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劳动力流动、国际贸易与就业效应

国际贸易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呈现动态增长趋势，货物出口总额已经由1990年的34490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321800亿美元。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进出口总额增幅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国际贸易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生产要素配置以及产出效率差异，国际贸易也会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区域间优化与配置，其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就是劳动要素。具体表现为劳动效率提高、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人数增加或失业率提高，同时还伴随着就业的产业结构转换与就业者素质提高或者技能结构的调整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国获得的发展契机也越来越多，贸易量不断扩大，贸易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产品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等多种贸易形式并存的局面，贸易内容也从单一的货物贸易转变为服务贸易、中间产品贸易、货物贸易并存，进出口商品结构也由过去的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为工业制成品占主导。工业制成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出口额增加，必然会促进国内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格局的改变，并最终影响居民的收入。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任何影响市场机制运行的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情况发生变化。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各级政府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调整对劳动力配置带来的影响；二是社会中特定的社会规范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三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带来劳动力的配置调整，进而引起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分别影响单一因素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也可以同时影响三部分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调整，进而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收入，改变劳动雇佣关系等。
近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的内外环境趋紧，出口压力上升，内部增长动力不足，这导致就业形势严峻。具体而言，在开放条件下贸易、就业以及收入之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一是从制度环境层面出发，在国际贸易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功能越来越强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创新，引致劳动等生产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使比较优势更加突出；二是从产业层面出发，在贸易产业由初级产业向加工制造贸易和服务贸易产业不断调整升级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就业结构调整，使其更好地适应贸易产业的发展要求，使贸易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相均衡；三是从劳动力市场层面出发，贸易产业优化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都会产生影响，如何消除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的异质性对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的收入等。从制度环境、产业和劳动力市场三个层面出发，研究贸易、就业和收入之间内在均衡发展的耦合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主要观点可体现在以下几部分中。
第一部分，理论、政策制度演进与城乡劳动力流动。该部分首先进行了理论的丰富。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研究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城乡流转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基础。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就业人口也逐渐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同步协调发展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调整要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托宾和杜贝生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动，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因城乡分割劳动力市场而出现“结构性”失业。国际贸易发展，加快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劳动生产率不同，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以本国生产要素的丰缺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后来，许多学者从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区域经济集中程度和政府行为作用等方面出发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更好地解释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生产效率调整提高对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始终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此外，制度变迁与创新，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等不断变迁，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每个阶段又呈现政策导向性、收入导向性、渠道多元性和循序渐进性等特点。经过长期流动，城乡就业规模、不同产业就业规模及就业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就业人口总量不断减少而城镇就业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到2016年底，城乡就业人口比重基本持平；就业的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中由原来的“一二三”转变为“三二一”，其比例为43.5∶28.8∶27.7；就业单位性质由以国有企业、集体单位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为主；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就业的地域分布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格局；国际贸易结构和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第一产业国际贸易总量逐步减少，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国际贸易总量逐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0元，比1985年的739.1元增长了超过44倍。
第二部分，国际贸易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效应。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逐步扩大，201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6855.57亿美元，实现了年均25.32%的增长速度。出口商品也由刚开始的以初级产品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贸易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0.097增长到2016年的0.329。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就业规模的稳步扩大。在国际贸易的带动下我国的就业规模也从1978年的40152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77603万人，上涨幅度高达93.3%。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与Hine和Wright所设定的技术进步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构建新的计量模型，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1978～1993年，出口额正向影响就业规模，进口额反向影响就业规模，劳动参与率正向影响就业规模。由此可知，在贸易发展战略上，应该继续实施出口发展战略，增强出口贸易对就业增长的带动效应。虽然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进口减少就业”的观点，但这主要是针对我国产业结构侧重于第一产业而言，随着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口贸易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新格局使得进口对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随着户籍制度、城乡就业制度等方面的调整，我国进出口的就业规模效应变化更为明显。
就业结构主要表现为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的城乡结构、就业的地域结构和就业的素质结构等多种形式，本书主要研究就业的城乡结构和素质结构。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就业的产业结构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产业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在进行不断的优化和调整。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持续减少。到2009年，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20325万人，占新增就业人员的61%。但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非一致性的。从就业的城乡结构看，城镇就业人数增速明显高于总体就业人数增速。2004～2016年，总体就业人数每年以0.3%～0.9%的速度增加，城镇就业人数则以2%～4%的速度增加，到2016年底，我国城乡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基本持平，城乡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53.4%和46.6%。从就业的素质结构看，技术型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非技术型劳动力虽然在逐年减少，但是在总就业人口中还是占主体地位。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对各类产品进出口总额对城乡就业的影响进行协整分析，发现三大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和城乡就业总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城乡就业总量受到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通过对就业的素质结构进行协整分析，我们发现国际贸易会对就业的素质结构产生长期稳定的影响；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会增加技术型劳动力的比重，减少非技术型劳动力的比重；教育经费增加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使劳动力学习新技术、接受培训的机会和时间增加，使技术型劳动力的比重增加。
