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上海经验

上海市委托的转型升级课题让我们重新梳理了世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了从经济增长加速到减速的核心原因，发现成熟经济体持续、均衡增长的长期驱动因素是持续的效率改进，它推动着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成熟经济体走的比较均衡的路径，另一条是发展中国家走的赶超型路径。发展型政府的非均衡结构主义特征明显，即通过政府动员储蓄，将资金投入工业部门中，并利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赶超速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中高收入阶段后，赶超经济体面临着巨大转型，或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转向持续发展的均衡道路。上海市2011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2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12784美元，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区间。自2007年上海市GDP增长率达到最近30年的顶峰——15.2%后，2008年、2009年出现下滑（增速分别降至9.7%、8.2%），2010年回升到10.3%，2011年又降至8.2%，虽然此中有国际金融、债务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上海市主动结构转型的原因，但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趋势特征十分明显。类似问题在沿海诸发达省份也已出现，经济已经很难维持原有增速了，甚至还会面临发展停滞的风险。但很多省份的政府仍希望以更强大的产业政策、数量化的转型指标强力推动转型，通过加大投资，保持增长，这实际上已经不符合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了。我们认为，需要改变这种发展主义的理念，转向成熟经济体的依托市场激励、以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与增长的方式。
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构转变，转型升级受到效率提高和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差别在于生产方式，同样，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差别也体现在生产方式上。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分工深化，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并得到规模收益，核心是劳动效率得到持续的提升。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其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生活方式则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人类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但在可贸易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供给结构不一定与需求结构完全吻合，而供给结构更多地服从效率原则（比较优势）。但从全球范围看，广义恩格尔定律又是决定性的，服务业需求比重会持续提高。
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看，将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分解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是各国产业部门的比重和该产业部门效率变动的乘积。如果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的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规律的影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因为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而服务业可贸易水平低于制造业，由规模引致的效率持续改进要低于可贸易水平高的制造业。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这种局面会得到改善。纵观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和服务业不可贸易导致的效率改进速度慢等因素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但这也成就了它们比较均衡的经济结构。它们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率改进，尽管各国策略不同，如德国更倾向于制造业，英美更倾向于服务业，但核心都是效率改进，而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改善。
按照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为40%～45%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为50%的水平的情况，可以认为2010年的上海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发展水平。上海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处于规模收益递增（下凹形增长曲线）向规模收益递减（上凸形增长曲线）演变的转折阶段，是从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张增长向效率驱动的集约和创新型增长过渡的时期。上海当前的增长减速实际上遇到了发达国家所曾面对的同样问题：城市化水平高达90%，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导致GDP增长速度下滑，重返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能持续改进效率并形成更均衡的产业结构。本书在指标设计方面不采用以产业政策干预为基准的“转型升级指标”，而尝试以效率为主导，结构并举，把增长潜力（人力资本、企业研发等）、生活质量和稳定性纳入上海转型升级的评价体系中，强调持续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才是转型升级的根本。在国内外现代化指标的基础上，本书结合中国发达城市实际，将中国发达城市转型升级分为5个一级指标，并选取了28个具体指标，利用2005～2010年的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上海转型升级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量化研究。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上海转型升级在2005年后一直排在全国五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深圳）之首，与全球发达国家相比，效率改进速度显著。当然也要看到这是通货膨胀和汇率等因素帮了忙，是名义上的赶超。当前上海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是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即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自2002年起就低于1，到2010年已经降低至0.7，2005～2010年平均为0.76，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如果不加速改善服务业劳动效率，而盲目提高服务业比重的话，就会形成低效的产业结构，而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是提升服务业效率的关键。上海“每百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上海未来效率提升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在结构方面，上海工业部门就业和产值比重高，效率改善不错，但未来必然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需求牵引，保持制造业的优势非常困难，从德国和新加坡的经验看，抑制地产泡沫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根据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上海市的整体需求与消费将逐步与国际上的高收入经济体趋近，消费需求升级、生活质量的提高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创新、消费、投资、贸易和金融等都将围绕与城市生产、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大发展机会而展开，能否抓住这一机会将成为上海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上海未来发展转型升级的策略有4个方面：一是清晰地理解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来实现转型升级的机制调整，而不是重新回到产业干预政策的老路上；二是效率持续改进应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核心目标，推动服务业的贸易水平，将服务延伸到长三角、全国和全球，通过服务业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三是保持制造业的优势，提升其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根本，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也十分重要，特别应该抓住全球绿色创新的技术进步趋势，通过政府引导创新；四是通过金融、税收等手段实现“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升级”的目标。
近年来，上海以“转型发展、创新驱动”为指引，坚持“五个更加注重”和减少“四个依赖”，将“转变发展方式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作为衡量上海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紧扣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和经济中心的“四中心”国家战略，把发展先进的现代服务业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为了营造适合经济转型的市场环境，提出政府首先要转型，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把上海建设成全国行政效能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上海近年来的转型升级实践已经取得了持续改进的成绩，未来应更加努力地探索以效率持续改善引导转型升级的道路，为国家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找到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