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翁1931年出生于萨克拉门托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弗兰克不是凯尔的父亲那样在家禽养殖场工作的理想主义农民，也不是麦卡锡、韦斯特或桑塔格的父亲那样的梦想家。他是一个现实、稳重的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的工作是卖保险。1939年他加入国民警卫队，家人也要随他一起迁移到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各个基地。从大多数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普通和平静的美国式童年。

但迪迪翁后来会提到，正是这种不断迁移的经历最先让她产生了一种自己是局外人的感觉。她本身就是一个害羞的小孩儿，这也不利于她适应新环境。然而，即便是在她还很害羞的时候，迪迪翁已经开始梦想成为公众人物的生活。她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演员，而非作家。（这一点与麦卡锡相同。）她告诉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同一种冲动。都是虚构。都是表演。”

但是有些关于父亲的事情是迪迪翁从来不写的。迪迪翁是一位以创作与个人经历相关的散文而为人所知的散文家，很多人认为她喜欢无情地自我揭露。然而，直到她将近七十岁时，她从来没有写过与她早年生活中另一个困扰她的事件相关的任何内容：她作为一名英文系学生在伯克利入学的第一年，她的父亲则作为病人住进了旧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

迪迪翁的母亲不是同样阴郁的人，她更符合加利福尼亚州拓荒者的强硬精神，那也是迪迪翁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来尝试说明和捍卫的精神。但艾杜内·迪迪翁（Eduene Didion）也不是没有内心生活或梦想的。迪迪翁说正是她母亲发现了《服饰与美容》上刊登的竞争最佳散文奖，胜者可获得巴黎旅游机会的广告。她告诉女儿自己认为她可以赢得大奖，当女儿在1956年获胜后从伯克利开车回家向父母展示自己的成果时，母亲的回答是：“真的吗？”

在《服饰与美容》工作时，迪迪翁最初被随便地安排到了广告部，后来又承担了多萝西·帕克曾经负责的工作：给插图写说明文字。到此时，帕克的编辑埃德娜·伍尔曼·蔡斯领导下的那种拘谨呆板的时期已经结束，《服饰与美容》变得更加雄心勃勃，特别是涉及出现在它的版面上的服装时。不过，《服饰与美容》编辑部里的知性腔调并没有太大提升。在这里工作的仍然是那些毫无疑问比迪迪翁富有，但既不特别有文学素养，也不特别有智慧的人。不过他们能够紧追潮流趋势，而潮流和趋势有时会引导他们找到非常优秀的作家。

迪迪翁总是这样讲述那段经历：她为《服饰与美容》写的第一篇署名作品其实是一次意外。因为当期杂志要出版的其他内容没能被按时提交，所以她写了一篇规定字数的文章作为替代。她想到的主题是对嫉妒本质的思考，但文章的内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它提出的老套的观点是认为嫉妒在人的生活中发挥了一些影响：

去与任何从事涉及投入自我的工作的人交谈吧：比如一位作家或一位建筑师。你听到X曾是一位多么出色的作家，直到《纽约客》毁掉了他的名声；或者，不管黛安娜·特里林说什么，作家Y的第二本小说只会让我们这些意识到Y真正潜力的人感到失望。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位为自己未来的辉煌职业生涯作准备的作家，那么我们有必要记住，此时的迪迪翁并不是在为一本在文学和思想方面受到尊重的杂志写作。《服饰与美容》在1961～1962年间许可她撰写的一些散文的主题有时似乎反映了迪迪翁内心的沮丧。它们都是关于自尊，接受拒绝的能力和情感勒索的。

迪迪翁当时不仅为《服饰与美容》供稿，她也与《假日》（Holiday）和《年轻女士》有合作。她告诉自己的采访者说：“我那时写的都是只为了发出去的文章，我对它们还没有真正的控制力。”那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像一个还在磨练文笔的作家的练习品。她没有把那些文章收录到后来的文集中，显然也是因为她不认为那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女性做新闻报道是男人的世界为让她们失望而付出的代价。这里展现的正是她们最出色的，像被遮盖起来的帽针一样隐蔽的风格，她们对于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不宽容，也不会遗忘。

这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虽然用帽子别针做比喻显然是将问题平凡化了，但关于这种结果是“代价”而不是礼物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迪迪翁在文字中创造的人格面具对于如格利·布朗、乐队歌迷、南希·里根和会做无花果布丁的家庭主妇之类的女性与对“男人的世界”同样失望，无论这个“男人的世界”具体指的是什么。这种观点并不是纯粹女性化的，而更是一种有感知力的、敏锐的判断。某些感知力的大门对女性更加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无法看到女性指出来的一切，他们要做的只是安下心来，去听，去看。

