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刊是专注于运河及其相关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所刊论文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同时刊登与运河有关的自然科学如地理、工程、水利、环境等方面的论文。主要专栏包括：“理论研究”，着力进行运河学及相关研究方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探讨；“专题研究”，探讨运河发展史、运河区域社会变迁、运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新书评介”，点评近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向读者介绍其价值及阅读路径；“研究综述”，评介当年运河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总结过往，为读者提供学术资讯；“史料拾遗”，对新近发现的与运河相关的史料进行解读，以达到学界共享之目的。

      写在《中国运河志·图志》出版之后　李孝聪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中国运河志·通运》编撰体会　倪玉平
      大运河的感召——《中国运河志·河道工程与管理》编撰回顾　吕娟
      立于当今传之后世——《中国运河志》写作笔谈　李泉

      关于深入开展中国大运河研究的几点见解　朱士光
      运河社会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　张士闪

      皇权与财政：试论明代大运河上的宦官角色　胡克诚
      黄运关系与明清时期的改漕治河思潮　高元杰
      清代“藉清敌黄”政策对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及社会影响　胡其伟
      清代运河道财政职能研究　王玉朋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码头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　吴志刚
      京杭大运河会通河台前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孙凯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巴拿马运河研究　田肖红

       明清山东运河小城镇渡口驿的历史考察——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朱年志
       苏州大运河沿线特色小镇数字化保护与建设路径　刘志宏

      “厚古薄近”：近四十年来江南水利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胡勇军
        2019年运河学研究综述　刘玉梅

       郑民德著《明清运河漕运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评介　李德楠　吴霄彤

编者按：九卷本《中国运河志》历时八载，于2019年9月正式出版，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为进一步推介这部21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运河学研究成果，《运河学研究》自本辑开始，增设“笔谈”专栏，邀请《中国运河志》各分卷主编、核心专家和出版方执笔，畅谈修志经历与相关感悟。

2020年6月19日，《中国运河志》总主编、《运河学研究》首席学术顾问邹逸麟先生不幸仙逝，本专题亦为悼念哲人之设。先生英灵，必将光耀黄运，永垂不朽！

中国自元朝以来，有关运河的著述数量繁多，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出版过一部反映中国运河历史全貌的通志。《中国运河志》立项于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启动之际，完成于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之时，《中国运河志》的出版不但恰逢其时，而且终于弥补了缺少运河通志的这一长久心憾。我个人作为编纂《中国运河志》的参与者，欣喜之余回顾“图志卷”寒暑易节、倏忽八载的编写历程，更有许多心绪要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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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修建的运河是具有真实形象而且能够触摸的物化文明形态。“图志卷”以形象的现实表现力，映射出文明的形态，唤起对历史的记忆，凝聚了先辈们在运河工程方面的丰功伟绩。总之，古代运河舆图给予我们很多了解明、清运河及其水利工程的形制，运河沿岸的环境，城镇的变迁与人文景观等重要的历史信息，也赋予了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重视并利用运河古地图，必将对于提升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水平、促进中国与外国运河保护经验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大有裨益。

李孝聪（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中国地图史、运河史。）

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中说：“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应该说，通过长达八年的《中国运河志》修纂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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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中国运河志》的核心专家——邹逸麟、张廷皓、李孝聪、张英聘和赵世瑜。几位先生都是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们对于工作都极为投入。每次开会，他们都会针对各卷的情况，提出非常有针对性且毫不隐讳的意见。……首部中国运河通志《中国运河志》正式发布，我们的工作总算告一段落。当然，关于它的价值，还须留待学界和社会去评判。

倪玉平（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漕运史。）

《中国运河志·河道工程与管理》是一本专业志书，专业志书就要突出专业特点。本卷的专业特点就是要面对不断变化的运河河道和水利工程，以及运河水利工程学与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历经2500余年、长3000余公里的大运河河道及水利工程，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由短到长，由兴到废，始终都在变化着。直至今天，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等依然如此。由于存在学科交叉，本卷作者需要掌握多学科知识。

首先，需要掌握水利工程学知识，大运河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水利工程，其类型和功能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水利工程，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水利工程的运行原理与当地气候、水文密切相关。

其次，需要掌握历史学知识，大运河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河道工程与管理也是自然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了解中国大历史，就写不好运河小历史。

最后，需要掌握地理学知识，2500余年的中国疆域变化、行政区划变化、地名变化也都是非常大的，要准确把握。因此，《中国运河志·河道工程与管理》的撰写是有相当大难度的。作为主编，我坚定地认为，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敢于担当并且担当此重任。

吕娟（正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水利史研究所所长、《中国防汛抗旱》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旱减灾、防洪减灾、水利史与水文化。）

