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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绍兴更化”与孝宗初年的政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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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董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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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绍兴更化”与孝宗初年的政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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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绍兴更化”与孝宗初年的政治重建

一般而论,秦桧之死便意味着绍兴诏狱的结束,秦桧背负绍兴诏狱罪责应该到了终结,绍兴诏狱中受迫害的士大夫也应该被平反昭雪。事实并非如此,秦桧死后不久,尽管绍兴诏狱中受迫害的士大夫大多得到了平反,但岳飞诏狱一直还悬而未决。时人屡屡提及的“绍兴更化”,似乎只是体现在宋高宗对政治文化的重建。除了对现行中枢权力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外,宋高宗政权还在高呼重民口号声中继续推进吏治建设,“复亲庶政,躬揽权纲”之后任命沈该、汤思退两位宰相,以期建构南宋偏安江南稳定的政治格局。从绍兴群体性诏狱的发生,到“绍兴更化”政治活动的渐次开展,我们看到南宋初期的国是政策并没有彻底稳定,宋高宗政权意欲确立的宋金和议政策,直到宋孝宗乾道年间才真正成为长久国策。笔者在本章里,将对秦桧死之后宋高宗政权为稳定政治秩序而开展的“绍兴更化”政治活动进行深入解析,进而全新解释绍兴末年至乾道初年南宋政治的变迁。

第一节 “绍兴更化”:标签式的政治转向

谈及绍兴诏狱的平反,许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即时性的轰轰烈烈的政治大事件,因为大凡拨乱反正都是旧貌换新颜的大事情。实际并非如此,绍兴诏狱受迫害者主要是士大夫官僚群体,所谓平反也只是朝廷内部的事情。另外,绍兴诏狱平反主要是秦桧死后发生的,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事件,宋高宗本人对诏狱事件的认知似乎也在新的台谏群体的呼声中潜移默化着。与绍兴诏狱平反步伐一致的惩治秦党运动,在纵深推延的过程中,又似乎重走了绍兴诏狱的轨迹。所有这些现象,透露给我们的似乎并不是诏狱平反后的万象更新,代之而来的是宋高宗的治道谋术[]。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从传统史学观来看,秦桧之死标志着一个宰相专权时代的结束;从南宋初期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这却昭示着南宋帝国步入了孝宗朝政局恒定的前夜。若按寺地遵先生将绍兴十二年宋金和议缔结视作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开始,那么直到乾道、淳熙体制的形成,其间“绍兴更化”无疑是两者之间过渡的标志。如何客观认识“绍兴更化”,这是南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所以史称宋高宗“亲政”即是“绍兴更化”,绝不仅仅是宋高宗为自己表功。虽然“绍兴更化”一如“元祐更化”一般拨乱反正地对此前的诏狱事件进行了平反,继而展开对专政势力的铲除运动,但是其真正的历史意义体现在对现有政治文化的重建及对制度的更革上。

一 何谓“绍兴更化”

关于“绍兴更化”,此前的学者已有论及。沈松勤先生曾提到,绍兴“更化”在靖康元年已露端倪,至绍兴五六年(1135~1136)间取得全面成功。更化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为元祐党人平反,“甄叙元祐故家子孙”;一是废弃安石之学,“选从程氏学士大夫渐次登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沈先生所论的“绍兴更化”是指绍兴初年的“元祐之兴”。从现存史料文献来看,“绍兴更化”断不是绍兴年间的“更化”运动,而是特指绍兴末年宋高宗为整治秦桧专政而制造的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南宋人楼钥曾在《跋胡澹菴和学官八诗》中提到,胡澹菴先生曾因一书触犯秦桧,遭到秦桧迫害,“绍兴更化始得北还”[]。《故令人汤氏行状》亦载:“金坛汤氏,世大家,令人曾祖讳鹏举。方秦氏当国,回翔远外,人以为清,及绍兴更化,扫除奸党,振起朝纲,人以为任。”[]岳飞后代岳珂也在《吁天辩诬通序》中记载,“绍兴更化,逐谗党,复纯州,还诸孤之在岭峤者”[]。由此可见,“绍兴更化”和北宋的“元祐更化”大致相似,都是对一些政治行为过失的拨乱反正,对一些冤屈平反昭雪。从时间段上来看,“绍兴更化”发生在高宗朝末年,正值秦桧死后,绍兴和议已签订,诸将兵权已收,应该是政制发展的良好时态。表面来看,“绍兴更化”一如前面提到的拨乱反正,大体符合革新除弊的社会特征。事实上,“绍兴更化”在对绍兴诏狱平反昭雪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充分,至少对岳飞诏狱并未平反,这也透露出宋高宗真正的政治目的并不在此。朱瑞熙先生曾指出,及至秦桧一旦归天,宋廷立即采取措施,在官员人事上做出重大的调整,同时对各科、各级科举考试进行整顿,至宁宗、理宗时,人们对高宗这一阶段在内政方面的拨乱反正,加以肯定,称为“绍兴更化”[]。先生所谓“绍兴更化”成名于高宗之后,或言差矣,所论其对政制更革之功用,却一语中的。

