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城市规模体系：多元测度、影响因素与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改善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城市公共服务相对滞后、能源资源短缺、犯罪率上升、房价高企、交通堵塞等“城市病”也逐渐显露出来。如何解决各种类型的“城市病”，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应该说，出现“城市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城市规模体系不合理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优化城市规模体系，无论是对城市个体发展的提质增效，还是对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城市规模体系的外延来看，城市规模体系不仅包括人口规模体系，而且包括土地规模体系和经济规模体系。对省域城市规模体系的长时段多元测度，有助于掌握我国各省区较长时段城市规模体系的历史演进，而进行空间分异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人口规模体系和土地规模体系相关指标的影响因素分析，则有助于理解城市人口规模体系和土地规模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机理，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从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科出发，详细追溯了城市规模问题的历史由来，梳理了城市规模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形成机理，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城市位序-规模、城市首位度以及城市非均衡性的各项指标及其测度方法，并从区域整体性理论、城市规模均衡发展理论、主体功能区理论和区域差异性理论出发，夯实了城市规模体系测度的理论基础。
在实证分析方面，本书对人口规模体系、土地规模体系和经济规模体系进行了多元和多指标测度，并从区域差异性和指标差异性两个方面对测度结果展开分析。
从区域差异性来看，无论是人口规模体系还是土地规模体系，抑或是经济规模体系，我国城市规模体系的齐普夫指数、城市首位度和城市分布的非均衡性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从西向东递减的态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市规模体系的分布越均衡。东部地区的各项指标值均较小，即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的高位序城市优势不足，首位城市控制力不强，区域内差异性不大。就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西部地区除个别指标值小于中部地区外，大部分指标值大于中部地区，即西部地区的高位序城市更为突出，首位城市控制力更强，区域内差异性更大。
从指标差异性来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抑或是具体某一个省区，均体现出经济规模体系各项指标值最大、土地规模体系各项指标值居中、人口规模体系各项指标值最小的特征。具体来说，经济规模体系的齐普夫指数最大，土地规模体系的齐普夫指数居中，人口规模体系的齐普夫指数最小。经济规模体系的高位序城市优势最为突出，土地规模体系的高位序城市优势居中，人口规模体系的高位序城市优势最不突出。从城市首位度来看，无论是二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还是全城市指数，均体现出经济规模体系的城市首位度最大，首位城市的主导地位最强；土地规模体系的城市首位度居中，首位城市的主导地位居中；人口规模体系的城市首位度最小，首位城市的主导地位最弱。从区域非均衡性来看，无论是基尼系数、HH指数还是离散系数，均是经济规模体系的非均衡性最大，土地规模体系的非均衡性居中，人口规模体系的非均衡性最小。
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本书以人口规模体系和土地规模体系的齐普夫指数、全城市指数及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从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因素、政府支出、建成区面积、外向度、通达性六个方面选取15个因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阐述各个变量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
在政策应对方面，本书根据城市规模基础理论及实证分析结果，结合中国各省区实际情况，提出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以坚持区域统筹兼顾作为实现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出发点；以提高县域城镇化质量作为实现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根基；以坚持城市群主体形态作为实现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有效载体；以推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作为实现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国省域　城市规模体系　多元测度　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