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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非虚构”、与“写作”都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历史本来就应该是非虚构的；关于历史与写作的关系，海登·怀特的话说得很好：历史学没有专门的技术性术语，它以“日常有教养的语言为工具”，这意味着人们要求历史著作的文采和叙事性并不过分。

历史与叙事的分离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之后的事情。从学科发展脉络上，历史学从思辨史学转向分析史学，“科学方法”和“客观主义”一时成为学院派历史研究不二的法则。然而，条分缕析的代价是历史失去叙事的魂魄。1960—1970年代，西方史学界有所谓叙事的转向，叙事不仅被视作技艺，也被提至历史哲学的高度。

中国史学素有叙事和考据的双重传统，进入20世纪后，分析渐次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1980年代以来，对档案史料和考据功夫的强调，使史学摆脱了以论带史的束缚，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最近十几年，国内一些历史学者常发出这样的感喟：“我们的历史里没有人”“历史学的论著本来应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为了避免诸如此类的“遗憾”，一些有文体意识的历史研究者重拾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2021年7月24日19:00—21:00，第二届鸣沙史学嘉年华第二场，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馆员张宏杰、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公共史学集刊》主编姜萌，从叙事的转向出发，讨论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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