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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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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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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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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掀起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高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文献基础。高级干部肃清了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广大党员干部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自觉深入具体实际,广大民众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形成了由政党、领袖、理论家和群众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主体基础。深刻揭示了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本质区别,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进行的创造性的而不是教条式的结合,是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过程。提出了“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有机统一起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阐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指针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深刻总结党的历史,彻底清算错误路线及其主观主义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明确了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完全成熟和团结统一,形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共识。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基本实践、基本经验、基本理论、基本作风,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地位,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一 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文献基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把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组织主体,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理论准备不充分。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包括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不全面,只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观点和片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体缺乏足够的了解。另一方面,一些人虽然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掌握比较全面,但对中国的具体实际却知之不多。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导致了革命实践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挫折。基于这种情况,六届六中全会把学习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提出来,号召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

党内理论准备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得到系统的翻译,人们缺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献基础。要掀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热潮,就必须为广大干部提供学习的文本基础。为此,在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等主要领导的直接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迅速开展。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多次发布文件推动这项工作。1939年5月,《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十二)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十三)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在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宣传部应与发行部发生密切关系”。[]

为了搞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央专门成立了相应的翻译、出版、发行机构。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正式成立马列学院,党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亲自担任院长。该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负责培训干部工作,另一部分则是专门负责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部,张闻天兼任该部主任,编译部的主要人员有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景林、赵飞克、王学文、张仲实、陈絜等,吴亮平、博古、艾思奇、何思敬、成仿吾、徐冰、曹葆华、王思华等人也参与了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编译部设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20卷《列宁选集》。这个编译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在革命斗争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成立这样的马列著作编译机构,并由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编译部主任,足见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的高度重视。编译部成立不久,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开始陆续被翻译出来。1941年编译部撤销后,遂于1942年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除了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编译部,中央军委还成立了由曾涌泉领导的军委编译处,专门翻译马列主义军事著作。

随着编译工作的开展,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也提上日程。于是,党中央在延安专门成立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兼任发行部主任。在出版发行部的领导下,负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当时,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一般的社会科学读物则用新华书局的名义出版。与此同时,延安还成立了青年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民族解放青年社等,这些出版社也出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党中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更加重视。毛泽东曾建议成立一个大的翻译部,大批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信中提出:“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943年5月底,中央专门做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指定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同志组织一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同志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希望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同志把这一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业务之一部分。”[]

2.比较系统地翻译、编辑和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依托上述翻译、出版、发行机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掀起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的高潮。当时,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两大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两大选集。

第一大丛书是《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于1938~1942年完成翻译工作,并陆续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套丛书主要包括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于1938年6月出版;《共产党宣言》于1938年8月出版;《法兰西内战》于1938年11月出版;《政治经济学论丛》于1939年3月出版,该书收录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济学著作;《马恩通信选集》于1939年6月出版,共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31封,分为“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书信”、“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论爱尔兰问题”、“论俄国”四个部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于1939年4月出版;《〈资本论〉提纲》于1939年11月出版,收录了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以及两个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哥达纲领批判》于1939年12月出版;《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于1940年8月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于1942年7月出版。第二大丛书是《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也收录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如《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即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则用》)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就作为该丛书的第13和第16种。

两套丛书和两套选集的翻译出版,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的基本文献,对于全面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除了这些重大文集,延安时期还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陆续出版或在《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相关报刊上发表。如艾思奇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于1938年9月至11月刊登在《解放》周刊第52~54、56期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入门》、《马克思墓前演说》、《马克思小传》、《冲锋》、《军队论》、《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底作用》、《英国工人运动》等先后公开发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吴黎平翻译并重新校订的《反杜林论》,李达、雷仲坚翻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沈志远翻译米丁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等翻译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

除了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外,延安还出版了一系列由中国人自己编纂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例如,方乃宜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艾思奇等编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曹葆华和天蓝翻译、周扬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周扬编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

3.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编译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文集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出版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那些与中国革命直接相关的论著首先成为翻译的重点。整风运动开始后,为适应整风工作需要,又编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专题文集。

1938年,以解放社和中国出版社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文集,就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论文汇集成册。该书最初是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在1937年出版的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集。但是,这个版本很难运到中国。为此,中央决定在中国翻印出版。该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是“古代东方底特点与中国”,摘译了《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东方和中国的观点;第二章“关于中国的论文”,收录了《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等17篇关于中国的论文;第三章“世界商业与对华政策”,摘译了《资本论》等著作中关于世界贸易和中国问题的内容。这个论文集的出版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经典作家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进一步提升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认识。

