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人类学与国家-社会关系

新政治人类学旨在发掘具有范式“象征”“符号”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与“有序元素”(ordered elements)，逐步形成跨学科新型研究范式。新政治人类学正在经历着“自觉认同”“共同持有”某种“学科基质”的探索性过程，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四”学术框架上，即“学科基质”的“三化”过程（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与“有序元素”的“四要素”组合（权力要素、田野要素、民族志要素、扎根理论要素）的辩证统一上。一是坚守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权力要素——与“人类学政治化”相结合。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要素，是对传统政治学所认为的政治国家权力的突破——所有对人类行为有控制能力的因素都是新政治人类学范式研究的权力对象。二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要素——与“政治学科学化”相结合。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同样也在从事着与“田野”作业程度不同但性质同一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因此需要向文化人类学学者学习，彻底走上实证科学的研究道路。三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要素——仍与“政治学科学化”相结合。民族志能否与人类学以外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继续结合，进一步开辟新的学术范式与新的学科发展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必将建构起政治科学领域的新材料、新方法、新途径。四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扎根理论”要素——与“民族志写文化”相结合。这将摆脱传统政治学在理论上先入为主的教条主义研究理念，从根本上恢复与重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现文化多元和文化相对性，并在社会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综上，“学科基质”（“三化”过程）是通过“有序元素”（“四要素”组合）来展示范式革命的五彩魅力，而“有序元素”（“四要素”组合）则通过“学科基质”（“三化”过程）来勾勒出范式革命的内在本质，两者不可分割，互为一体，展示出新政治人类学的“三化”“四要素”框架轮廓。
新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首先是政治学，首先表现为“政治学科学化”的学术价值。在中国现代政治科学发展史上，20世纪初留美学成回国的张慰慈先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他对于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他的这一独特重要贡献，缺乏最为基本的研究，实为现代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史一个较为遗憾的“空缺”，因此以他为“坐标”来重审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时空，就显得尤其有新意。当下21世纪的今天，张慰慈先生学成归国已近百年，尽管他身处历史-比较主义末期向着法律-制度主义初期转型的过渡阶段，以行为主义为标志的政治科学尚未形成；但他仍然在中国政治学科学化进程中做出了不凡的努力与不朽的贡献。他在政治学空前大转折中抓住了“政治科学”发展机遇，在民国初期国家重度大迷茫中执着“科学探索”中国向何去等国是问题，这些努力与贡献从一开始就与当时中国传统政治学偏重于“应当”如何的哲理风格迵然有别。张慰慈所开辟的中国政治学科学化发展方向，对于今天破解当下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隔绝欧美传统、承袭苏俄教学科研体制所造成的过度脱离实践导致经院哲学化等困境，以及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政治科学发展的世界学术潮流、推进中国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的新发展，无疑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正能量作用与意义。
新政治人类学还合理消化和汲取文化人类学的学理内核与学术养分，继续沿着人类学政治化的路径前行。政治学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从国家制度抑或社会制度等刚性存在的现实层面来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并据此考究不同类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孰优孰劣，易于落入实用哲学思维下的工具性陷阱；而人类学学界在探讨各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时，则往往又回避了政治学的一般原理与发展规律。为此，新政治人类学回溯到人类社会存在之前状态譬如黑猩猩灵长类的“类国家”与“类社会”状态，即回溯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问题原点”，从发生认识论（发生学）与类型学的复合角度进一步“再祛魅”，扬弃深藏其中某种或类神学或类宗教色彩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辨性定势思维，恰恰是破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瓶颈问题的有益尝试。发生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两者具有内在同一性，但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仍处于分割断裂的现状。在这一交叉跨学科的人类政治生活时空里，美国学者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这部不朽的著作，以隐喻的形式生成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流变的内在同一逻辑。