绍兴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中书舍人周麟之曾言:“……然自累朝以来,号东西二省为维持政本之地,尤重其选。……爰自近岁,事与旧违。当军兴时,则有事干机速,不可少缓,及休兵之后,因仍不改。用事者又私意自任,废弃成法,故有所谓报者,有所谓中入报者,有所谓尚先行者,有所谓入己者,往往皆成定例。自陛下更化,数者之弊固已稍革;沿袭之久,狃于故常,未暇一一釐正。若使诏旨一颁,敕札随降,所谓给舍者但书押已行之事而已。设或事当论奏,则成命已付于有司,除目已布于中外,使士大夫进退失据,在朝廷亦为难处,甚非祖宗所以分三省建官之意。欲望申明旧制,凡命令之出,并经两省。”[]周麟之所谓的“更化”之义主要是针对秦桧专政而言的革新,显然这份奏议当在“绍兴更化”之后,也就是说“绍兴更化”虽然是表面的拨乱反正,实质却是借助“更化”来实现政制的更革。事实上,不惟周麟之建言三省规制的“复旧”,台谏制度也是这一更革的重心所在。

南宋人陈贾曾在《御史台厅壁记》中记载:“绍兴更化,诏除公正之士,以革缔交合党之风,已而又降书札,刊元丰手诏于台院,盖欲遵用忠纯体国之人以成笃厚之政。”[]“革缔交合党之风”,实为“绍兴更化”之际反秦桧运动的主旨所在,而“笃厚之政”又是高宗政权稳定即时政局的政治口号。由此可以推想,“绍兴更化”的重要目的是为了重建高宗名义上能够“驾驭”的政制体系,从而实现高宗朝后期政局的稳定。

二 秦桧之死与宋高宗政权重建

秦桧死后,宋高宗政权掀起了一定规模的更化活动,但这种更化并不真正反映在宋高宗政权对绍兴诏狱事件的检讨上,其拨乱反正的初步目的是重建政治文化,对秦桧专权时期的官僚群体进行重组,一来体现其革新除弊的政治风貌,二来为政策巩固打好政治基础。

1.绍兴诏狱的平反

据史载,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值得玩味的是,绍兴二十五年二月至十月之间,陆时雍、沉长卿、施钜、赵令衿、刘珙、郑时中、郑仲熊、王升、张宗元、陈祖安、张祁十几人皆曾犯政治罪,在秦桧的打压下皆罢官;秦桧死后的第二天,他的党人曹泳便遭台谏攻击而勒停,于新州安置[];第五天,便诏陈诚之、魏良臣、沈该、汤鹏举疾速赴行在[];第六天,便更易言事官[]。秦桧死后,宋高宗变更旧人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表面看来,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的根基已了如指掌,为了阻止诏狱事件继续发展恶化,果断地更换掉秦桧的台谏伴食者,对曹泳的勒停也表现出对秦桧党人处置的迹象。然而,这并不能表示宋高宗已经决意平反绍兴诏狱中的士大夫。宋高宗对秦桧党人的急迫处置不假,但这和绍兴诏狱事件完全是两码事。同年十一月,赵鼎之子赵汾依旧陷入台狱,特降二官。宋高宗的制词曰:“汝大臣子,不自爱重,言者谓汝交通宗室,窥伺机事。朕议汝于法,究其始末,亦既有状,从有司议,姑削二官,尚体宽恩,毋重后戾。”[]“交通宗室,窥伺机事”,显然是绍兴诏狱中常见的罪证。可见,宋高宗并没有准备对绍兴诏狱平反的迹象。就在秦桧去世之后,宋高宗还哀伤地说:“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不管这种哀伤姿态是否虚伪,至少宋高宗对秦桧力主和议表示强烈赞许。国是既然是和议,维护和议果实及净化舆论环境便离不开非逻辑性政治行为。不过,宋高宗这种意向实在坚持不了多久,因为秦桧势力必须倒台,宋高宗才能重建新官僚队伍,而秦桧势力的倒台势必影射绍兴诏狱事件的非法性,宋高宗当然不会承担那些骂名,即时将诏狱之误推脱到秦桧党人身上,不仅有利于收买人心,也顺应了道德舆论的转向。于是乎,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当魏良臣等奏报洪皓病重欲复旧职宫观居住时,宋高宗坦言:“皓顷在虏中,屡有文字到朝廷,甚忠于国。中间以语言得罪,事理暧昧,可依所奏。……大理寺官多是观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赖?赵令衿、赵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锡,如近日张祁坐狱,皆是曹泳以私憾诬致其罪,卿等可速治之。”[]这里提到的莫汲、汪召锡、曹泳,皆为秦桧党人。由此可见,宋高宗是在对秦桧势力清除的目的下,适时地将诏狱之过推卸给了他人。

