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业内贸易与贸易摩擦关系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加及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美贸易出现严重的贸易失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事件逐渐增多。此类问题已经成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成为政治经济领域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也日趋白热化，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国际贸易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减少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的发生，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Balassa于1966年提出了“平滑调整假说”(SAH)，认为：调整成本与产业内贸易程度有密切的关系，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贸易的调整成本越低。这一假说为我们分析中美贸易调整成本提供了思路。本书借鉴“平滑调整假说”的思路，计算了中美两国间的各种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并通过实证模型，分析了中美产业内贸易程度与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的关系，得出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贸易调整成本越小的结论。此结论对我们理解中美贸易摩擦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因为当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过高时，会引发利益受损的利益集团鼓动政府或国会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这就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



本书采用了不同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标对中美间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进行了测算，我们发现无论采用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中的A指数还是S指数，都支持“平滑调整假说”，即边际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间存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中国在某些行业方面对美国出口额非常大，而从美国的进口相对比较小，造成这些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偏低，而来自中国出口的冲击必然会引发美国对这些行业进行结构调整，这就会导致行业的调整成本，造成相关就业群体的利益损失，代表行业相关群体的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者施加压力，使美国对中国这些行业的出口进行贸易限制或对人民币的升值提出要求，从而形成了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失衡是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对中美贸易失衡进行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并找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本书利用产业内贸易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中美在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内失衡状况，发现中美贸易失衡主要发生在最终产品方面，而通过对中国与日本、韩国的产业内失衡状况的分析，发现中国与它们的失衡主要发生在中间产品方面。随后通过实证模型，证实中美贸易最终产品的失衡与中日间的失衡存在显著关系。这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产业的原因是美国原本对东亚其他国家的逆差转移到了中国。这一结果导致中国成为美国解决贸易赤字问题的替罪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把中国当成导致美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们借口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人民币贬值和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及中国没有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等的结果，因此在中美贸易中频频挑起各种贸易摩擦。



在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后，本书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方法，提出了以下的政策建议。



从长远来看，要解决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努力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依赖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的局面，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中美两国间不断发展的贸易失衡问题，进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必须注意减少对国内行业造成的冲击。



为减少中美的贸易摩擦，我们可以尝试着手提高中美贸易摩擦高发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提高中美两国在相同产业内在产品品种与产品结构上的互补性，逐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我国可以从营销与售后等环节入手，提高与美国同类产品的差异化水平，从而提高两国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鼓励产品差异化水平及产品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电子机械行业、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等制成品行业的发展，加快这些行业的贸易模式由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向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



本书共分７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该章阐述选题的背景以及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本书的结构安排及所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给予说明，此外还指出了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为产业内贸易的基本理论与测度方法。该章首先对产业内贸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产业内贸易的基本理论进行了介绍，进而在全面评析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测度方法及划分产业内贸易类型的主要标准的基础上，指明了本书研究所选取的产业内贸易的具体测度方法和划分标准，最后该章对“平滑调整假说”(Smooth Adjustment Hypothesis)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并对边际产业内贸易的已有研究文献及相关计算方法进行了介绍。



第三章对中美两国产业内贸易现状总体情状进行了分析。该章首先对中美两国贸易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然后对中美产业内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通过计算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金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了中国与美国产业内贸易的变动特征。在此基础上，该章进一步对中美两国间的水平与垂直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按工业行业部门分类对中国与美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计算了其相应的水平与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该章最后还对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是对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调整成本的分析。该章对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进行了深入分析，介绍了Balassa提出的“平滑调整假说”及一些实证研究情况。该章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概念与该章要用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计算了中国与美国间的产业内贸易A指数、B指数及S指数，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利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对中美间贸易调整成本与边际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相应的贸易调整成本越低的结论，验证了“平滑调整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



第五章从产业内贸易的视角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利用产业内贸易失衡指数对中美贸易差额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BEC分类，对中美间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失衡情况进行了分析。随后对中美贸易差额与中国与日本、韩国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对日本、韩国贸易逆差主要发生在中间产品的贸易中，而与美国的顺差主要发生在最终产品中，初步认为两者存在一定的关系。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最后采用回归分析的模型，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中日失衡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中美最终产品的贸易失衡与中日中间产品失衡情况存在显著的关系的结论。最后基于该章得出的结论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宏观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



第六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态势及主要特征，并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进行了论述。最后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给出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解决思路：采取措施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减少贸易引发的中美产业结构调整成本。



第七章，总结出了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并给出了将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