第三部分，国际贸易与就业收入效应。国际贸易下就业增收效应明显。SS定理和FPE定理主要被用来解释国际贸易与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就国际贸易是否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观点。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实际外贸依存度密切相关，呈现明显的同向变动情况。国际贸易既可以通过拉动经济发展直接导致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还可以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出口商品价格、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间接地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国际贸易在带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还会因就业结构调整、贸易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分配产生差距。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经过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各因素之间的协整分析，分别研究国际贸易对总体收入的影响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而经济的增长是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的最直接原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要素的边际报酬增加，从而使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就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就业规模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程度比其他因素要大得多。商品零售价格定基指数及实际第二、第三产业占比不仅不能拉动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而且会对居民收入造成负向影响。出口贸易的扩张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在短期内能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看这一影响会消失；出口贸易的发展会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这种影响将长期存在。综合来看，短期内出口贸易引致的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劳动力收入增加，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长期出口贸易又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双重作用叠加起来，出口贸易虽然短期内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最终还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部分，国际贸易与城乡劳动力异质效应。国际贸易虽能促进劳动力素质提高但会加强劳动力异质性。劳动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国际贸易发展与劳动生产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力资本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国际贸易的发展，但在人力资本增加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劳动力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又会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对于国际贸易是否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增加，至今人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国际贸易发展对不同素质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出口贸易对中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具有抑制作用，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有促进作用，这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产品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进口能促进对高素质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加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大了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一般贸易和材料加工促进了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教育投资对中高素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增加效果突出，且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影响周期较长。对外贸易发展的技术溢出效应拉动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进而引致教育投资额的增加；外商投资直接增加了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因为外商主要投资高技术产业领域，这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平台。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又会影响国际贸易发展。通过构建劳动力异质性与国际贸易的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国际贸易具有抑制性且差异越大抑制效应越明显。城乡受教育程度差异每扩大1%，就引起国际贸易水平下降0.08%；城乡就业率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远大于城乡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由此可知，城乡劳动力异质性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城乡劳动力的素质差异越大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也就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消除劳动力的异质性，整体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由“二元”向“一元”转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求。
第五部分，贸易、就业与收入的耦合机制。构建贸易、就业和收入内在统一的耦合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演进，城乡就业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人员收入节节攀升，三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的逻辑性。而要想利用这一经济发展内在规律，还必须建立动力机制、促进机制、保障机制和管理服务机制四者相互统一的耦合机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推力机制和拉力机制。推力机制主要是通过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减少农业劳动力使用数量。拉力机制主要是从农业产业外部发力，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通过新增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特别是开展国际合作，增强贸易发展的就业带动效应。同时，要构建就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机制。主要是通过对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使其掌握在新兴产业中实现就业的本领。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居民公平就业，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层次。同时，强化技术进步和充分利用外资，提升产业发展的层次，从整体上改变我国就业结构不合理的现实。构建实现稳定就业的保障机制，使从农业产业转移出来的人员能够长期在城市就业。要想缩短实现市民化的进程，就必须消除存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同时，建立完善转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制度，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体系。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服务机制。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在推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我国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的异质性，也不利于转移就业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因此，政府在消除劳动力异质性的同时，还应该完善各种管理服务机制，为实现充分就业提供全方面的服务。
第六部分，政策建议。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加快以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二是优化市场环境，扩大外商投资，优化贸易方式，促进加工贸易发展，完善财税政策等，促进贸易发展进而增强就业带动效应；三是调整国际贸易结构，优化就业结构，扶持中小民企发展，增强中西部地区就业效应，整体上提升就业水平；四是推动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带动高素质劳动力就业，发展高技术含量贸易产业，增强高技术劳动力就业效应，鼓励和扶持服务贸易发展,最终实现就业质量提高；五是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提升其专业技能以满足贸易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消除劳动力异质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国际贸易发展。
最后，总结本书的研究目的、过程和相关结论，将本书主要的创新点和取得的成果归纳如下。
（1）研究视角创新：以微观视角研究宏观问题
过去多是从贸易、就业、收入等“大而单”的宏观视角来研究国际贸易与就业、就业与收入的内在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逐步转变为“一元”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城乡劳动力市场演变的视角出发，研究国际贸易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上收入的变化，最终提出确保经济发展和居民增收的对策建议。本书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微观视角出发，综合而全面地研究与贸易、就业和收入相关的宏观因素。
（2）理论研究创新：先进行理论归纳再分析现实问题
首先，做到理论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演进理论进行归纳整理，梳理贸易、就业和收入之间内在统一的理论脉络；运用与贸易、就业发展相一致的划分方法，界定了就业规模、就业结构与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提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演进的四个阶段。其次，运用演绎的方法，揭示国际贸易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就业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发展的轨迹。贸易产业经历了由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为辅转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为辅的过程，而就业产业结构也逐步转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为辅，在验证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相关理论的前提下，经过归纳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3）实证研究创新：实证分析与计量检验相结合
首先，从贸易发展、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等角度证明城乡劳动力市场演进对贸易、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其次，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证明贸易发展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就业收入的影响及其内在关系；最后，证明贸易发展既能够促进劳动力素质提升，又能够扩大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不消除劳动力异质性必将阻碍国际贸易发展。
（4）政策措施研究：推动机制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突出综合机制的主导作用，消除单一、片面的消极影响，提出构建“四位一体”的耦合机制，确保消除劳动力异质性，促进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一体化，并最终实现贸易、就业和收入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流动　国际贸易　就业规模　就业结构　劳动力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