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动“文学革命”，从此他的名字与新文化运动联结在一起，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为展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多方面的成就和广泛的社会交往，本书汇集了耿云志、杨天石、汪荣祖、陈漱渝、陈方正、陈平原、罗志田、邓昭祺、江勇振、山口荣、黄克武、王晴佳、王中江、孙郁、章清等海内外知名学者的文章，围绕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胡适思想诠释、胡适与新文学运动、胡适哲学思想、胡适与新教育、胡适的人际关系等议题展开探讨和争鸣，以彰显胡适的思想底蕴和人格魅力。

“宣抚”指抗战时期日伪当局对于日军占领区内的民众所做的宣传、“安抚工作”，以便使沦陷区民众“顺从”于殖民统治。本书运用大量日本方面的史料，包括现藏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侵华日军的档案，以及大量当时在中国沦陷区从事具体“宣抚工作”的日方随军人员（“宣抚员”）的日记、回忆录等材料，分析了日军的侵略策略、“宣抚”体系的前后变化、“宣抚”的具体内容、“宣抚员”个人的观感特别是他们观察到的沦陷区中国民众在日伪殖民统治下的生活实相、心态及反抗等，进而揭露了日本侵略的本质。

近代中国民间拥有从鸟枪、土炮等老式火器到机枪、驳壳等大量武器；民间武器的数量与种类，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治安程度、购买武器的难易、民情风俗等因素都有关系。广东、东北等地区民间武器数量巨大，新式枪炮成为民间拥有量最多的工业金属制品。民团、盗匪则是军、警以外拥有武器最多的两个群体。本书对民间武器泛滥的状况、成因、民团武器、盗匪武器、各阶级阶层对民间武器的态度、军政当局对民间武器的对策、武器贩运背后的外国因素、民间武器同“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对近代中国社会史、军事史、革命史等研究领域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以1868-1919年间的中国江南基督宗教文人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和近代中国江南基督宗教文人的基本情况，其次从文学翻译与创作、文学观念与文学活动三方面对近代中国江南基督宗教文人在文学领域的特征进行分析。最后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对近代中国江南基督宗教文人的研究置入文学史范畴，做整体性的评价。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以清末民初中国基督宗教文人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段中国基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弥补近代文学史上对基督宗教信仰群体的着墨真空，在文献层面上可以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加以补充。

本书通过考察中央及地方教育经费来源、教育经费编制等问题，梳理了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制度化过程。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讲科举与学堂并立时期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化，第二章分析科举废除后相关经费体系的转型，第三、四章讲清末教育财政的层级和财政预算体系中的教育经费编制，第五章讲公款共产与清末兴学，第六章讲京师大学堂与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第七章以三（两）江师范学堂中心分析当时的省界、学额冲突。

1927年，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次生死大考……革命的成败仰仗军事、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的动态组合，从合作到破裂，各方势力如何抉择？中共如何绝地求生？党史专家金冲及九旬回望风雨如磐的大革命年代。

本书从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披露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侵略、思想控制、经济掠夺、文化统制等。思想领域，揭示日本掩盖侵略性质的“战争观”、“大陆政策”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政策的思想根源；政治领域，围绕日本军事邮政检阅制度、日伪军马政策及“细菌战”研究和实践活动、伪满海军江防舰队的建设，揭露日伪政治行为背后的侵略本质；经济领域，以日伪金融体制、法律体系、码头建设为研究对象，明晰其经济活动背后的掠夺本质；社会领域，分析日本人口和粮食问题与其“农业移民”政策的关系、日本对所谓“伪满留日学生”的管理、歪曲中国抗日活动的舆论手段，透视其社会和文化政策的侵略性；文化领域，研究了三木卓、木山捷平、宫尾登美子等有“满洲”生活经历的日本作家，在日本战败后，回国后以自身“满洲”经历为素材创作的文学作品。

清末以来，西方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大学开始在中国城市中出现，大学与城市由此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组重要社会关系。本书试以中国自办大学的初始之地，同时也是新兴“摩登都市”之一的天津为中心，详细爬梳从19世纪末到整个民国时期的半个多世纪中，大学与天津城市社会在人才和科技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文教风俗乃至政治行动等领域的多重互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国城市发展与大学成长的内在协同机制。

本书对民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外交家、外交学者及具有代表性的外交刊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专题研究，逐个梳理了相关人物的外交思想，从而呈现了民国外交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书中各章涉及的主要人物分别是王正廷、蒋作宾、颜惠庆、黄郛、张群、王宠惠、孙科、郭泰祺、宋子文、傅秉常、王世杰、张忠绂、周鲠生、王芸生，最后两章是对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外交刊物《外交评论》《外交月报》的研究，刊物中的许多作者，实际上也是当时外交界与言论界具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

在距长沙市中心约30里的榔梨市上，有一座陶公庙，庙里供奉的主神是陶真人。明清以降，陶真人逐渐从一社区之神发展成湖南省神，其兴衰与湖南地方力量的强弱相始终。本书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运用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从海量的历史信息中，不仅建构了陶真人的生命史，而且揭示了湖南地方自主性的演变。作为一部社会文化史专著，本书打破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畛域，从“地方的逻辑”描绘了一幅崭新的近代湖南画卷。

