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2］陈柏峰，2005，《暴力与屈辱：乡土社会的矛盾生成与纠纷解决》，博士学位论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3］陈柏峰，2016，《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9期。 ［4］［4］董磊明，2006，《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 ［5］［5］董磊明，2008，《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 ［6］［6］董磊明，2015，《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第5期。 ［7］［7］董磊明，2019，《“富人治村”的利与弊》，《人民论坛》第18期。 ［8］［8］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2008，《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9］［9］杜赞奇，2010，《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0］［10］菲利普·奥哈拉主编，2009，《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郭庆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11］斐迪南·滕尼斯，2019，《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12］［12］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3］［13］费孝通，2009a，《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4］［14］费孝通，2009b，《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5］［15］费孝通，2009c，《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载《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6］［16］费孝通，2009d，《乡土中国》，载《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7］［17］费孝通，2012，《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8］［18］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19］费孝通，2019，《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1］［21］费孝通、张之毅，2006，《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2］［22］付伟、焦长权，2015，《“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第2期。 ［23］［23］桂华，2011，《富人治村的困境与政治后果》，《文化纵横》第2期。 ［24］［24］郭俊霞，2012，《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华中科技大学。 ［25］［25］何立波，2006，《大办民兵师运动始末》，《文史精华》第7期。 ［26］［26］何倩倩，2019，《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7］［27］贺雪峰，2012，《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评田原史起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人民论坛》第12期。 ［28］［28］黄仁宇，2006，《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9］［29］黄宗智，2008，《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第2期。 ［30］［30］焦长权、焦玉平，2018，《“大政府”的兴起：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中国政府公共收入水平研究报告（1980-2014）》，《开放时代》第3期。 ［31］［31］卡尔·A.魏特夫，1989，《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邹如山校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2］［32］刘昶，2016，《迈克尔·曼论国家自主性权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33］［33］麻国庆，1999，《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 ［34］［34］马克斯·韦伯，2005，《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5］［35］马克斯·韦伯，2009，《韦伯政治著作选》，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36］［36］马克斯·韦伯，2010a，《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7］［37］马克斯·韦伯，2010b，《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8］［38］马克斯·韦伯著，2010c，《经济与社会》第二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9］［39］马林诺夫斯基，1987，《文化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40］［40］迈克尔·曼，2015，《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1］［41］欧阳静，2011，《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42］［4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3］［43］渠敬东，2012，《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44］［44］渠敬东，2019，《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第1期。 ［45］［45］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46］［46］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7］［47］宋丽娜，2010，《打工青年跨省婚姻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48］［48］宋丽娜，2016，《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社会建设》第2期。 ［49］［49］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 ［50］［50］谭同学，2010，《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1］［51］田毅鹏，2012，《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与基层秩序构建》，《学习与探索》第2期。 ［52］［52］王海娟，2016，《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地方治理研究》第1期。 ［53］［53］王会，2016，《集体经济模式下苏南农村妇女地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54］［54］王云五主编，1979，《礼记今注今译》，王梦鸥注释，台湾：商务印书馆。 ［55］［55］吴文藻，2010，《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56］［56］吴毅，2002，《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57］［57］吴毅，2001，《“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来自田野的学术札记》，《开放时代》第12期。 ［58］［58］吴正东，2012，《明清时期湖南人口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59］［59］项飙，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0］［60］笑冬，2002，《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社会学研究》第3期。 ［61］［61］徐昕，2005，《论私力救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2］［62］徐勇，2007，《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63］［63］徐勇，1997，《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第8期。 ［64］［64］亚里士多德，1983，《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5］［65］阎云翔，1998，《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66］［66］杨华，2008，《纠纷性质及其变迁的原因》，《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67］［67］杨华，2008，《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期。 ［68］［68］杨华，2010，《隐藏的世界：湘南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 ［69］［69］杨善华、侯红蕊，1999，《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70］［70］张爱华，2011，《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以及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启示》，《理论界》第10期。 ［71］［71］张静，2019，《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2018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2］［72］张早林，2018，《工厂关系的计划化、社会化和世界化——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工厂社会”思想的三个发展环节》，《山东社会科学》第7期。 ［73］［73］赵鼎新，2016，《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第8期。 ［74］［74］折晓叶、陈婴婴，2011，《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75］［75］郑群明、贺小荣、陈耿，2004，《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人文地理》第1期。 ［76］［76］郑士源、徐辉、王浣尘，2005，《网格及网格化管理综述》，《系统工程》第3期。 ［77］［77］周飞舟，2006，《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第3期。 ［78］［78］周飞舟，2012a，《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第1期。 ［79］［79］周飞舟，2012b，《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80］［80］朱晓阳，2003，《罪过与惩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81］［81］竺乾威，2012，《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公共行政评论》第2期。 ［82］［82］埃米尔·涂尔干，2013，《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3］［83］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84］［84］陈靖，2011，《农民的行动观念与村庄秩序——一个地缘性村落的考察》，《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第6期。 ［85］［85］方李莉，2011，《血缘、地缘、业缘的集合体——清末民初景德镇陶瓷行业的社会组织模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第1期。 ［86］［86］费孝通，1990，《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第10期。 ［87］［87］费孝通，1996，《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88］［88］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 ［89］［89］费孝通、张之毅，2006，《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0］［90］费孝通，2012a，《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 ［91］［91］费孝通，2012b，《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92］［92］费孝通，2016，《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93］［93］冯仕政，2004，《我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94］［94］桂华、余彪，2011，《散射格局：地缘村落的构成与性质——基于一个移民湾子的考察》，《青年研究》第1期。 ［95］［95］哈贝马斯，2000，《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 ［96］［96］哈里·布雷弗曼，1979，《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 ［97］［97］贺雪峰，2003，《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8］［98］侯东栋、王晓慧，2018，《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从疏离到结缘——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西北人口》第1期。 ［99］［99］华尔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00］［100］焦长权，2012，《换亲：一种婚姻形式及其运作——来自田野与地方志的分析》，《中国乡村研究》（第9辑），福建教育出版社。 ［101］［101］卡尔·波兰尼，2017，《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2］［102］李风华，2014，《中国农村工业的起源：基于制度的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103］［103］李海金，2011，《集体化时期农民政治身份及其影响的变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 ［104］［104］李汉宗，2013，《血缘、地缘、业缘：新市民的社会关系转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105］［105］李丽媛，2007，《民间社会中的拟亲属关系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106］［106］李猛，1999，《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第1期。 ［107］［107］李裕瑞、尹旭，2019，《镇域发展研究进展与展望》，《经济地理》第7期。 ［108］［108］刘金海，2010，《农民的“集体劳动”：缘由、规范及实施》，《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 ［109］［109］刘世定、邱泽奇，2004，《“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110］［110］刘守英、王一鸽，2018，《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第10期。 ［111］［111］刘玉侠、陈翠萍，2014，《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的社会支持探析》，《江淮论坛》第6期。 ［112］［112］陆益龙，2014，《向往城市还是留恋乡村？——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实证研究》，《人文杂志》第12期。 ［113］［113］罗伯特·芮德菲尔德，2013，《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4］［114］罗平汉，2014，《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第5期。 ［115］［115］洛克伍德，1997，《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社会理论论坛》第3期。 ［116］［116］马克·格兰诺维特，2019，《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中信出版社。 ［117］［117］迈克尔·布若威，2008，《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 ［118］［118］莫塞利斯，1997，《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社会理论论坛》第3期。 ［119］［119］彭希哲、胡湛，2015，《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120］［120］钱杭，2001，《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21］［121］单丽卿，2016，《“强制撤并”抑或“自然消亡”？——中西部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过程分析》，《河北学刊》第1期。 ［122］［122］沈毅，2013，《迈向“场域”脉络下的本土“关系”理论探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123］［123］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4］［124］施坚雅主编，2000，《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 ［125］［125］谭同学，2009，《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基于桥村田野经验的分析》，《开放时代》第8期。 ［126］［126］谭同学，2010，《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27］［127］谭同学，2012，《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开放时代》第6期。 ［128］［128］童辉杰、黄成毅，2015，《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西北人口》第6期。 ［129］［129］王德福，2017，《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第3期。 ［130］［130］汪国华，2009，《新生代农民工交往行为的逻辑与文化适应的路向》，《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131］［131］王天夫、王飞、唐有财，2015，《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132］［132］王晓毅，1993，《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 ［133］［133］吴重庆，2014，《“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开放时代》第1期。 ［134］［134］吴重庆，2020，《“同乡同业”：“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35］［135］项飙，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6］［136］肖瑛，2008，《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社会》第2期。 ［137］［137］杨传开、刘晔、徐伟、宁越敏，2017，《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10的分析》，《地理研究》第12期。 ［138］［138］杨山、杨虹霓、季增民、于璐璐，2019，《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居民生活圈的重组机制——以昆山群益社区为例》，《地理研究》第1期。 ［139］［139］叶艳妹、彭群、吴旭生，2002，《农村城镇化、工业化驱动下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探讨——以浙江省湖州市、建德市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140］［140］张波、申鹏，2019，《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研究回顾与展望：一个文献综述》，《理论月刊》第7期。 ［141］［141］张丽风，2010，《利克特的支持关系理论的评述》，《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42］［142］赵世瑜，1996，《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43］［143］周泓，2018，《镇域商域宗族与圈层社会形态》，《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1期。 ［144］［144］Durkheim，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45］［145］Granovetter，M.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46］［146］中共株洲市委调查组、《湖南日报》记者、《人民日报》记者，1974，《一个很好的典型——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6月12日。 ［147］［147］《人民日报》记者，1975，《向着光辉灿烂的目标迈进——看株洲厂社挂钩、知识青年下乡对缩小三大差别的意义》，《人民日报》10月4日。 ［148］［148］曹海林，2005，《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第4期。 ［149］［149］董磊明、宋苑等，暂未出版，《李村：就近城镇化与地缘圈的重构》打印稿。 ［150］［150］杜鹏，2019，《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151］［151］杜赞奇，200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52］［152］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153］［153］方慧容、杨念群，2001，《“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转引自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54］［154］费孝通，1982，《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 ［155］［155］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56］［156］费孝通，1999a，《消遣经济》，载《费孝通文集（第二卷）》，群言出版社。 ［157］［157］费孝通，1999b，《乡土重建》，载《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 ［158］［158］葛志军、邢成举，2015，《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 ［159］［159］贺雪峰，2001，《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关于村庄性质的一项内部考察》，《社会学研究》第1期。 ［160］［160］贺雪峰，2017，《浙江农村与珠三角农村的比较——以浙江宁海与广东东莞作为对象》，《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61］［161］贺雪峰、仝志辉，2003，《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162］［162］黄宗智，201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法律出版社。 ［163］［163］简小鹰、谢小芹，2015，《“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江汉平原L村的经验考察》，《长白学刊》第1期。 ［164］［164］金耀基，1997，《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 ［165］［165］冷波、贺雪峰，2018，《生活本位：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生活逻辑研究——基于贵州B村的实证调查》，《湖北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166］［166］李强，王昊，201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 ［167］［167］李祖佩，2012，《“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学习与实践》第11期。 ［168］［168］林颖楠，2016，《乡土社会与市场经济的互嵌——福建省莆田市东庄镇同乡同业现象的调查》，《社会治理》第1期。 ［169］［169］刘锦云，2005，《浅谈客家人的根源意识与宗族观念》，转引自《北京“文化梅州”论文集》，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170］［170］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71］［171］恰亚诺夫，1996，《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72］［172］渠敬东，2019，《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第1期。 ［173］［173］舒尔茨，2006，《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 ［174］［174］谭江蓉，2016，《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分层与人力资本回报》，《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175］［175］涂尔干，2006，《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76］［176］涂尔干，1995，《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 ［177］［177］汪三贵、郭子豪，2015，《中国的精准扶贫》，《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 ［178］［178］王宁，2002，《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第5期。 ［179］［179］王朔柏、陈意新，2004，《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80］［180］王亚华、高瑞、孟庆国，2016，《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 ［181］［181］王亚华、舒全峰，2017，《第一书记扶贫与农村领导力供给》，《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182］［182］韦伯，2005，《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83］［183］韦伯，2013，《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 ［184］［184］吴飞，2009，《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8页。 ［185］［185］吴文藻，2010，《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 ［186］［186］吴重庆，2014，《“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开放时代》第1期。 ［187］［187］赵晓峰，2012，《“富人治村”的乡村关系及其后果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8期。 ［188］［188］Granovetter，M. 1992，“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Structure，Form，and Action. by Nitin Nohria & Robert C.Eccles（eds.）. 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89］［189］Polanyi，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Beacon Press. ［190］［190］Polanyi，K.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M.Granovetter & R.Swedberg（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1］［19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2］［192］陈柏峰，2005，《暴力与屈辱：乡土社会的矛盾生成与纠纷解决》，博士学位论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3］［193］陈柏峰，2016，《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9期。 ［194］［194］董磊明，2006，《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 ［195］［195］董磊明，2008，《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 ［196］［196］董磊明，2015，《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第5期。 ［197］［197］董磊明，2019，《“富人治村”的利与弊》，《人民论坛》第18期。 ［198］［198］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2008，《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199］［199］杜赞奇，2010，《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00］菲利普·奥哈拉主编，2009，《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郭庆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01］斐迪南·滕尼斯，2019，《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202］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3］［203］费孝通，2009a，《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4］［204］费孝通，2009b，《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5］［205］费孝通，2009c，《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载《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6］［206］费孝通，2009d，《乡土中国》，载《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7］［207］费孝通，2012，《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8］［208］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9］［209］费孝通，2019，《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10］［210］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11］［211］费孝通、张之毅，2006，《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2］［212］付伟、焦长权，2015，《“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第2期。 ［213］［213］桂华，2011，《富人治村的困境与政治后果》，《文化纵横》第2期。 ［214］［214］郭俊霞，2012，《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华中科技大学。 ［215］［215］何立波，2006，《大办民兵师运动始末》，《文史精华》第7期。 ［216］［216］何倩倩，2019，《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17］［217］贺雪峰，2012，《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评田原史起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人民论坛》第12期。 ［218］［218］黄仁宇，2006，《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19］［219］黄宗智，2008，《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第2期。 ［220］［220］焦长权、焦玉平，2018，《“大政府”的兴起：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中国政府公共收入水平研究报告（1980-2014）》，《开放时代》第3期。 ［221］［221］卡尔·A.魏特夫，1989，《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邹如山校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2］［222］刘昶，2016，《迈克尔·曼论国家自主性权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223］［223］麻国庆，1999，《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 ［224］［224］马克斯·韦伯，2005，《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5］［225］马克斯·韦伯，2009，《韦伯政治著作选》，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26］［226］马克斯·韦伯，2010a，《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27］［227］马克斯·韦伯，2010b，《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8］［228］马克斯·韦伯著，2010c，《经济与社会》第二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29］［229］马林诺夫斯基，1987，《文化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230］［230］迈克尔·曼，2015，《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31］［231］欧阳静，2011，《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232］［23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33］［233］渠敬东，2012，《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234］［234］渠敬东，2019，《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第1期。 ［235］［235］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36］［236］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37］［237］宋丽娜，2010，《打工青年跨省婚姻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238］［238］宋丽娜，2016，《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社会建设》第2期。 ［239］［239］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 ［240］［240］谭同学，2010，《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41］［241］田毅鹏，2012，《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与基层秩序构建》，《学习与探索》第2期。 ［242］［242］王海娟，2016，《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地方治理研究》第1期。 ［243］［243］王会，2016，《集体经济模式下苏南农村妇女地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244］［244］王云五主编，1979，《礼记今注今译》，王梦鸥注释，台湾：商务印书馆。 ［245］［245］吴文藻，2010，《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246］［246］吴毅，2002，《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47］［247］吴毅，2001，《“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来自田野的学术札记》，《开放时代》第12期。 ［248］［248］吴正东，2012，《明清时期湖南人口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49］［249］项飙，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50］［250］笑冬，2002，《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社会学研究》第3期。 ［251］［251］徐昕，2005，《论私力救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52］［252］徐勇，2007，《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253］［253］徐勇，1997，《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第8期。 ［254］［254］亚里士多德，1983，《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55］［255］阎云翔，1998，《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256］［256］杨华，2008，《纠纷性质及其变迁的原因》，《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57］［257］杨华，2008，《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期。 ［258］［258］杨华，2010，《隐藏的世界：湘南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 ［259］［259］杨善华、侯红蕊，1999，《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260］［260］张爱华，2011，《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以及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启示》，《理论界》第10期。 ［261］［261］张静，2019，《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2018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62］［262］张早林，2018，《工厂关系的计划化、社会化和世界化——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工厂社会”思想的三个发展环节》，《山东社会科学》第7期。 ［263］［263］赵鼎新，2016，《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第8期。 ［264］［264］折晓叶、陈婴婴，2011，《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265］［265］郑群明、贺小荣、陈耿，2004，《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人文地理》第1期。 ［266］［266］郑士源、徐辉、王浣尘，2005，《网格及网格化管理综述》，《系统工程》第3期。 ［267］［267］周飞舟，2006，《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第3期。 ［268］［268］周飞舟，2012a，《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第1期。 ［269］［269］周飞舟，2012b，《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70］［270］朱晓阳，2003，《罪过与惩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71］［271］竺乾威，2012，《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公共行政评论》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