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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命题的提出与框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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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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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命题的提出与框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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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命题的提出与框架的形成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深刻总结和反思土地革命以及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和科学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思想交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阐述了它的哲学基础、根本原则、基本内涵、科学方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组织主体更加成熟,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为代表的领袖群体已经形成,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成长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以及实现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和清理错误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害。必须从理论上深刻剖析教条主义的危害,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顺利发展。这是长征结束后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初步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深刻历史教训,揭示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

1.通过批评关门主义初步清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继遵义会议改变军事路线之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就开始对政治路线进行调整,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政策策略,从理论上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变革问题,并初步清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指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继续,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是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这种革命急性病的“左”倾错误思想的主要观点和表现是: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

对于这种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他说道:

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里,毛泽东根据当时党内干部思想的实际情况,着重从关门主义来分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扫清障碍,对“左”倾路线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只是做初步批判而没有全面展开,准备将来条件成熟后再充分展开,他自己就说,对于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等到将来再说不迟”。

2.剖析错误军事路线的认识论根源和方法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花费了巨大精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等,以及西方的《战争论》等著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基本经验,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军事斗争上的深刻教训。他不是简单地批评当时的错误军事路线,而是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剖析这些错误军事路线出现的认识论根源和方法论基础,指出在错误军事指挥的背后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是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考虑、不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只是机械地照搬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这种“左”倾错误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本质上是主观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应为“拼”——编者注)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不是简单地指出了“左”倾错误的表现和危害,而且从解决问题,避免错误重现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左”倾错误的社会和认识根源。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总之,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做了初步总结,揭示了“左”倾错误的实质、危害、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当然,要更加深刻地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需要更深入地从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上加以剖析。

3.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反思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党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了解;另一方面一些人虽然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不能很好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主观主义错误长期存在,并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理论原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在这种十分复杂、变化动荡的国内外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情势下,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不仅自己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高度重视提高党内干部的军事素质和理论素质。

毛泽东自己高度重视哲学学习和思考。他在湖南一师时就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哲学著作。到陕北后,他努力阅读当时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1936年,斯诺到保安访问毛泽东时,就充分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在《西行漫记》中记述道: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1937年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后,环境相对安定一些,毛泽东发奋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在保安、延安等地,阅注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以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大众哲学》、《哲学选辑》,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他在这些书上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读书笔记。例如,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所写的批注有1.2万多字,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1000多字;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写了2600多字。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1937年5月出版后寄给毛泽东一本,他很快阅读,并在书上做了3500多字的批注。艾思奇的哲学著作《思想方法论》、《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毛泽东都做了批注,1937年9月,还写了19页《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共约3000字。毛泽东的这些批注主要是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以及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等。他还在读书的过程中同一些哲学家交流自己的读书体会。1937年10月,艾思奇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经常与他一起研究哲学问题。例如,在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后,他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毛泽东信中说的“疑点”就是指他对艾思奇书中关于“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看法。他在批注中写道:“‘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毛泽东在阅读和批注这些哲学著作时,不是一般性地泛泛阅读,不是死扣书本的内容,而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把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提到认识论和辩证法上来总结。延安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郭化若曾回忆道:

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

毛泽东这种研究的特点,在他对所读哲学著作的批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他结合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写道: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在看到书中论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性、阶段性问题时,他结合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历史过程批注道:

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段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的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在读到书中论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及人们在认识和解决矛盾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时,毛泽东结合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情况、党内思想斗争的方式方法、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等情况,写道:

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顷〔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苏联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则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在《实践论》中,他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同时,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哲学高度上揭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实质和思想根源:教条主义者无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性,只是照搬照抄书本上的理论和外来的经验,离开中国的具体实践,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而经验主义则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不能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这两种主观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危害极大。他写道: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奋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号召广大干部认真学习理论,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936年10月,毛泽东给叶剑英、刘鼎写信,要他们买一批通俗而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籍,用于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并提出在外工作的同志必须认真读书提高理论素养。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寄到延安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让广大干部阅读学习。

二 在纷繁的矛盾冲突中开展理论交锋

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内部的思想争论和斗争、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思想论战异常激烈。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大的方向和目标一致,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式方法、行动方针等方面也存在分歧,需要通过争论和磋商,形成一致意见,达成思想共识;同时,党内围绕着重大的战略和道路选择以及路线方针也出现了严重分歧,需要通过党内思想斗争以确立正确路线。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不同党派及政治力量之间,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相互之间也展开激烈的理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各种错误理论主张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和宣传正确的指导方针,引领抗日战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和其他反动思想也接连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大肆攻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勇敢地进行理论反击。正是在内外思想交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形成重大理论成果。

1.党内围绕着一些重大问题发生争论并最终形成思想共识

初到陕北和抗战爆发前后,党内在大的方向和目标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具体的政策、行动方针、作战原则上存在着一些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展开了民主的交流和争论,争论双方相互吸收对方的意见,实现智慧集中,达成思想共识。

第一,瓦窑堡会议上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参加抗战、是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争论。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博古等人就民族资产阶级是否有可能参加抗日的问题展开了思想争论。博古等人仍然坚持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中间势力最危险”的主张,认为联合资产阶级抗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张闻天等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两面性,在民族危机的重要关头,民族资产阶级能够从资产阶级的阵营中分化出来,能够同共产党一起合作抗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日是符合现实需要和具体国情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绝不是什么背叛老祖宗。毛泽东提出,在当年福建事变发生时,中央就教条主义地套用所谓“中间势力最危险”的理论,犯关门主义的错误,错失了同福建政府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机会。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再重犯当年的错误。经过争论,毛泽东的观点得到认同,形成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这次争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走向成熟,能够自觉地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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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和清理错误思想
    1. 1.通过批评关门主义初步清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2. 2.剖析错误军事路线的认识论根源和方法论基础
    3. 3.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反思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 二 在纷繁的矛盾冲突中开展理论交锋
    1. 1.党内围绕着一些重大问题发生争论并最终形成思想共识
    2. 2.反对王明的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
    3. 3.同党外的各种错误和反动思想进行理论斗争,阐述正确主张和理论观点
  • 三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理论框架
    1. 1.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2. 2.进一步阐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3. 3.全面准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4. 4.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理论
  • 四 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1. 1.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
    2. 2.创立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形成军事理论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3. 3.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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