中国人编纂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文集中,最著名的是由艾思奇等编译、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该书汇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方法论的有关论述,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1942年4月由解放社出版。编者例言中明确写道:“本书是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号召下编纂起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该书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一经出版就在各解放区大量翻印,1949年又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列入“干部必读”系列,大量印刷,广泛发行,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武装的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是由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的鲁艺丛书之一,由曹葆华、天蓝翻译,周扬编校,于1940年完成。该书收录了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敏娜·考茨基、保尔·恩斯特、斐迪南·拉萨尔等的书信,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文艺评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思想,对于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是周扬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编纂的,于1944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该书选辑了马恩列斯以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等的有关论述,按照讲话提出的问题分编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等五辑,有力地配合了对毛泽东《讲话》的学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思想。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蓬勃开展,仅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就达32种,翻译的内容也比以前广泛得多,不仅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著作,而且还有军事学、文艺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提供重要依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理论和文献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形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

延安整风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全党普遍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地团结统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高级干部肃清了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广大党员干部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自觉深入具体实际,广大民众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形成了由政党、领袖、理论家和群众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主体基础。

1.建立学习制度和教育机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

延安时期,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和普及宣传,制定相关的学习制度,创建干部学习的领导机构,举办各级各类学校,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

第一,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制度,明确干部教育的方针和重点,为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制度保障和明确方向。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为基干的一整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体系,保障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持久性和经常性。在加强干部学习制度的同时,党中央对各级干部学校的办学方针、学习方向等都做出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方面的功能。1937年制定的《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规定,抗大“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后,党中央为其规定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1941年9月创办的延安大学在其暂行方案中规定:“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干部为目的。”194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提出:延安干部学校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第二,创建理论学习的领导机构,统一部署和督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奠定组织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首先要抓好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为此,1939年2月27日,党中央成立了由张闻天、李维汉任正、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有领导、有组织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1941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统一领导安排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着重搞好思想方法学习研究,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央部署,纷纷组建学习组,如在重庆的南方局建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包括25人在内的高级学习组,负责南方局的干部学习工作。为了推动干部的理论学习,中央学习组以及后来的总学委,还全面加强指导、督促、检查和考核工作,先后派出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机关、学校检查学习进展情况,总学委还抽阅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中央对延安的干部学习进行了总结评比考核,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都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为了推动广大干部群众理论学习,中央创造性地把每年的5月5日即马克思的诞辰日定为学习节,在这一天总结一年的学习,奖励学习上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朱德总司令就曾经获得过先进个人。

第三,创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全面提升各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创造平台。党领导的各级各类干部学校相继建立,形成了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公学、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等为主体的干部教育学校体系,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多种专门学科和专业,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的平台。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成立,专门负责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兼任院长。干部学习的课程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等,目的是培养更多理论人才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经常到马列学院讲课。1941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各种干部学校,并对不同学校的职能做了一些大致的分工: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改组)作为高级研究机关,着重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应用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中央党校是培养党的高中级干部的机构,重点是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抗日军政大学等军事学院是培养高中级军事干部的学校,重点是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等,重点培养党与非党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军事学院、行政学院等高等干部学校,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开展各种培训,提升干部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第四,创办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的传播载体。延安地区的报纸杂志,初期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刊物《团结》等。1939年后又新办了《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等报刊。此外,新华社出版《今日新闻》、中宣部出版《文摘》、陕西省委出版《西北》周刊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解放日报》、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报刊、通讯社、广播三位一体的新闻传播体系。各抗日根据地也创办了《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拂晓报》、《前进报》、《人民革命军报》等。这些载体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映与指导根据地的抗战及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直接同广大干部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2.普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组织主体的发展

延安整风是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掀起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高潮,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促进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对于形成和发展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组织主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开始投入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没有完成在思想上、理论上完全建党的任务。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同时也缺乏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科学分析,没有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党内多次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一直到抗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仍然严重存在,党风、学风和文风不正的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快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人猛增至1940年的80万人,这些新党员大多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家庭,虽有高度的革命积极性,但存在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党内错误思想滋长的社会根源。在此情况下,不提高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就难以完成领导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任务。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也逐步形成并日益成熟。在此条件下,党中央领导开展了整风运动,广泛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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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文献基础
    1. 1.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
    2. 2.比较系统地翻译、编辑和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3. 3.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编译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文集
  • 二 形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
    1. 1.建立学习制度和教育机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
    2. 2.普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组织主体的发展
    3. 3.提高高级干部的理论鉴别和创新能力,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领袖群体
    4. 4.推动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
    5. 5.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
  • 三 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
    1. 1.深刻揭示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本质区别
    2. 2.全面论述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
    3. 3.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
    4. 4.深刻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 四 通过清算错误路线及其思想根源形成思想共识
    1. 1.清算教条主义任务的提出及其受到的阻碍
    2. 2.形成了清算错误路线及其“左”倾教条主义根源的基本思路
    3. 3.进一步批判和集中清算路线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4. 4.集中全党智慧形成历史决议,彻底清算错误路线及其思想根源
  • 五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
    1. 1.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并日益完善
    2. 2.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整风过程中获得全党的集体认同
    3. 3.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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