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

 
 
　　　　　　　　　　　　　　　　　　　　前　　言
 
　　上海史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升温，特别是一系列海外研究成果的引进，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但上海沦陷时期（1937.11～1945.8）史学的发展状况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点，国内外迄今未见有全面或专门的成果出现。自2003年读博以来，导师就引导我关注有关沦陷时期上海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通过近几年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从最初的全面撒网到后来集中关注期刊史料，我逐渐对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并拟定以“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作为研究对象。
 
　　　　　　　　　　　　　　　　　一　研究目的及意义
　　1937年11月，即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后第四个月，中国军队经过数月苦战，最终弃守上海，仓皇西撤。日军随后进驻，上海沦陷。沦陷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日军占领，时人称之为“孤岛”。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驻沪日军向租界发起攻击并占领公共租界，此时的法租界名义上独立，实际也在日本控制之下，孤岛从此消失。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四年零一个月是孤岛的存在时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沦陷时期结束。日伪统治上海的时间（1937.11～1945.8）几乎与中国八年抗战相始终，“日伪统治时期”、“日据时期”、“沦陷时期”指的都是这一历史时间段。
　　在近八年的沦陷岁月里，日本为了更稳固地将上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先后扶植了三个傀儡政权：伪大道市政府（1937.12～1938.4）、伪督办公署（1938.4～1938.10），以及伪上海特别市政府（1938.10～1945.8）。1940年3月汪精卫伪南京政府成立后，对上海也格外关注，特派汪伪集团要员陈公博就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上海，作为中国战前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了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场。日伪与重庆国民政府，日伪与中共，国共之间，日汪之间以及汪伪内部都存在着矛盾。而这一切矛盾最终归为一类：亲日和反日势力的斗争。沦陷初期，各方反日力量借着租界的掩护从事抗日活动，此时的斗争较为直接、活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军占领，反日活动逐渐转入地下，斗争方式变得曲折、隐蔽。
　　上海的沦陷，再加上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间的斗争，必然会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有所反映。具体到史学研究方面而言，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一，研究方式转变。以前大量出版的史学著作锐减，专业的史学刊物和史学研究团体几乎不见，部分学者转向写篇幅较小的学术论文。更为明显的是历史随笔的涌现，它们成为学者和文人借历史吐露个人思想、抒发个人感情最直接的工具。其二，研究载体转变。研究方式的变化引起了研究载体的转变，论文、随笔的增加，使报纸杂志成为史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其三，研究取向转变。此时有宣扬“和平”、“合作”、反英美的亲日史学，也有坚持抗日的爱国史学，更有既不愿附伪又不敢公开反抗、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的史学研究。它们赋予了当时的史学研究相当丰富的内涵。
　　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展现了如此多的特点，但这一系列表象体现的不仅是当时上海一地史学研究的个性，更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共性：无论在任何时期，历史研究都不可能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它总是有感于现实而发，为现实服务。从古至今，无论是西汉儒学的提倡，还是清初理学的复兴，无论是官方高压，还是民间自觉，这种学术为现实服务的倾向从来没有断绝过。本书希望通过对史料的整理、解读，深入分析当时史学研究呈现的这些特点，探讨它们的成因、表现方式及具体内容。本书不仅想梳理有关日伪统治时期上海史学研究的史料，更希望通过对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状况的考察，反映出学术与社会深层次的互动关系，这也正是作者写作目的和本书意义之所在。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与本论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几乎不见，现仅将可供借鉴的有关成果介绍如下。
