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诸多复杂交织的全球性问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碎片化格局加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总体滞后，围绕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博弈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新动向之一。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新挑战成为创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客观需求。随着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逐渐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变为供给者，成为新价值理念的引领者、国际制度的共建者、全球方案的贡献者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并与沿线各国共同建设的一种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载体与平台，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可有效缓解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决策的排他性、供给的不可持续性及供给收益分配的竞争性失效等问题，从多个维度提升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基于此，本书以全球经济治理为研究背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首先，构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沿线国家走向合作的前提与转化条件；其次，从沿线国家的现实基础出发，实证分析基础设施、科技及制度三大类与全球经济治理密切相关的典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并分别识别影响其有效供给的因素；最后，提出中国供给“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能性路径。全书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中国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抓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义，梳理相关文献，阐述本书的逻辑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主要从全局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及其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倡议及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等内容。
第三章详细阐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例如对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品）的界定与分类，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三大理论基础，以及包括供给主体、供给模式和供给合作在内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等内容。
第四章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分析框架，从一般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模型，到“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再到“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博弈模型。探究“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从非合作走向合作的前提和转化条件，以及国家异质性下的动态博弈过程。
第五章是对“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包括对沿线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对沿线各国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投资环境等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重点领域、中国供给的比较优势以及面临的困境等。
第六章到第八章分别对基础设施、科技和制度三大类与全球经济治理密切相关的典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第六章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类国际公共产品的实证分析。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首先，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基础设施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交互关系；其次，以东盟十国及中亚五国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东盟十国及中亚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中国的可能合作国别与合作领域。
第七章是“一带一路”科技类国际公共产品的实证分析。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科技合作主要包括研发合作和技术转移两个方面。首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基础、研发合作和技术转移现状进行具体分析；其次，实证分析东道国特征如何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发合作；再次，进一步分析技术转移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第八章是“一带一路”制度类国际公共产品的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制度类国际公共产品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与量化的硬指标。中国通过调整其流向，优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凭借对外直接投资资本输出的贡献而步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阶段。首先，对制度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具体分析；其次，从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角度实证分析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再次，进一步实证分析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从企业和政府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第九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供给“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路径选择，主要从加强顶层设计、打造比较优势、完善有效供给以及整合国际资源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本书发现以下几点。
（1）在一定的前提与转换条件下，“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逐渐注重合作，破解供给困境。收入较高、偏好强烈的国家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获取的效用较高，最有可能在跨国集体行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跨国组织行为成本。
（2）从沿线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正式制度正在不断完善，政府效率方面的指标值相对较高；非正式制度处于沿线国家的中间水平。亚洲、大洋洲、东欧地区多数国家的投资环境处于较高水平，中亚、非洲及拉美地区国家投资环境水平普遍欠佳。“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重点领域是基础设施、科技合作、贸易畅通等，中国在这些领域也具有比较优势。
（3）东盟十国国家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较大，中亚五国国家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不平衡现象较明显。中国与沿线国家一直保持长期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在可能的合作领域，通过有效的合作提高双方经济结构互补与利益诉求的契合度，最终走向共赢。
（4）中国与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已建立研发合作关系。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技术转移表现出“近邻性”，在技术转移强度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东南亚国家的数量最多。研发投入、市场规模以及营商环境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以研发投入的作用最为显著；而地理距离对专利产出具有负向影响。中国对沿线各国的技术转移总体上能够提高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技术转移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经济基础和技术势差的门槛效应。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增加研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等方式，增加“一带一路”科技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5）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中亚及蒙俄地区。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力供应行业、采矿业，在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经济制度环境从商业自由度和财政自由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法律制度环境中的产权保护度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制度距离显著影响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方向性差异；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会受投资动机的影响。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及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负向制度距离偏好特征，而对于正向制度距离表现不一。
基于研究结论，本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倡导建立包容共享的全球秩序，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沿线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二是打造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比较优势，通过增强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话语权，拓展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三是降低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加快实现互联互通，拓宽沿线共建项目的融资渠道，推动沿线国家参与绿色治理，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四是通过优化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健全多元协同风险控制机制，为“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政策的实施提供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