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以前，进阶社会及政治精英行列的首要途径是官方举荐或者亲缘关系。例如在汉代，被任命为具有政治势力的太学博士的前提是擅长对某部经典进行文本释读。太学的设立确保了正统文本的传承在帝国支持下进行，而每位博士通常是五经中某一部的专家。在完成其学业之后，博士的门生要经过口试，之后被授予官职。这样的对经籍学问的考验首次在公元前134年施行，但直到公元 36 年之后才定期举办。公元132年后，官职人选由地方官员举荐，这一制度使得中央政府对合格候选人才资源的控制力减弱。

公元220年，汉朝覆灭，随之而来的权力分散也使得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原则上说，这种简单的选举流程是日后唐、宋时期所精心设计的帝国科举考试的先驱。

晚期帝制时代的科举是与唐宋时段前后(650 — 1250)以诗赋为主的科举考试的一次全方位决裂，它成功地使“道学”成为官员生活、文士文化中的国朝正统。精英社会生活、流行文化、民间信仰乃至占卜解梦都有科举的影子存在，并彼此交融，全面展现了科举在1300余县、140余州府、17 省乃至京城的帝国全境中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和规模。

这些考点在选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以极端严格的标准监督考生，这也使得科场更像是一座座“文化监狱”，引来无数男性考生自愿被羁押其中(女性则被排除在外)，它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精英与平民的无数关注。

它在南宋末期才升格为正统;在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中毫无影响力;在元代，它同样要到晚期方才登场;而在明代，它从一开始就被独裁者所采纳——透露出其不断演变的历史重要性。自从道学图景在 1240 年被南宋朝廷象征性地确立，它便逐渐影响着科举考试，但直到 1313 年，它才被元朝定为官方经学科目，从而真正在政治或教育上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

科举生员极少会是农民、小贩、工匠、书吏和女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可能是身为“平民”的士绅与商人，以及军官家庭背景的人。何炳棣及其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流体社会”(fluid society)或是“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其实更可能是在基层精英与上层精英间的内部“流转”(circulation)。而当我们将部分有识文断字能力的非精英作为科举教育过程非企及性的副产品归入社会流转过程之中时，我们就能理解对于大多数人(而非帝制中国的一小撮精英)而言，科举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中榜生和落榜生间确定一套比例配额的做法，进一步说明了其实国家也完全认识到科举入仕之路可以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使其通过教育来管控精英权力。政府对科举、武举录取人数的配额控制在竞争的初始阶段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决定考生能否得到生员资格的县一级院考。比如1400年后，据估算院考从 6500 万人口中累计选拔出 30万生员(秀才)进入之后的科举考试环节，比例大约是平均 220人中产生一名生员。至 1600年，大约每次院考都需要从 1.5 亿人口中选拔产生50万名生员，比例大约是1∶300。

文士在试图理解和合理化他们对于竞争激烈的地方、乡、会试的情绪反应时，往往会求诸宗教乃至迷信活动。科举黄粱梦以及民间的传说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都包含相似的情节元素，如考生赶考途中路过某座寺庙、考生或是家人做的梦，以及考生青少年时遭遇的异象是如何预示了他未来的金榜题名。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将他们各自对于科举市场中“命”的理解在不自觉中置于某种共同的文化、宗教符码体系中予以阐发。

科举所造成的焦虑是一种历史现象，大部分明、清时期的男性考生都有类似的个体经验。考生的父母、姐妹以及其他亲属也会共同感知到类似的经验，有时也会安慰、支持和鼓励考生本人。无论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这种直接而又个人的经验可以说是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科场中孤注一掷的数以百万计的男性考生们的共同回忆。

科举成功意味着考生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寒窗苦读和写作训练。因为官学仅对精通文言的科举考生开放，于是自家子弟在最初阶段的科举训练和备考就成了希冀子孙们谋取入仕之阶、成为精英人士的家族的家族内部责任。在这一社会机制下，追逐名利要比追求理想主义更为重要，因此对于有才具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得不在对父母和亲属尽到自身的社会义务和个人理想志业间作出选择。不过，落榜失意者也可以凭借其文墨转而选择教书或是行医。

而商人家庭一旦被允许合法参加科举竞争，这些家庭也同样将科举仕途视为通往更为巨大的财富、更为正统的成功与权势的道路。与同时期欧洲和日本存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那种阻碍将商业财富转化为精英地位的绝对壁垒不同，明代的土地资产、商业财富与高等教育地位之间的关系彼此交织。正因为科举对经学和文章的超高要求，工匠、农民和普通书吏缺乏一窥科场堂奥的途径，无法跻身于看似高度开放竞争的科举考试体系之中。

对于很多富裕家庭而言，从垂髫孩童到弱冠青年的成年阶段中，不同的年龄时段往往需要掌握相对应数量的古代经籍文本。比如，一名青年男子如果年龄在16—21岁，就意味着他需要掌握四书，以及五经中的一经，这是对任何有志于投身科场的青年的最低要求。而在男性经学教育和女性修养培养之间也有一条明确的界限，直到 17 世纪精英家庭中女性教育变得相对普遍之前，这类教育的性别界限牢不可破。

由于精英教育势必包括正统思想、观念、认识和行动上的内化，明代中国的社会再生产和政治再生产既催生出了“文士文化”，也生成了一批被称为“文人”的特殊群体。17 世纪时，对于受教育的男性以及越来越多的精英女性来说，文言写作——即有能力写出雅驯的文章或诗歌——无疑是至高的成就。经学教育的一套规程一般以童蒙时期的记诵为起点，到青年时期更广泛地阅读经籍，最终培养出成熟的文言写作能力。文士们一般会认为，人在童年、青年时会有较好的记忆力，而要想成熟地理解儒 家经典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仅需要掌握文言语汇，也要能够认同儒家的一套道德经验和历史认知。

士商精英对文化资源的垄断所仰赖的是他们对非白话的古典文言的掌握。在那些被允许进入科场的考生和被排除在考场之外、不通文墨的平民之间，帝国科举设置了一道文言书面语的高墙。在一个没有“公共”学校的社会，皇权内廷与官僚体系间的合作关系被士商精英们垄断，后者通过宗族和氏族的组织，通过对更加高深的古典之学的掌握和对更为前沿的科场风尚的了解，最大化他们的文化资源。在晚期帝制中国社会，在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问题上，文言写作和经学知识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科举的选拔过程允许相对固化的精英阶层内部人才的升降、流通、换血，但经学教育科目及其令人生畏的语言要求有效地将底层人民排除在了科举过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