　　1.关于上海沦陷时期文人及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探讨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发展状况的专著陆续出版。由于本书中涉及的部分学者既是文学家又兼通史学，因此这方面的成果可为我提供一部分作者的生平资料及相关期刊的简介。如台湾学者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书中有专节讲述“留在沦陷区的作家”，其中包括部分上海文学家的简单生平。作为台湾学者的成果，其研究的角度和使用的材料可供借鉴。但由于该书20世纪70年代已写就，其中某些观点和不够准确的史料已被同行研究者陆续指出。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一书分为“战火篇”、“‘孤岛’篇”、“沦陷篇”三章，以时间为顺序，纵向探讨了抗战八年中上海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流派及特点。该书的特点在于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各类文学作品形式（散文、诗歌、杂文、戏剧、小说等）以及当时上海小有名气的文学作家。这些文学作品的发表刊物如《风雨谈》、《古今》等也同时刊载一些研究历史的文章，因此书中对某些作家及刊物的介绍，可为我在考证史学作家和杂志时提供线索及资料。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是对抗战时期全国沦陷区文学的全面整理，这套丛书中的《史料卷》（以下简称《史料卷》）于我较有帮助。全书内容分为“文坛纪略”、“作家传略”、“报刊概述”、“出版书目”四辑，每辑按照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台湾沦陷区介绍，共收录“1268条大事记、417个社团、613位作家名录、200个作家小传、1200个报纸副刊与杂志、1279种书籍”，《史料卷》的特点在于体系庞大、分类详尽，适宜做工具书查询。另有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该书虽是探讨北京文坛的状况，但其分析问题的方式对我写作和思考时有启发。
　　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样多，但并非都能按“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在借鉴的同时也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问题。（1）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文学，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不够，某些观点缺乏论证，使相关结论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在使用其中材料和结论的同时，必须注意哪些是已成定论的，哪些是未经史料论证的，特别对于未经论证的要慎重对待。（2）正因为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无法追根溯源，因而这些成果在介绍、评论某些文学家、文艺杂志时，或简单使用已有资料或干脆借用他人结论，产生误差在所难免。如《史料卷》在介绍上海作家文载道时，评价他是“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杂文大家，文风经历了从师法鲁迅而转向师法周作人，从被时人称为‘孤岛’后期‘独立’支撑‘孤岛’杂文的‘鲁迅风’杂文家转向‘大东亚文坛健将’（仇重与沈子复语），是颇令人玩味的”。文风的转向属于文学讨论的范畴，但仅凭文风改变就认定其成了“大东亚文坛健将”恐怕证据不足。就目前收集的史料来看，文载道是活跃在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位较有名气的作家，其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随笔。他善于运用历史知识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孤岛时期坚持抗日，在各类期刊上积极发表要求抗日的言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载道仍继续写作，他写魏晋人物对抗主流的自由思想，赞赏明末名妓李香君鄙视汉奸的爱国情操，歌颂明遗民顾炎武不肯仕清的民族气节。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敢于发表这样的言论，难道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委婉表露吗？作家在其作品里说什么、不说什么，是其思想和内心情感的流露，通过考察作品的具体内容来判定其政治倾向，比简单地看文风的转变要来得准确。书中虽注明这句评语是“仇重与沈子复语”，但并未对其正确与否进行验证，而简单地以一句“颇令人玩味”来做结语，不够准确。
　　2.关于出版史的研究成果
　　这类研究资料可使我了解部分期刊的发行状况和经营背景。如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这套丛书中的“现代丙编”、“现代丁编”及“补编”收录了大量有关抗战时期出版发行方面的珍贵史料，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该书内容倾向于收集解放区出版史料，对沦陷区的情况虽有涉及，但多是笼统介绍。正如内容提要中所说，该书是一本可供从事“研究现代革命史、文化史者的参考。
　　另一本有价值的著作为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该丛书第3卷全面探讨了抗战时期的出版界状况，其中关于上海沦陷区也有大篇幅介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史书籍。但书中一些内容还值得商榷，如附表12-2“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主要书目”中，实际收录的是1937年11月至1945年8月整个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所有书籍，这已超出了“孤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显然作者忽略了“孤岛”的概念。另一个问题是表12-2中收录了许多并非上海“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抗战时期内迁，留在上海的工作处因日伪检查只能秘密出书或干脆卖旧书，新书出版工作多在长沙、香港和重庆等地进行。如萧一山的《清代史》1945年2月首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12月才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版，它在上海出版的时间已经是抗战胜利后，且是重印原书，不应归在表12-2中。如果仅因为这些书印有“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字样，就不考其实际出版地，且未作说明就简单列入抗战时期上海出版书籍内，显然不合适。更何况该书还有“战时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社团出版的主要书目”，其中很多重庆商务、中华、世界等出版社的书没有收录，反而归入上海，无形中增加了上海一地书籍出版数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3.海外研究成果