在《向伯利恒跋涉》之后，此前对她不闻不问的文学传略作家们开始一窝蜂地前来采访迪迪翁，还把各种有娇小的迪迪翁的精美照片刊登在诸如《琼·迪迪翁：刀刃一样锋利的作家》（Joan Didion：Writer with Razor’s Edge）和《向琼·迪迪翁跋涉》（Slouching Towards Joan Didion）之类的文章标题旁边。这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汉娜·阿伦特的老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立即申请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他兴高采烈地在迪迪翁和邓恩当时居住的位于马里布的房子里见到了这对夫妇，他们正在合作撰写基于迪迪翁在1970年出版的小说《顺其自然》（Play It as It Lays）改编的剧本，小说讲述的是一名不顺遂的女演员玛丽亚·韦思（Maria Wyeth）的故事，曾经为迪迪翁带来了热烈的赞美。

卡津注意到迪迪翁真正的样子与她经常在文章中谈到的样子之间存在区别：在1969年的一篇著名的发表在《生活》上的专栏文章中，迪迪翁描写的自己娇贵、病弱，处于离婚的边缘，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迪迪更像是由理智的钢铁而不是轻浮的丝绸组成的：

琼·迪迪翁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人，她还确信自己在金州（Golden State）开始发生这么多令人不安的事情之前在萨克拉门托出生和长大是明智的。

卡津继续梳理了各种差异。他注意到埃德蒙·威尔逊已经发现迪迪翁表达的声音“比她本人的像小女孩一般的声音强势得多！”尽管住在马里布这样的地方似乎意味着轻松惬意，但卡津觉得下面的海浪声震耳欲聋：“居住在海滨别墅里的人不知道这让他们变得多么机警。”他称迪迪翁为伦理学者，说她对严肃性有一种痴迷。他还指出，即便是在写小说时，她也会像文化批评家一样，想要诊断她所写的任何主题的弊端——玛丽·麦卡锡也有同样的癖好，尽管她们二人在小说中的腔调区别很大。卡津甚至将迪迪翁与阿伦特联系在一起，后者曾经告诉他，美国人似乎比她在欧洲见过的任何人都更绝望。

当卡津发表了他为迪迪翁写的传略时，迪迪翁已经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明星了。然而她遇到的问题是，能够允许她热情地谈论偏头痛，谈论返回家乡萨克拉门托，或是让她为了一篇文章飞往夏威夷的《星期六晚邮报》关门了。迪迪翁开始寻找新的雇主。《生活》杂志与她签订了撰写专栏的合同，但这种关系很快就恶化了；迪迪翁要求去西贡，因为包括桑塔格和麦卡锡在内的许多作家都去过了。可是她的编辑反对这个提议，告诉她说“某些男性作者会去”。她对这次随意的回绝的愤怒最终转变成了一篇如今非常著名的专栏文章，文章的内容是在预测将有巨浪来袭的时候前往夏威夷的经历：

我丈夫关掉电视机，从窗口向外看。我避开他的视线，忙着给宝宝梳头。在没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焦虑处境。我们正身处这个太平洋中部的小岛上，否则我们可能就去申请离婚了。

这篇文章似乎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揭露，但原本关于婚姻问题的框架会渐渐消失。迪迪翁开始告诉你，她如何感到自己与一切失去了联系，以及感受本身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她承认，自己正如一个曾经的男友预测的那样变成一个感受不到任何东西的人。这篇作品中充满了彻底的黑暗和绝望，难怪《生活》的编辑似乎被它吓到了。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反映了他们的困惑的标题：《创造联系的困难》（A Problem of Making Connections）。

随后的那些非常私人化的专栏文章也都不怎么符合编辑们的口味。最终迪迪翁在合同到期之前就提出了解约，因为编辑们不肯刊登她的专栏文章。很多年后，她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中提到这件事时会对编辑的冷漠评论作出回击。

这暗示了有关迪迪翁作品的一些重要特征：即使在她描述无法忍受的绝望，在她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随着这个国家一起分崩离析的时候，至少还有另一个运转的引擎在支撑着她。任何一个像迪迪翁描述的那么沮丧和失落的人都不可能写出如此精准的句子，不可能选择如此切中要害的用词。以承认她有可能离婚的文章为例，隐藏在那背后的引擎可能正是愤怒，她愤怒的原因是编辑认为她不是像那些正要去西贡的“男性”一样大胆的作家，这导致她没有机会发挥自己全部的能量。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被收入“糟糕编辑决策博物馆”的错误。