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所结成的政治共同体具有“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的“互惠合作的政治社会”、“网络结构的政治组织”、“社会结盟的政治行动”、“和平和解的政治价值”、“权力序阶的政治策略”、“社会调解的政治干涉”和“以德服众的宽容政治”等诸种观念要素，孕育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性，决定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流变性的价值诉求指向政治共同体“善的生活”的共同观念。黑猩猩群体所结成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无国家’威权的自治社会”、“等级森严的王朝统治”、“权力均衡的共和‘国家’”和“政治统治的民意基础”等“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性，反复不断地诠释与印证他们合而为群、扎堆而聚形成共同体的观念发生性。人类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真谛，不在于一时具体可观的强暴与谋略，而在于始终抽象永恒的爱心与善意。一方面，发生学与类型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性与类型流变性，有助于洞察人类共同体生活“质”的需求稳定性与“形”的变动合理性；另一方面，发生学与类型学嵌入了政治人类学实证研究回到“问题原点”的逻辑思维，有助于把过去一直以来分割成为两个互为对立的个体具体性与观念抽象性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不同类型具体生活方式与“善的生活”等价值追求辩证统一起来。
新政治人类学进一步弘扬民族志写文化的学术价值，并以此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术理念与政治价值。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灵魂”是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两者构成了共时性与历时性有机统一的“科学民族志”雏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是后续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及其民族志的萌芽形态，是文化人类学的先期探索与重要组成部分。既不宜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限定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使之失去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内涵与主要特征；也不宜将其禁锢在“进化论”等历史人类学的旧有框架下，使之失去融入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地位与发展机遇。随着文化人类学范式不断演进和民族志书写文本不断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一方面需要在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下进一步融合，以巩固与优化科学民族志的范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雏形也需要与时俱进，把民族志探索“部分的真理”的历史使命与“写文化”的多元民主政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性与人类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
新政治人类学之所以“新”，是因其不再拘泥于纯粹理论分析与思辨逻辑，相反，其更加贴近政治实践与公共决策，因此必然演化形成政策人类学的范式创新。政策人类学在学术内涵上按照一般系统论原理探索“五性要素”（“内在问题导向性”“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利益公共性”“政策科学性”）等内在整体性逻辑。政策人类学“整体性”逻辑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多元民主性与部分真理性的统一。在这一方面，它传承了政策科学的全部精髓与核心内涵。政策人类学沿袭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关于科学服务于民主的初衷，遵循为实现人的尊严的民主的学问的学科定位，始终坚定“民主”这一质的规定性。政策人类学“五性要素”学术内涵具有内在统一的逻辑整体性，“内在问题导向性”是一种研究动机，“参与观察性”是一种研究方法，“互为他者性”是一种研究态度，“利益公共性”是一种研究目的，“政策科学性”是一种研究检验；政策人类学“五性统一”则是一个互为一体、良性循环、螺旋上升、永无止境的内在整体性逻辑。19世纪末期晚清驻外使臣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与明末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共同提出了一个迄今仍具有永恒生命力与不朽真理性的命题：中国发展需要融入世界，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需要对话沟通、交流合作、彼此尊重、实现共赢。这一命题及其两部作品内容，无不贯通了“科学”“民主”与“部分的真理”之间的基本逻辑与内在本质，无疑成为诠释政策人类学“政策科学性”的不朽典籍，闪烁着政策人类学“五性统一”文化整体观的思想光芒。
政党治理是组织治理的重要内容与特殊形式，其内在本质是委托-代理原则（权力-权利授受关系）。政党组织产生于并受制于代议制民主制度基本规范——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政治基础“民主契约精神”“平等宽容意识”“自由法治观念”。以委托-代理为基本原则、以权力制衡为基本目标的组织治理理论虽然源于西方语境，但绝不会止于西方话语；任何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的政党组织特别是执政党组织，都会以符合其自身民族习性、文化传统等方式彰显出权力制衡——实现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的政党治理途径——等组织治理原则及其文化政治基础。
