931年，杜月笙建成杜家祠堂，甚至上海公董局都派出自行车队游行，予以庆祝。
燕京书评：其实今天中国人也更喜欢单打独斗，明确任务、给予自由空间后，生产效率往往倍增。彭波：是的。这在管理学上，被称为成果管理、结果导向。例如抗美援朝中，中国志愿军表现优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采取了成果管理，上级下达任务时，只是告诉目标是什么，比如堵住敌军。至于怎么堵？在哪儿设防？下级自己可以具有一定的灵活度。这就激发了基层的主动性，更好地适应了战场形势的千变万化。在今天，大家都在说灵活生产，中国小农就是典型的灵活生产。改革四十年，我们发展这么快，部分原因也与此相关。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这样，你让我写一篇稿，告诉我周几要，要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了。至于我怎么写，是先睡几天觉，交稿前一天熬夜赶出来，还是我每天写一点，那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就别管了。所以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就说，每个知识分子其实都是自己的管理者。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其实也是这样，是自己的管理者，而不是被地主完全支配。中国人是具有社会大生产意识的。在遵纪守时这些工业化性格方面，中国人做得不比别人差。事实上，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老百姓还是比较听话、好管理的，但我们的小农文化传统及对市场的长期适应铸就了我们的鲜明的民族性格：我们一方面很守纪律，另一方面更看重目标，善于灵活地实现目标。燕京书评：近代以来，我们似乎一直把中国的小农文化视为现代化的阻力，总想彻底改造它。彭波：从传统走向近代化，中国的小农文化确有很多缺点，但我们对它也有很多误会。比如说小农经济是封闭的、保守的、自给自足的，可近世以来，小农已深度介入市场，怎么可能封闭？小农那么小，又怎么可能自给自足？在生产当中，每个小农都像一名经理人，需要创新精神、市场意识，能高度灵活、应对变局。因此，小农文化是创新的，也是开放的，富于学习的能力。清末外销通草画中所呈现的广州玉器、古玩店铺的状况，磨玉工、顾客、老板、闲聊者出现在同一空间中，体现出彼此和谐相处的农耕文化传统。
佃农必须准确评估租佃的得失，并承担后果。一块地，在地主手中，可能年产才1000斤，去掉成本，只能赚500斤，佃农通过专业技术，可能让它年产变成2000斤，却只交500斤的田租。很多佃农，还可以通过对土地的持续投入，大大提升土地的生产力水平，增产到1万斤，却仍然只交租500斤。所以许多佃农比地主还富。小农文化是精打细算的，是着眼于长远的，是富于投资观念的。在今天，很多大企业为应对市场变化，也开始采取内部小团队式管理，组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小团队，它们自己去找市场，这和佃农制的管理结构是一样的。燕京书评：在租佃制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产生了很大作用，这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启迪价值？彭波：从历史看，每当国力强大，都会放松管控，给百姓更多空间；每当财政紧张、出现危机，就会加强管控。这与儒家观念有关，儒家的本质便是小共同体本位，主张放松管控，但有时要服从外部环境的需要。所以，管控加强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三峡吧，过了这个三峡，后面的江面就宽阔了，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燕京书评：放松管理，会不会造成人心涣散，就像明代末年那样，天崩地解，局面不可收拾？彭波：明王朝崩溃与土地租佃制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历代崩溃，多是统治阶级中层和上层关系破裂造成的，明朝也如此。倒是明朝灭亡后，只用二三十年，生产力就基本上恢复了，这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小农经济和租佃制度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