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村减贫：理论及证据

贫困在世界上不均衡地蔓延，严重威胁着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贫困绝不是收入比别人低多少那么简单，或者说观察收入或支出看到的只不过是贫困的表象。起初，由于计算简单且易于为大众所理解，贫困线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从而强化了人们从收入角度对贫困的认知和它在反贫困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后来的观点认为，单纯强调收入和消费导致贫困线的外生给定，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会误导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倾向于补贴那些离贫困线最近的穷人，而非那些处于贫困最底层的人，从而带来发展的危害性。按照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贫困是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表现，它落后保守并在代际传递，渗透于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和社区环境之中。如果人们能够从所在的社会网络、信任及社团等社会互动中获取社会资源，那么他们不但能够获得自身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社会排斥的程度，这正符合社会资本理论的思想。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民众个人间交往关系中的经济资源，是一种社会网络以及由这种社会网络产生的相互信任与互惠模式，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效率,特别是能够显著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整体贫困程度，被称为“穷人的资本”。一些研究也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提供给贫困群体的非正式保险机制，缓解了外部对家庭成员的负面冲击，同时它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加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
可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农村贫困的性质，并探讨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内涵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对社会资本的度量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一些学者根据社会资本概念的要点进行了一些单一指标的衡量，如以献血率、慈善或各地区的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度量，从而可能从一些职能部门的记录和公开的数据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考察。但更多的则需要进行实地调查，这就涉及指标体系设计和数据处理问题。本书借鉴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它进行了微调，并依托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大学新型城镇化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百县千村”农村定点调查项目所形成的农村家庭数据库展开研究。书中的主体章节即依托该数据库基于不同视角进行的专题研究。
第二章：社会资本、财政支农与农村减贫。以各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地区慈善发展指数衡量社会资本，并以财政支农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研究社会资本、财政支农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资金在我国的农村减贫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地区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要强于东部地区。而社会资本体现了与财政支农同向的效应，总体上显著减少了各地区的贫困，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效应更突出，从而表明了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作用。进一步，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兼具直接和间接效应，丰富的社会资本利于促进财政支农资金发挥作用从而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并体现为农村贫困的减少。
第三章：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减贫。农村贫困家庭高度依赖传统农业经营，而劳动力转移则是有效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进而实现农村减贫的重要途径。基于河南省1054户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证实了社会资本对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并能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带来农民增收和减贫效应。通过对不同类型农村家庭的考察发现，社会资本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的效果要好于非贫困家庭；分类考察也发现，贫困家庭的社会组织参与率极低，团体型社会资本极少。其政策含义是，针对贫困家庭偏重农业经营的现状，应有倾向性地发展劳动力转移的培训和组织，推动劳动力转移以实现贫困家庭增收减贫。
第四章：社会资本、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减贫。大量文献讨论了由于缺乏公共品而导致的农村贫困问题，因此有效地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以及促进农村公共品的高效率利用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河南省农村调查微观数据对农村社会资本、公共品供给有关变量进行量化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性质，能够在贫困地区起到公共品替代作用以实现农村减贫。进一步，通过设定不同类型地区展开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家庭层面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资源俘获效应，而非贫困地区的村庄层面社会信任更多地发挥了制度完善效应，表明在不同类型地区起公共品替代作用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但均起到了增加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作用。另外的研究发现，农户所在村庄的政治资本对减贫具有正向作用，在农村公共品主要由基层政府提供的当下，这进一步验证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促进机制。
第五章：社会资本、农村借贷与农村减贫。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可以利用的有效的金融市场，农村的非正式金融体系发育很不完善，而正式金融体系又很难为农民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因此研究农村借贷对于了解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的机制和效果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河南省农村家庭微观数据，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村借贷的影响及减贫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关系，扮演着道德抵押物的角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借贷的增加；并通过农村借贷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提升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减少农村贫困。
第六章：社会资本、多维贫困与农村减贫。以河南省农村定点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4个维度，运用A-F方法，采用等权重计算的形式，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识别，并进行多维贫困指数计算，以判断多维贫困在我国农村的发生率。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农户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并对农户多维贫困起到减轻的作用。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多维贫困减轻中的作用并不相同，信任、信息与交流等社会资本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减轻作用比较显著，而赋权和政治行动、社会凝聚力等社会资本的作用较小，体现出信任在传统社会中仍然发挥着较大作用。
第七章：社会资本、贫困代际传递与农村减贫。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打破贫困的内部循环，由于农村家庭具有大致相同的条件和致贫因素，贫困代际传递很难被阻断。基于河南省一个镇的600个农村家庭的调查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关注社会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验证了农村家庭父辈与子辈之间在多项社会资本指标中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通过研究父辈社会资本与子辈外出务工、收入增长和公共事务参与等的相关关系发现，父辈社会资本对子辈收入增长和脱贫的作用具有代际传递效应，即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能够通过代际传递弱化农村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资本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
第八章：社会资本的差异分配与农村减贫。运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基于山东、河南和陕西三省461个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性质，得到一系列结果。其一，社会资本在不同收入农村家庭间的分配存在明显差异，不论是在社会资本6个大类的标准化指标还是在各大类中的核心指标上，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均明显低于非贫困家庭。其二，社会资本对贫困家庭的作用要优于非贫困家庭。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型资本，蕴含着可利用的资源，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虽然低于非贫困家庭，但由于他们在其他方面可利用的资源更少，从而显示出社会资本在贫困家庭收入中的比较优势。其三，贫困家庭主要依赖传统的农业经营，行为方式也更加具有传统农耕体系下的特征，对现代社会经济的认知程度较低，从而约束了自身获得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以上结论带来的启示为：营建培育社会资本的良好社会环境，投资社会资本以增强和增加农村家庭获得资源的能力和机会；转变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引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主体，以使农民能够借助现代市场来优化配置资源，从而从根本上获得摆脱贫困的能力。
书中的结论体现了如下五个方面的观点和思想。第一，以能力提高为核心的农村减贫依赖于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发挥。作为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起到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但在正式制度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则应强调社会资本与市场机制的互补性。第二，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结构以及人们获得这种资源的能力共同构成了农村减贫的初始动力，并进一步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向。当市场发挥作用时，资源为寻求最大化价值而会改变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这种既有结构的解构与重构过程蕴含着新的收益，家庭为获取这种潜在收益而在市场引导下改变行为模式以适应这种转变，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趋向提供了减贫的重要机会。第三，农村贫困是暂时的，贫困反映了制度结构中的非均衡性，长期来看应该重视制度建设。中国长期的反贫困政策表明，局部和短期的贫困问题是易于解决的，但整体和长期的贫困依赖于制度的完善。第四，农村贫困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刚性，也体现了不同维度社会资本作用的结果。如果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以实现最大化价值，人群也能够自由转移以获取最大化收益，贫困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第五，反贫困政策在一定时期对农村减贫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一作用的长期效应取决于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结构及其性质，政府的反贫困政策应着力于提高人的发展能力。目前来看，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效，但其长期效应还需要从人的发展能力角度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