中国革命、建设等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已经清楚地印证，作为中国拥有唯一合法执政地位的全国性政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丰富深厚的治党成功经验与建党创新实践，还在蛟龙江地区近30年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常任制”）中凸显政党治理的中国探索路径与文化政治自觉：蛟龙江渔民“打硬股”所嵌入委托-代理理念下的民主契约精神，“儒”“释”“道”“妈祖”等多元信仰孕育出来的“和合文化”等平等宽容意识，四海兴商民办私企的生活方式下所形成崇尚“四民皆本”“义利并重”等自由法治观念。蛟龙江地区“政党治理”的文化政治自觉，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与制度框架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汇入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之时代潮流中，并以典型个案形式丰富促进了执政党“常任制”改革的伟大创新实践。
政策人类学还具体表现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的全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等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传统结构性利益格局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即所谓“问题倒逼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在当前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事业中的灵活运用与创新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经济社会与政治利益的再调整与再分配；当前我国新一轮改革就是要正视与校正相关“国有”机构长期以来存在的，把部门利益一概“国家”化、既得利益一律“神圣”化等陈腐观念与官僚作风。联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存在的若干困境，当务之急是要从理论上揭示与澄清：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利益问题”正在“倒逼”改革，“问题”实质是利益博弈，只有碰硬“国有”机构既得利益与垄断利益等“硬骨头”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等制度创新。
政策人类学在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具体，这不单单是单纯地回到“田野”，而且是对于当下中国协商民主与基层民主的“精准”分析与“扎根”发掘。天姥县宏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源于村民自治“五步法”机制，它拓展了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政治。一是突破了“宪法财产权”关于公民因纳税而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财政理论范畴，即公民超越纳税人地位，对于由捐献财产与自然资源而形成“共有”性质财产的公共预算仍具有政治参与权利；二是突破了“政治嵌入”关于公民从体制外非制度性“嵌入”政治活动的利益表达理论范畴，即公民能够在体制内重组政治资源，制度性“嵌入”公共预算等政治活动中；三是突破了“正当妥协”关于国家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之间宽容妥协的协商民主理论范畴，即地方党委政府与基层民主政权之间能够通过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公共预算建构宽容妥协关系。
新政治人类学及其政策人类学不仅仅在“共时性”研究方面突出了亲身参与与互动访谈，同时也秉承了“历时性”研究的历史维度与哲学思辨等分析传统，并有机渗透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宪法法理与政党法治全过程中。政治妥协的纲领性文件是宪法，政治妥协的制度框架是立宪体制，目标是法治国家。现代国家的政治妥协基本都是在政党执政的背景下运作实现的，发育于西方欧美国家的现代政治妥协正是在立宪框架与法治建设先于政党参与甚至政党执政的政治环境中生成的。由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立宪框架下实现政治妥协就多多少少折射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政治化光谱。在当下中国立宪体系与政党执政等国家主权“双轴体系”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方面坚持依宪治国的法治原则毫不动摇，另一方面依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绝不懈怠，把日益涌现出来但既定宪法却无法有效化解的大量非制度性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等社会矛盾甚至政治冲突，纳入以协商民主为基调的“正当妥协”范畴下解决，逐步实现更加充分有效的政治妥协，并在条件成熟时通过修订宪法与废立有关政策规定，以切实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目标。
新政治人类学与政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已经不再满足于“人类”自恋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是放眼未来，把“类人机器人”视为古典政治学关于“会说话的工具”自我解放的现实“翻版”，并赋予“类人机器人”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与重估的未来考量。人类社会一直是把“人工智能”，甚至“类人机器人”，单纯作为自己的使用工具而发明、生产甚至创造出来的“产品”，即“工具性”是其第一属性。然而，作为“会使用工具的机器人”，“类人机器人”可能通过自我学习等自主方式，获得与人类一样的智商、情商与伦理道德，因而具有显著的“社会性”。世界首例“机器人公民”“苏菲亚”给予人类在公民、社会与国家等观念上更多想象，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赖以生存的最直接“土壤”——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发生学意义上开始产生“祛魅”与重塑等变化。
总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与学理逻辑中，新政治人类学及其政策人类学能够以新的视角、新的理论与新的范式，更有针对性地回顾历史、审视现实、面向未来。
【关键词】新政治人类学　政策人类学　国家-社会关系扎根理论方法　文化整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