绍兴诏狱事件平反运动真正拉开帷幕当始于宋高宗的两份诏书,就在宋高宗答应洪皓官复旧职宫观居住的第四天,宋高宗下诏说:“廷尉为天下平,而年来法寺,惟事旬白,探大臣旨意,轻重其罪,致民无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为甚!比恐尚尔任情,亟罢旧吏,所冀端方之士,详核审覆,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无冤滥,副朕丁宁之谕。”[]次日,宋高宗又下诏说:“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持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重置于法。”[]这两份诏书的用意,虽然仅是诫谕执法官员及内外大臣莫再制造诏狱,但相比绍兴和议刚缔结之时宋高宗对告讦的认同来说,已是很大的变化,至少宋高宗已承认诏狱事件的根本过失。实际上,告讦的弊端早在秦桧死前就有朝臣提及[],而时值秦桧执政,宋高宗并没有当回事。此时虽然宋高宗已正视了诏狱之过,到底该如何处理诏狱事件,宋高宗也没有一个既定的计划。或许在宋高宗看来,整治台谏之弊当是首要的大事,他在秦桧死去的第二月便下诏说:“台谏,风宪之地,振举纪纲,纠剔奸邪,密赞治道。年来用人非据,与大臣为党,而济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亲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继此者,宜尽心乃职,惟结主知,无更合党缔交,败乱成法,当谨兹训,毋自贻咎。”[]不过,“以革前弊”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平反诏狱势在必行。

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壬午,“执政进呈刑部状,开具到前后告讦人:右朝奉郎张常先,先任江西运判,告讦知洪州张宗元与张浚书并寿诗;右通直郎、直秘阁汪召锡,左从政郎莫汲,并告讦衢州寄居官赵令衿有谤讪语言;右朝散郎范洵,告讦和州教授卢傅霖作雪诗,称是怨望;左朝奉郎、提举两浙路市舶陆升之,告讦亲戚李孟坚,将父光所作文集告人,及有讥谤语言;左从政郎、福建路安抚司干办公事王洧,任两浙转运司催纲日,告讦知常州黄敏行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郎、明州鄞县丞王肇,诬告程纬慢上无人臣之礼等语言,致兴大狱,并是虚妄;降授承信郎雍端行先任监潭州湘潭县酒税,告讦本县丞郑玘、主簿贾子展因筵会酒后有嘲讪语言,致兴大狱;福州进士郑炜,告吴元美讥谤等事”[]。至此宋高宗才说:“此等须痛与惩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见人情欢悦,感召和气。”既然告讦人得到除名勒停的处置,诏狱受害者的罪责自然也得到豁免。宋高宗随之下诏:“除名勒停前左朝请郎、荆门军编管人范彦辉(坐作夏日久阴诗),前右朝奉大夫、展州编管人王趯(坐与李光通书及借人),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编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在言语),特勒停前右承议郎、徽州编管人苏师德(坐其子撰常同祭文称‘奸人在位’),除名勒停前右承务郎、峡州编管人李孟坚(坐父光所撰小史,皆非事实),右承务郎、绍兴府羁管人李孟津(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镐为知州),除名勒停前右承务郎、梅州编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务郎、容州编管人王之荀(坐怨望谤讪),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编管人阎大钧(坐依随郑刚中),并放令遂便。”由此可见,绍兴诏狱的平反主要取决于宋高宗的意旨,有了宋高宗的允诺,平反诏狱受害人的措施才逐步推进。次日,宋高宗又下诏:“除名勒停前左朝请郎、处州编管人邵大受(坐朋附范同,浮言无稽),前左从政郎、武冈军编管人芮晔(坐赋牡丹花诗怨望),前右从政郎、万安军编管人杨炜(坐上李光书诋和议),前左迪功郎、横州编管人郑玘,前右迪功郎、肇庆府编管人贾子展(坐酒后有嘲讪语言),并放令逐便,仍与复元官。”[]不过,我们必须清楚,宋高宗允诺下的诏狱平反并没有声势宏大地开展起来,最初得以平反的士大夫多是涉告讦或攻击秦桧而遭斥,即使有以和议为非者也是一些下层官僚士大夫,真正触及时政的赵鼎、李光等诏狱罪人并没有及时得到平反。直到宋高宗“亲政”半年之后,新上任的宰执进呈御史台看详诏狱事件时,宋高宗才允许对绍兴诏狱中上层官僚士大夫进行平反[]。那么,秦桧死后,诏狱事件的平反本应该是收人心的好事,为何宋高宗“复亲庶政”后对此却显得漠不关心?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从秦桧之死说起。