　　海外学者也有一些著作论及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的思想文化状况，如美国学者傅葆石（Poshek Fu）的《消极、抗日与通敌：沦陷时期上海的思想抉择，1937～1945》（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该书观察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把他们对日军占领的反映归纳为三类，即隐匿逃避、勇敢抵抗与妥协合作，并分别以王统照、李建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为代表。书中认为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在政治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暧昧性，处于“爱国”与“卖国”之间的“灰色地带”。另一本较有影响的著作是美国学者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该书探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各方政治势力的斗争及带来的后果。海外研究成果注重反映沦陷区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斗争，而没有涉及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但它们对本书在分析作者心态时有一定的启发。
　　除以上研究成果外，还有对抗战时期史学的研究、对汪伪政权的研究、对上海近代历史的研究等。由于这类资料较多，又是写作的参考或背景，在此不再赘述，可见参考文献中的书目。
　　可供借鉴的成果大致介绍如上，其中提到一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非有意挑错，而是认为应对此持批判继承的态度。诚如《史料卷》作者在序言里所说：“由于种种不得已，部分报纸、杂志、书籍未能见到而使用了二手材料，对它们的介绍难免欠翔实，甚至会有错误；想到个别社团的成立日期当时报刊的报道含混或彼此矛盾，我所确定的日期虽都言之有据，但因所见材料的限制，也难确保其无误，因而又有些不安。”对此我也深有同感，尽管自己想找到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以为佐证，但常常因史料的遗失、封存或复制费用太高而不能如愿。想到经历十余年写成的沦陷时期的文学史以及出版史著作尚有这些缺点，何况我以一介后生、仅凭六年的时间探索前人未触及的学术史问题，自己不禁惴惴。但幸运的是，我站在了前人的肩上，这使我有机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查阅史料，寻求更有力的证据，完成我的写作。
 
　　　　　　　　　　　　　　　　　三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正文之前，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1.史学研究的概念
　　本书所指的史学研究并非狭义的史学学术研究，而是将凡探讨历史的文章、书籍都纳入考察范围内，包括对历史问题的考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甚至历史故事的诠释等。行文体裁不拘泥于规范的学术论文，历史随笔也在研究范围内。对于历史书籍的选择，既有学术著作，也有介绍历史故事、钩沉辑佚的作品。因此，本书所指的“史学研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2.上海史学研究的范围
　　凡1937年11月至1945年8月在上海发表的历史文章都属于本书研究范围内。理由有二：（1）这些文章能够在上海的期刊上发表，一方面说明它们既不触犯当时日伪统治的思想文化政策，又能为民众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社会可接受的言论，甚至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能够反映上海的史学研究状况。另一方面，这些文章的发表又可以对上海社会产生影响，无论是抗日的还是亲日的，是直白的还是委婉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思想取向。如徐一士、瞿兑之等北京作家，在《古今》上频繁发文，与上海作家南北唱和，带动了上海文坛清谈掌故的风气，也奠定了《古今》的文史风格。又如魏如晦、黄裳等人虽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上海，但仍有化名作品寄沪发表，他们的文章逃过日伪的检查，曲折表达爱国精神，是上海期刊工作者抵制日伪文化统制的成果，也鼓舞了其他在沪文人的抗日斗争。他们与上海史学研究息息相关，不可不谈。（2）若要以作家是否在上海为标准分类，会使许多用笔名、化名写作的人因无法考察其身处何地而不能算在内，而对于这一期间离开上海或者病故的少数作家甚至不可能完全弄清其行踪，因此造成只有少数几个名人的作品可供考察，得出的结论无法反映沦陷时期整个社会的史学研究状况和思想状况，因此不选择这种界定方式。
　　对当时历史书籍的收集也基本按其出版地是否在上海为准。但因上海沦陷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战前大型出版社纷纷内迁，在迁移过程中出版的书籍有不少“根本不印出版地点，现在已难以分清，也有的出版社只注明是‘民国时间’，未细分”。这给查证书籍出版地带来了困难。因此本文仅分析现已肯定是抗战时期上海出版的书，或确认系作者当时在上海写就而没有及时出版的书。对于有争议或语焉不详的，文中或在使用时作说明，或不纳入考察范围内。
