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沙已出版书目盘点

清季新学堂骤兴，以“国文”为名的新式文学教育应运而生。国文一科既是近代知识秩序、知识载体、知识传播方式变动的产物，又涵纳了传统蒙学和古文词章之学的诸多经验，负有培养读写技能与脉延国族文化的双重使命。本书聚焦于“国文”的创生时刻，旨在从教育实践角度切入“文学”古今之变，进而试探近代知识形成的普遍机制。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904年立宪呼声高涨，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十年间内忧外患频仍，导致清廷朝局波动，政潮迭起，这个时期深受慈禧宠信的满洲权贵荣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本书是《荣禄与晚清政局》的修订本，作者做了很多修订，并添加了一些图片。书中通过研究和剖析这个时期荣禄的复杂表现，对了解清末政治的变迁和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江南史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在农业开发、市镇兴起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等诸多领域有了丰富的认识。而对这一过程的另一面，即水上人上岸成为定居人群的过程，特别是对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能动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内在逻辑，尚有待深入挖掘。本书以太湖东山的刘猛将信仰为切入点，试图对东太湖地区水上人上岸的过程及其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加以梳理，为江南地区农业聚落的形成、商业与市镇的繁荣和宗族建构等问题寻找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明代中期重新传入的天主教，由于与早期全球化紧密联系，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佛教、道教不同的文化意义。不仅展现了中国卷入世界体系的特点，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应对全球化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方式。本书尝试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中西档案文献，对清代前期中国天主教信仰世界进行深度考察，涉及历史记忆、民族主义、社会网络、性别意识、书籍传播、时间文化、医疗仪式、空间改易等主题。全书力求通过具体而微的个案，从细节处揭示清代前期天主教的本土化与底层社会的普遍联系过程。

本书为2016年版基础上的修订再版，重点考察近代中国一些来自西方（包括日本）的所谓合法性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如何传播的。如启蒙、新的性道德与生育理念，一些与西方现代性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像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等，它们是如何被“舍旧谋新”的各种传媒和知识精英在引介中具体化、在地化乃至符号化的；又是如何被清末民初的知识人阅读和使用的；这些富有新义或现代性含义的知识与符号又是怎样成为时人新的崇拜，被传递到不同空间中不那么精英的受众那里的；这些受众又如何对此加以接受转化，最终又产生了何样的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

晚清州县官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主要内容是杜凤治眼里和心中的官场。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官场的百态，为州县衙署的具体运作、州县如何借助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管治乡村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细节。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反映了晚清官府对大城市的管治。有关听讼的记载透露了州县官在审案时的种种考量，使今人得以了解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有关州县催征的记述，有不少清代赋税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的事实。对官员交往、馈送、收支的记述，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生动而可信的故事。

本书围绕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进行解析，试图说明其成长并非无关宏旨，须紧扣“近代”这一线索去把握。“思想界”及其他“～界”“～～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浮现，乃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写照，既意味着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型的对应关系，也映射出告别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聚焦“思想界”，是期望探讨这两个要素的交互作用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据此可以看出，清季民国时期由新型传播媒介营造的思想环境有哪些特征，形成了怎样的“思想版图”；而读书人与此的互动，又如何导致其写作方式、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生仕少闲多，长期生活在家乡浙东乡村。在陆游存世的海量诗作中，有六七成是与其家乡生活有关的。集中解读陆游的诗篇，借其目光观察浙东地区的乡村社会生活，展示其心目中的“乡村世界”，虽然吉光片羽，却显得弥足珍贵。通过剖析陆游“乡村世界”这一个案，展现了：陆游的乡村生活是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以陆游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重复杂的角色；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既丰富多彩又民生艰难的乡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想象“宋代农村”提供了几个可以依凭的支点。

本书由作者不同时期的11篇文章构成。作为一个整体，展示了作者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写作于不同的时期，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特点，体现了作者方法上的自觉，可以说是作者近三十年来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的学术轨迹，从数据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开始，到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深描，最后致力于历史文本的多角度阐释，反映了作者从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方法的回归，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