1982年，迪迪翁抵达了萨尔瓦多。这里的共产党政府毫无疑问是一个可怕的暴力政权。一位大主教就在讲坛上被射杀了；摄影记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大屠杀的场面。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Alma Guillermoprieto）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告诉迪迪翁和邓恩夫妇说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他无法感到安全的国家。就这样，迪迪翁决定像她之前的桑塔格和玛丽·麦卡锡一样，走进黑暗的中心，看看她能在那里发现什么。

与在越南的桑塔格和麦卡锡不同，迪迪翁在萨尔瓦多几乎不需要什么检验自己良心的理由，因为有太多可怕的事情等待着她记录了。

前往萨尔瓦多的人会立即获得一种特殊的实用信息，就像前往其他地方的游客要了解货币汇率和博物馆开放时间等信息一样。在萨尔瓦多，人们会了解到秃鹫最先吃的是软组织，眼睛，暴露在外的生殖器，以及张开的嘴巴。人们还会了解到张开的嘴可以被用来表明某种特定的立场，可以被塞入一些有象征性的东西；比方说，阴茎，或者，如果是与土地权利相关的争议，还可以塞入争议地区的泥土。

迪迪翁就是从在萨尔瓦多时开始质疑自己的技巧的。在一个“代表萨尔瓦多可能获得拯救后的未来的样子”的购物中心里，她想知道记录这里销售了什么商品是否真的是一个好主意，这与外面发生的谋杀和恐怖事件太不协调了。她本想在作品中列出这些商品以表现讽刺意味的想法似乎也不再有趣或尖锐了。她会在最终创作的散文中明确地写到这一点，她觉得与其说自己是在见证“故事”，不如说是在“观察黑夜（noche obscura）”。

这种将注意力放在简单的叙事上的观点显然是迪迪翁在她的作品《白色专辑》中已经提出过的。要讲述一个故事，就是要找到事件所谓的核心，但有时候，核心并不能恰当地代表整件事。这是她在写自己的生活时学会的第一件事。她会写一些让读者觉得是某种坦白的文章，比如关于离婚的，关于她喜欢随身携带笔记本的，关于自尊的。但是她知道她该选择公开什么，以及回避什么；她知道她的故事中的某些元素需要被隐藏。公众愿意接受她所投射的形象这件事显然教会了她一些东西。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迪迪翁会继续写大量关于政治的文章。那时的美国已经熬过了充满幻觉的、梦一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已经开始进入保守的里根时代。这个国家正在给自己讲述“美国的早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刚刚开始影响总统选举的大众媒体机器已经变得更加深奥复杂。《纽约书评》的西尔弗斯对迪迪翁谈到这个想法之后，迪迪翁就开始写关于政治的文章。西尔弗斯似乎明白迪迪翁最擅长的题材莫过于故事，还有什么能比国家政治中的故事更离奇呢？——这是一个将会反复出现在她的文章中的观点。

美国政治好像没有从迪迪翁早期的作品中学到任何东西。她在《白色专辑》中写到的“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这个事实并不是很受赞美。它会造成某种伤害。毕竟，故事都是自我欺骗的。我们用它们来避免自己看到真相中的某个元素，因为全部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无法承受，或者说，在政治问题中，真相是让人尤其无法控制的。

所以在迪迪翁看来，报道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失败的总统竞选的记者们就太过轻信了，他们太愿意接受这个被提供给他们的故事，然后在没有经过多少独立审查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故事报道给公众。在这个故事中，杜卡基斯被说成将“成为总统”，但要实现这种转变的要素却一直被模糊带过，政治作家们似乎希望读者接受他们提供的故事而不提出任何疑问。

迪迪翁写道：“这个故事是由一些相互理解，和或大或小的心照不宣的协议组成的，大家一致对某些可以被观察到的内容视而不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有戏剧性的故事线。”这种对“权限新闻（access journalism）”的批评在当时很少见，因为只有身处迪迪翁这样的立场的人才能提出这种批评。迪迪翁的观察不能阻止记者和政治竞选团队中的公关人员的勾结，但她确实让社会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了。迪迪翁对政治记者的奴隶状态的批判很精彩，但让这种批判更生动的也许是其他一些东西，一些对政治记者生活的个人角度的看法…

注：本文节选自《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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