从2013年春到2019年夏，我为编写《中国运河志》的“文献卷”和“大事记”忙碌了六七年时间。书已于2019年9月出版，但偶尔回想起来，总觉得这事并没有结束，似乎还有点什么事情要做。日前，倪玉平先生提议在《运河学研究》开辟一个关于《中国运河志》的修志笔谈专栏，我心里豁然开朗，静下心来，梳理一下《中国运河志》的编写过程，做一个学术总结，这个项目才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询之于各位同人，大家均表赞同。谈起《中国运河志》，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真的要做个总结，一时又不知从何写起。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主持编写“文献卷”“大事记”的过程及个人感悟，算是一个初步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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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写《中国运河志》，我对运河史上的许多问题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我研究运河二十多年，着力方向大体限于元明清时期的北方运河，对于元代以前及南方运河，接触到的一手资料不多。全面选编中国运河的原始资料，写作“大事记”，正可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比如宋代的木岸狭河、建设水柜、清汴工程等，原来只是通过阅读他人著作略知一二，这次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许多方面有新的认识，对于解读明清时期原运河工程的渊源，收益颇多。

李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运河学研究》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运河史。）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又面临如何进一步增强对大运河的保护，以持续长久地发挥其积极效应等诸多新问题。为顺利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还当在前人所做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特别要提升对其历史功能与现实价值具体而又深入的认识，进而建立既具中国特质又有普遍价值的运河学之学科理论，从而为推动中国大运河保护与开发工作卓有成效地持续开展打好学术与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为此，本文在强调了中国大运河在历史上曾是支撑元、明、清等王朝得以巩固发展的生命线，是其政权得以存续的国脉所在这一突出的政治功能基础上，具体陈述了其在促进当时之经济、社会发展等六个方面的历史作用与三项现实价值，并对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国大运河研究提出两点建议。

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古都学。）

运河社会内嵌于中国“礼俗社会”之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历史而兴衰变迁。与运河有关的社会文化，既是国家运河行政推行过程中“礼化为俗”的结果，也是运河沿线地区民众的自发创造。因运河而兴的诸多行业，以及从业群体之间的长期互动，使得沿运河地区的文化标识与日常生活得以形成。纵观运河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既表现为国家政治面向运河地区的持续贯彻与渗透，也表现为地方民众在时移势易中的生计调整与文化调适，以安顿自身生活。借助运河社会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运河沿线地区一直发挥着对于中华文明的保育作用。

张士闪（民俗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基础理论、艺术民俗学。）

明代大运河的畅通，依托于诸司衙门协同参与的漕河管理体系。除外朝文武各司其职外，诸如河道工程修治、漕运仓储管理、宫廷物资运输、沿运商税监收等领域，无不渗透着宦官群体的身影。宦官因其代表皇权的“钦差”性质，往往凌驾于外朝权力架构之上，经常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甚至“与国争利”，提高了漕运解纳成本和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破坏了漕河管理秩序和沿运工商业城市市场环境。

明朝士大夫总体上反对宦官干预漕河事务，呼吁限制宦官外派的人数和频次，试图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宫廷之内，体现了绅权对皇权“肆意妄为”的一种制约。而宦官广泛参与漕河事务，实际是明朝“分权制衡”的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常态”。

明代宦官在维护宫廷财政的相对独立性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皇权对以大运河为干线的地方财赋征解过程的直接干预，代表了在贡赋经济体制下，皇室与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上日渐“公私分明”的博弈关系。

胡克诚（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财政史、区域社会史。）

明清时期，为保障会通河安全，朝廷极力维持黄河南流，在苏北地区造就了一个以清口为中心，包括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乃至黄河（淮河）入海口在内的极为复杂的水文体系。对这个水文体系的维持和治理，超出了明清河道官吏的能力范围。以“保运”为前提的治河，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牺牲了黄淮地区的利益，导致黄淮平原环境生态的不断恶化。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河漕困局”的危险，纷纷提出改良主张。但统治者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只愿恪守祖制，惮于冒险更创，这些主张都难以实施。最后人力难为，黄河自行决口改道北徙。不过明清长期存在的改漕治河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清黄河北徙的确定、漕粮海运的进行做好了思想准备。

高元杰（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运河史、生态环境史。）

康熙年间，靳辅治河二十余年，以“筑堤塞决，束水攻沙，藉清敌黄”为策，于黄河徐州段上下游南北两岸建若干减水坝，分流黄水。北流或归河或归运，南流多经洪泽湖出清口助清敌黄，其继任者多沿用此措施。此举于当时保漕颇有裨益，但却导致黄河河床不断淤高，黄、淮、运河的水位日益抬高，洪泽湖的高家堰也不断延长、加高，不得不分流入江，并导致苏鲁豫皖接壤地带水系及环境受到巨大破坏，从而引起一系列的后患，其表现形式既有朝堂之上的倾轧，也有地方势力的角逐，甚至百姓流血械斗。

胡其伟（历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教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徐州分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水环境变迁等。）