秦桧死后,摆在宋高宗面前的就是重整中枢官僚群体。宋高宗首先着眼于对台谏言官的更换,仅任董德元、魏良臣、汤思退为参知政事,宰相职位空缺。宋高宗的意图很明确,要铲除秦桧势力,必须依托为自己代言的台谏官僚出头,三位副相只是担负这段转型期的行政运作而已。从宋高宗区分董德元、汤思退是否为秦桧党人[]即可看出,宋高宗对秦桧专政并非完全认同。即使在秦桧死前,宋高宗对秦桧植党营私也十分反感[]。秦桧死后,宋高宗对秦桧党人更是穷加黩逐,得罪秦桧遭放逐的官员亦时有招回[]。宋高宗曾对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赵逵说:“卿乃朕擢,秦桧日荐士,曾无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以此可见宋高宗后期任人的思路,实为再造自己的官僚群体,这样,对秦桧党人的惩治便被及时提上了日程。显然,对于宋高宗来说,与诏狱平反相比,对秦桧党人的惩治或重整官僚队伍更为重要,表面化的诏狱事件平反中铲除了秦桧党人,铲除秦桧势力又捎带地平反了部分的诏狱受害者。当然,收人心、招和气也是宋高宗朝后期的政治需求。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秦桧死后,宋高宗急需面对的问题还有国是如何维持,但和议国是的促成表面看来主要是秦桧的功绩,即使在金人眼里,秦桧也是和议稳定的中流砥柱。从秦桧死后宋高宗伤感之言我们看到的是,绍兴和议此前或此后的顺利推行都取得了宋高宗绝对的认同。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宋高宗更是告诫魏良臣、沈该、汤思退说:“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无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次年三月,因荆襄间妄传张浚被召回朝廷,金人颇疑宋金盟约,在沈该的劝说下,宋高宗下诏:“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造诏命,召用旧臣,献章公车,妄议边事,朕实骇之。仰惟章圣皇帝子育黎元,兼爱南北,肇修邻好。二百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谟,守信睦之长策,自讲好以来,聘使往来,边陲绥静,嘉与宇内,共底和宁。内外小大之臣,其咸体朕意,恪遵成绩,以永治安。如敢妄议,当重置典刑。”[]很显然,李心传又一次为宋高宗掩盖了骂名,故吕中骂沈该、万俟卨、汤思退、魏良臣说:“(秦)桧之身虽死,而桧之心未尝不存。张、赵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桧之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桧死后,虏颇疑前盟之不坚,为之禁妄议和好以信虏,为之重窜张浚以悦虏,无以异于桧之为也。”[]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秦桧死后一年内,宋高宗政权的政治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铲除秦桧势力重整官僚群体;其二,谨守与秦桧一起铸就的和议国策;其三,平反诏狱与继续打击反和议者。如果说前两方面已多少有助于解读诏狱平反滞后性的话,那么宋高宗继续打击反和议者将更能解释这一问题。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上书劝宋高宗说:“臣愿陛下鉴石晋之败,而法商汤、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践之谋,考汉唐四君之事,以保图社稷。深思大计,复人心、张国势、立政事,以观机会。未绝其和,而遣一介之使,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事必有成。”[]此奏一出,便招宰执、台谏以“动摇国是”为劾。张浚再次被贬官显然出于宋高宗旨意,宋高宗尤说:“不如此,议论不能得定。”[]宋高宗为了维持绍兴十一年定下的和议国策,势必在针对绍兴诏狱受害者平反的过程中留有余虑,诸如张浚一般反和议主战派如何安置,实在与平反诏狱措施相互矛盾,但又为了更化时弊,奠定自己的统治基础,诏狱平反必然在纠结中继续推行。寺地遵先生曾指出,秦桧死后,政治运作上再看不见超越一切的最高领导人物,不过是由宋高宗、宰执们组成集团领导体制,继承绍兴和议路线[]。笔者则认为,秦桧死后,宋高宗主导下建立的宰执、台谏群体仅是宋高宗决策的执行者,并没有决断权[],宋高宗正是期望依靠这个群体打造自己的辉煌形象与美好梦想,而这个群体的造就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他们的地域身份背景。