　　3.期刊的筛选方法
　　日伪统治时期的上海，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使期刊成为史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地。它们也因此成了本书的主要史料来源。沦陷时期上海的期刊数量众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现今收藏的就有115种之多。本书选择时以该刊物中涉及史学研究的文章的多少、社会影响力的大小以及发行时间的长短为标准。在选择之初，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9年编写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2编。本编“以综合性科目为上册，包括史学、中国史、传记、考古、目录学等五个大项目；以专门性科目为下册，包括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政治社会生活史、中外关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教育史、宗教史、中国语言文字史、中国文学史、中国艺术史、历史地理、中国自然科学史、中国农业史、中国医学史、中国工程技术史等十四个大项目”，内容较为齐备。但《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在编写时，有时会出现以论文题目来决定是否收录的情况，忽略了文章内容，由此一些题目看似写历史、实际内容与历史无关的文章入选，而真正谈历史但标题不明显的文章却未收入。本书在此基础上，将史学论文按杂志分类，逐条查阅，重新编排，共整理出68份杂志，再参照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收藏记录，在重点翻阅三十几份杂志后，最终确定十几份杂志为研究对象。本书在选取期刊时，严格遵照前述标准，没有刻意回避任一政治势力，希望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史学研究的状况。筛选过程中虽难免有所疏漏，但相信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
 
　　　　　　　　　　　　　　　　　四　本书主要章节及内容
　　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介绍上海沦陷时期史学研究的环境。史学研究为何会呈现这样那样的特点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本章从日伪政权的政治、文化措施，和各方反日力量的对抗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论述。关于日伪政权方面，着重讲述上海历任伪统治机构的沿革和执政理念，以及它们的文化宣传政策和执行情况、实施效果。从中可以看到日伪当局在上海的政治高压，以及倡导的主流言论方向、发表反日言论的不易。重庆国民政府、中共地下党以及爱国文化人士，他们作为上海的反日力量，如何在沪对抗政治高压、进行对日思想文化战，也是需要分析的。
　　第二章探讨上海沦陷时期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及刊载史学研究成果的各类刊物。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历史书籍的锐减和史学论文、历史随笔的增加等方面。造成转变的原因有几方面。（1）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上海的出版业损失惨重，大型出版社纷纷内迁，留沪的出版机构大都很少发行新书，史学书籍自然减少。（2）日伪当局害怕中国人民借宣传本国历史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因此只鼓励为日伪当局服务的历史研究。而对于其他的历史研究，哪怕是与抗日无关的，也在日伪文化奴化政策下难逃被封杀的命运，因此谈中国历史的书更难出版。（3）上海沦陷，造成许多史料的迁移和遗失。史料缺乏使长篇巨著的写作难以实现，篇幅较短的史学论文和历史随笔无形中增多。特别是历史随笔，它能以较少的史料委婉反映社会问题和作者思想，成为当时较为常见的史学研究方式。
　　各类综合性或文学性杂志，成为日伪统治时期上海史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地。本章第二节按政治背景的不同，将这些刊物分为“日伪扶植的刊物”、“重庆国民政府控制的刊物”、“中共领导的刊物”以及“背景各异的其他刊物”四类，逐一介绍。这些刊物内容复杂，并非日伪刊物都是亲日言论，也并非其他刊物全是反日文章。其中穿插交错了各方政治势力的斗争，同一刊物上发表的涉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常常立场各异，了解每份刊物的背景和总体风格对我们分析其中的文章是有帮助的。
　　第三、四、五章是本书史料分析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宣扬‘和平’、‘合作’、反英美的亲日史学”、“坚持抗日的爱国史学”及“夹缝中求生存的史学”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亲日史学和抗日史学是两个敌对的阵营，以往学者多集中谈抗日史学，对亲日的史学研究较少有深入探讨。本书将两者放在时代大背景下对比考察，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特点及不同之处，同时也凸显出爱国主义史学研究的不易。处在夹缝中的史学研究者往往对当局不满，但又缺乏强烈的抗日要求，与那些委婉表达抗日爱国思想的学者有所差别，因而另作一类。他们多以掌故辑佚作为写作题材，从这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文字中可以体察到作者不满现状又不敢公开反抗的矛盾心理。
　　全书最后的结语部分通过分析以上现象，总结上海沦陷时期史学研究的特点，探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阐述研究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