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财团与北方经济近代化

华北财团投资高潮兴起于1918年前后，投资规模逐渐扩大，依恃雄厚的资本优势以及特权保护，至1920年代初期已形成覆盖大部分工矿业门类，各类金融形式的庞大资本群体。1920年代中期以后，华北财团因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逐渐出现分化，京津地区官僚家族企业多因北京政府政治失势，特权丧失向普通私人资本转化；东北奉系资本集团则因政治地位稳固而愈益膨胀，且呈现公私混同，以私控公的发展趋势；晋系资本集团因阎锡山公营思想逐渐向官办方向演化。 研究发现，华北财团对北方民族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贡献率均在60%以上，成为北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资本形式，为北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同时，华北财团投资领域集中于金融、工矿及大型轻工业企业等普通私人资本不具备投资能力的领域，与普通私人资本投资在空间上形成互补关系，排挤作用有限。依恃资金优势与特权保护，企业经营聘用新式经营管理人才，购置新式机器，采用先进技术，对北方经济近代化转型起到推动作用。而其依靠特权保护获得超市场经营优势，某种程度亦可视为民族企业以“不法”方式对于不利市场环境的一种修正与自我保护。在外国资本压制，市场与法规机制不健全，政府缺乏必要保护的环境下，孱弱的民族资本很难获得发展空间，华北财团依恃特权，获取税收减免与其他经营便利，方能获得与外商资本接近平等的竞争环境。但另一方面，华北财团依恃特权甚至强权强占市场的行为，本身又形成对市场健康发育的破坏，对普通私人资本形成排挤，从而形成对北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利影响，其中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华北财团投资高潮兴起于1918年前后，依恃雄厚的资本优势以及特权保护，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形成覆盖大部分工矿业门类，各类金融形式的庞大资本群体。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华北财团因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逐渐出现分化，京津地区官僚家族企业多因北京政府政治失势，特权丧失向普通私人资本转化；东北奉系资本集团则因政治地位稳固而愈益膨胀，且呈现公私混同，以私控公的发展趋势；晋系资本集团因阎锡山公营思想逐渐向官办方向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