轮船，作为对华扩张的持续手段和外国特权的重要标志、冲突和批评的对象，根深蒂固地烙印在近代中国的物质与政治图景之中。本书借考察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水域中的轮船及其航运，来探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作者罗安妮打破“冲击与回应”的中国近代史经典研究范式，回到具体问题本身，以近代中国航运发展为切入点，揭示19世纪中叶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中国航运企业与外国航运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角力，开启认识近代中国的全新视角。

本书以长期以来被历史固化和漠视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派或曰守旧派为端口，以“旧”观“新”，逆向理解五四思想、文化及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基于五四时期“旧”的深广性与复杂性，本书择取了林纾、严复、章士钊、辜鸿铭及桐城派、甲寅派、学衡派等典型个案，破解其成为守旧派和反对派的历史脉络，剖析其在抵抗中持守传统，在持守中调试自我的心路历程，以此深度辨析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深刻认知“五四故事”的生动性和“五四生态”的丰富性。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在近代中国社会境遇中发生，并伴随时代更迭不断发展，演出形式日益丰富，构成一道亮丽的都市景象。本书立足慈善义演本体，探讨其嬗变轨迹与历程，透视背后的不同力量，挖掘其主要表现类型、分析演化特点与社会功用，使人们理解近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转型及其意义，并丰富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

本书希望从“接受政治”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一些来自西方（包括日本）的所谓合法性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如何传播的。如启蒙、新的性道德与生育理念，一些与西方现代性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像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等，它们是如何被“舍旧谋新”的各种传媒和知识精英在引介中具体化、在地化乃至符号化的；又是如何被清末民初的知识人阅读和使用的；这些富有新义或现代性含义的知识与符号又是怎样成为时人新的崇拜，被传递到不同空间中不那么精英的受众那里的；这些受众又如何对此加以接受转化，最终又产生了何样的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

晚清州县官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主要内容是杜凤治眼里和心中的官场。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官场的百态，为州县衙署的具体运作、州县如何借助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管治乡村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细节。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反映了晚清官府对大城市的管治。有关听讼的记载透露了州县官在审案时的种种考量，使今人得以了解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有关州县催征的记述，有不少清代赋税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的事实。对官员交往、馈送、收支的记述，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生动而可信的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之间，除了战场上武力的较量，还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战。本书即对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宣传战的进行情况加以探讨，论述了中日两国宣传系统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分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三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敌、我、第三方”的宣传政策、宣传效果及其原因，进而探讨宣传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

本书共收入十位作者的十六篇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论文。其中既有相对宏观的探讨，更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关于孙中山、米迪刚、卢作孚等20世纪前期乡村建设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的深入剖析，又有关于邹平、青岛、定县、北碚等地区乡村建设实践的深入考察。尽管其研究视角和主要内容各有不同，但均聚焦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研究”这一主题，不仅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而且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书植根近代中国不同政府主体政治文化历史语境和近代社会自身发展脉络，借鉴社会文化史、社会学等学科理论，聚焦于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实践。全书分八章展开，依次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制度设计、多层传播、空间重构、仪式操演、体魄训练、休闲教育、新型结社，以及识字课本中的“国家话语”等主题，依靠丰富、生动的史料，详尽而全面地阐述和分析了政府、社会教育机构如何通过政策规训、集体仪式、空间改造、识字教科书编写等实现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的目标，揭示政策与社会变革的因应关系，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

本书记录了从1897年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第一家中国近代银行，到1937年日本入侵造成中国银行业突然中断的历程。作者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支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近代中国各大银行的原始档案，以几家重要华资银行和几位杰出的中国银行家为中心，展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演变，探讨这些银行在与国内外同行竞争时采用的商业做法，研究它们迅速增长的原因。这本书有丰富的历史细节，全面阐述了中国现代银行的起源和发展。

晚清至民国初期，中西文明剧烈碰撞交汇，在政治衰败、动荡与混乱之下，民众生活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西力东渐、洋货流行给人们的生活及观念带来哪些影响？人们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孕育了哪些新生活方式、新追求和新观念？本书围绕这些问题，运用档案、方志、日记、笔记小说、报刊、外国人游记等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城乡生活环境、消费生活、城市生活、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做了考察，探讨了民众生活变化对近代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揭示了民众生活世界蕴藏的中华文明潜在的生命力和再生力对中华民族生存延续与复兴所起的作用。

本书围绕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命题，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第二条路径的假设——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即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取得现代经济科学范式，建构富于区域特色的经济科学流派。为了证明（或证伪）这个假设，本书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存在性、进步性及其演进机制，包括“是否现代化”“哪里来”“是否进步”“如何来”四个逻辑关联递进的基本问题，并选取民生经济学作为案例，判断民生经济科学就是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成果，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依然具有历史连贯性和统一性。本书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需要总结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经验，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