清初，山东运河河政机构历经一系列变革，最终确立起以运河道为中心的河工钱粮出纳稽查机制。运河道库年均存河银82000余两，主要包括州县地丁银、耗羡银、湖田河滩地租银、秫秸八束银等，支出项目包括额设夫役工食银、岁修抢修工程、另案工程等。运河道负责岁修抢修、另案工程的“冬估”，以及稽查厅汛工程经费清册，是山东运河工程经费奏销系统的基础单位。地方州县官上缴运河道的地丁银和耗羡银直接决定运河道收入是否充裕，对此清廷对州县官实行了严格考成。

王玉朋（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

码头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水工设施。近年因进行大运河申遗和配合基本经济建设工程等，相关文物部门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码头进行过一些考古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德州码头、武城甲马营码头、临清河隈张庄码头、阳谷七级码头、张秋镇码头、南旺镇码头、台儿庄城区系列运河码头等被重新发现和认知。这些历史遗存的发现对挖掘大运河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对通过考古获得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段考古所见码头的类型进行了初步研究。

吴志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和运河考古。）

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境内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中会通河的一部分，目前均被淤埋在地下。为配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部门于2018年4月至6月，对该段运河及相关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测绘与勘探。基本明确了该段运河的河道走向，初步了解了不同地段的河床、河堤的基本结构和埋藏信息。此外，还确定了一些关键遗存的位置，为以后继续开展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孙凯（历史学硕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考古。）

20世纪初，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各项知识开始被介绍进中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巴拿马运河研究经历了基础认知、多角度探寻和自主探究意识的开启三个阶段。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巴拿马运河研究取得的成果丰富多样，特征鲜明。主要表现为研究主题较为集中，运河的国际政治影响和经济功能是首要的探究领域；相关作品涉及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工程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各类成果以译述或者介绍国外作品为主；研究体现了突出的时代性和研究者“学以致用”、实现“国富民强”的追求和关怀。探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巴拿马运河研究的开展状况，对当今国内运河学研究特别是世界运河研究的开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田肖红（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和太平洋国际关系史。）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航运的畅通带动了沿线许多中小城镇的发展与繁荣。夏津县渡口驿地处河工水利与漕运要道，而后迅速发展成为特色鲜明的运河小城镇。漕运仓储与驿站的设置完善了它的多项职能，提高了它的地位，加强了它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石佛寺等古迹见证了昔日的繁华。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官商士人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佳作，是大运河千年历史的真实印记，也是大运河发展史上重要的人文积淀。运河沿线小城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渡口驿集运河渡口、驿站、码头、粮仓于一体，运河文化资源丰富。保护运河文化遗产，传承运河文明，形成运河城镇发展的特色路径。

朱年志（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史、运河文化。）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为保护与建设大运河沿线特色小镇，提高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大运河沿线特色小镇数字化保护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特别是这种关系将如何促进特色小镇保护与建设路径的实现是本文论及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突破了特色小镇数字化保护和建设的关键技术瓶颈，创建了特色小镇合理规划布局、数字化保护技术模式，破解了大运河沿线特色小镇多元文化与信息协同共享等技术难题。完善了数字化保护与建设的体系架构，并对苏州大运河沿线特色小镇数字化保护与建设的必要性和挑战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掌上小镇、绿色环境、绿色小镇、智慧小镇四个相应方面的创新模式及体系建设方案，意在促进大运河沿线苏州段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旨在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的苏州大运河沿线特色小镇的保护与建设及全国其他大运河沿线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刘志宏（建筑学博士，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特色小镇研究、传统村落保全与申遗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建筑设计、传统民居绿色设计关键技术研究。）

近四十年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江南水利史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除了传统的水利工程设施和技术、水利与农业经济发展、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外，一些新的领域如水利与地方社会、水利与生态环境、水环境与用水卫生等也被开拓。尽管如此，江南水利史研究在研究时段的选择、研究视野的转换以及史料数据库的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提高江南水利史整体研究水平，必须避免“厚古薄近”的研究趋向，加强民国时期江南水利史的研究。

胡勇军（历史学博士，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江南水利史、环境史。）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全国运河沿线省市纷纷积极响应，深入领会文件精神，制定《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并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学界对运河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600余篇，出版著作70余部，内容涉及大运河的总体研究、运河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运河史、漕运、运河区域社会、运河文化等方面。

刘玉梅（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运河区域民间文化。）

该书试图借助社会史、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明清运河漕运仓储与区域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在叙述其制度变迁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漕运仓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群活动对区域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并力图通过漕仓这一漕运系统的构成环节去展现明清漕运及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客观陈述与评价漕仓在明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李德楠（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吴霄彤（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运河文化史。）

李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原院长，兼任山东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运河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杭运河与明清时期区域农业开发”，代表作有《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中国运河志·大事记》《中国运河志·文献》《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山东运河文化研究》等论著十余部。

策划：佟    譞

编辑：秦丹阳

审校：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