2.反秦桧派的政治旨归

按前节所言,宋高宗在秦桧死后对秦桧势力的铲除,旨在重整官僚体系,那么,秦桧死后所发生的大量反秦桧运动便可以理解。我们似乎可以完全将此归结为宋高宗主导下的政治行为。实则不然,秦桧死后,以秦桧为主的一元官僚势力开始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残余的大量秦桧党人和获得宋高宗平反的反秦桧势力及其召回的少量中立者,而这一时期参与反秦桧势力的台谏群体,既有原来的秦桧党人,亦有其他派别的人,表面看来都是为了自我的政治利益而跻身于宋高宗的官僚队伍之中,但他们的言行及政治取向或有不同。寺地遵先生曾指出,绍兴末张浚复权过程中,反秦桧势力与继承秦桧路线的特定政治势力,不仅包括后秦桧时期掌握政权的沈该、汤思退势力,还包括与秦桧同时代由于政见问题而被驱逐现又返回政坛者,以及秦桧时代科举及第,仅从职江南知县等末端职位的下层官僚士大夫,而这两股势力最初仅具备罢免宰相、执政的政治力量,却没有足够力量去否定秦桧路线,更谈不上有何政治构想与展望[]。大致来说,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通过张浚复权过程中的拥立群体来看沈该、汤思退势力的分层,似乎有些机械化。笔者认为,秦桧死后南宋一元官僚势力得以解体,无论是权力认同还是政策认同,沈该、汤思退势力都听命于宋高宗,其统领的官僚群体本身并没有决断权。所谓绍兴末宋金再次开战而改变国策,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显然是客观原因,但这客观原因逼迫宋高宗政权改变国策,而并非取决于主战派或主和派的影响。我们从现有的南宋史料中粗略看到,秦桧死后到宋高宗传位孝宗五年间,沈该、汤思退势力中反秦桧派的政治行为,与秦桧所主导下的绍兴诏狱事件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虽然是代表宋高宗来铲除秦桧势力的余孽,但其逻辑特征同样呈现出非逻辑性,而这些非逻辑性政治事件同样为我们探究宋高宗政权晚期的政治取向打开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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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绍兴更化”:标签式的政治转向
    1. 一 何谓“绍兴更化”
    2. 二 秦桧之死与宋高宗政权重建
      1. 1.绍兴诏狱的平反
      2. 2.反秦桧派的政治旨归
    3. 三 绍兴末年的制度更革与吏治整顿
      1. 1.祖宗家法不可变?——制度更革的瓶颈与突破
      2. 2.待罪与真决——吏治整顿的轻重取舍
  • 第二节 从绍兴到乾道:南宋初期国是政策的迁移
    1. 一 沈该、汤思退势力与宋高宗政策的沿传
    2. 二 由战及和:权力代际期的政见之争
      1. 1.皇权交替与主战论的勃兴
      2. 2.“四州归属”与张、汤政见交锋
    3. 三 宋孝宗初年恢复路线的形成
      1. 1.邪正之辨——和战困窘中的用人政策
      2. 2.内修以图恢复——合乎时宜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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